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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知道“沙利文”，是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沙利文”的什锦巧克力糖，是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儿子的心爱之物,他妈妈每次去南京路,都要给他买回来；“沙利文”的西点,则是私营工商业者待客的不二之选。曾几何时“沙利文”是老上海高档食品代名词。
现在说起“沙利文”，年轻人大多是不知道的，但说起光明牌冷饮就熟悉了许多。当年生产光明牌冷饮的国营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原来的名字就是沙利文食品厂。不过沙利文同时也是咖啡馆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知道。 光明牌白雪冰砖是大家共同的回忆。 沙利文糖果行（Sullivan’s Fine Candies），创办之初，由老板沙利文自任经理。1922 年该商行被一美侨雷文接盘，英文名改称 （Bake-Fine Bakery），中文名照旧。
1925 年，沙利文糖果行吸纳社会股份而改称沙利文面包饼干糖果公司，并向美国俄亥俄州注册，西文名为Bakeries Co. Federal Inc. U.S.A，并在新闸路开设工厂。 沙利文面包饼干糖果公司股票。
沙利文的面包、饼干、糖果、糕点享誉上海，以至于“沙利文”在老派沪语中常被作为糖果饼干的代名词。1949 年以后，沙利文公司与苏格兰人詹姆斯﹒义利所开的“义利食品厂”、“马宝山糖果饼干公司”等合并为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后上海光明集团）。
但在1920年代中期，对于上海那部分生活优渥而又讲究时髦、洋气的人士来说，更受他们青睐的并不是生产糖果、饼干的沙利文，而是沙利文咖啡馆。 静安寺路上沙利文咖啡馆。
沙利文咖啡馆的英文名字很奇怪，并不叫咖啡馆，而是叫做“Chocolate Shop”，直译成中文应当是“巧克力店”。既然是巧克力店，里面自然有热巧克力饮料供应，另外也有牛奶、果汁、英国式红茶、汽水和各种冰激凌。
沙利文咖啡馆的特色之一，咖啡都是用小壶煮的，以保持其原煮的香味，然后由侍应女郎拿着玻璃小壶，直接注到顾客面前的空杯里。“
沙利文咖啡馆一共有两家：一家开在南京东路、江西中路处，通常被称为东沙利文；静安寺路上的这家则被称为西沙利文，开在泰兴路口，位置就在后来摩士达商厦，再往前走就是鸿翔公司和王家沙点心店。 东沙利文地址是南京东路229号，离老介福很近。
东沙利文具体地址是南京东路229号，是栋英式的两层楼建筑，格局是英国维多利亚风格的，给人古老庄重的感觉。底层是一间宽敞的大厅，摆满就餐的方桌，楼上是一圈很宽的长廊，靠着栏杆的座位可以看到下面的餐厅。
东沙利文的英国派头虽然有点唬人，但其实在那里吃顿午餐并不贵，当时才合美金五毛钱。它中午供应简餐，晚上就供应成套的大菜了。据说菜肴口味平平，专以气派和格调取胜。
当时的上海开了许多洋行，洋行的职员被通称为“买办”。南京路上的“东沙利文”，便是外滩一带洋行老板和买办们用餐、休闲的地方。但晚餐过后，东沙利文就早早打烊了。因为那一带是金融商业区，晚上人流较少。
美国左翼记者爱德加．史诺就是在东沙利文，邂逅他的第一任妻子、时任美国领馆秘书的海伦。南京路旧址于二十世纪 60 年代拆除，建为华东电管局大楼。 西沙利文在南京西路883号（地图中红色标注处）。 南京西路863号是鸿翔公司，离883号的沙利文很近。图为1930年代万国商团队伍路过鸿翔公司。
西沙利文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麦德赫斯脱路（今泰兴路）交口上，也是一座两层的英式建筑。西沙利文店堂面积不及东沙利文大，也不供应西餐，但名气却响很多。甚至很多人只知道有西沙利文，而不知道还有东沙利文。 西沙利文对面就是赫赫有名的麦特赫斯特公寓（泰兴大楼），是由英商新瑞和洋行设计，地处南京西路、泰兴路转角处，1934年竣工。 公寓建筑立面以横线条为主，在女儿墙和底层腰线上也装饰细横线条，中央部分突出垂直线条。整个建筑洋溢现代建筑风格。 泰兴大楼中央部分是12层，两翼稍低为9层。底层沿街辟为店铺，后部为辅助用房。楼层均是公寓住宅，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建筑面积8620平方米。 西沙利文有上下两层，价格相同，楼下东、西两侧各有一排火车卡座，中间是十多张四座的小圆桌，铺着绿白方格台布，风格清新淡雅。楼上多是小圆台，环境比楼下优雅些，临街落地长窗，可以俯瞰静安寺路的风景。
沙利文咖啡馆里年轻貌美的服务员是特别挑选的，有一半是白种人。她们常年穿着绿白相配的裙式制服，天热时是布料，秋凉后换成呢料。她们全部会说流利的英语，彬彬有礼地为顾客们服务。这使得到“西沙利文”喝咖啡、聚会，成了上海滩上一种身份的象征。
西沙利文的楼上还设有自动选曲电唱机，里面装着24张唱片，可以让顾客们边喝咖啡，边听自己所点播的好莱坞电影乐曲。这样的点播，不另外收费，唱片也定期更换，基本都是节奏缓慢、旋律优美的流行金曲，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
西沙利文的蛋糕西点是非常有名的，除掉外卖，店堂里也有供应。顾客若要点心，就向女服务员招呼一声，她们便会用镀银的高脚盘，盛装半打或一打各式西点，放在桌上听任顾客选择食用。结账时再把吃掉的几件西点算在账单里。这样的做法，现在看来可能觉得不卫生，但在当时是上海高级咖啡馆很普遍的做法。
1930年代上海咖啡馆里的女士。
西沙利文咖啡馆上下两层的顾客类型不尽相同。底层大多是来谈生意，或路过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坐一会就走的。楼上的大多数是孵客，喝完杯中的咖啡，便招呼女服务员拿来一杯白开水，在那里孵上一下午或一整个晚上。开水是免费的，喝完可以招呼添加，不用担心受到服务员或领班的白眼。 说起上海滩喝咖啡的传统，应该是英国人带来的。1843年后，英国人初到上海，基本不吃中国食物，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他们吃的都是英国口味的食品，从英国进口。 咖啡刚刚传入上海的时候，并没有独立营业的咖啡馆，它只是当做吃完西餐后的辅助饮料。在上海的竹枝词里有这样的记载： 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佳肴难辨详； 布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及散场。 上文中的“大菜”就是指“西餐”。据目前资料考证，上海最早提供咖啡的，是几个外国人开设在英租界的老德记西餐馆。尽管咖啡馆当时是新生事物，但对于咖啡馆里侍应生的要求却非常严格，咖啡馆对员工的规章制度规定的非常详细。
下面的文字，摘录自1946年12月6日《新民晚报》刊登的“侍应生座谈会”一文。该文详细介绍了“四姊妹”咖啡馆对侍应生的要求： 四姊妹咖啡馆全体男、女侍应生，每逢星期三一点半至两点，举行座谈会一次。除受训上级命令外，对于服务方面辄有详细讨论。“大会”开始，二十余位男、女侍应生围坐一堆，全神贯注聆听某Captain发表宏论。 其实坐客尚少，全室寂静，不时从红裙白衫堆中传来阵阵笑声，情形至为和洽，兹将该会讨论侍应生服务客人，应有之态度及全身“配备”，摘录如下： 第一、美容。 涂胭脂、擦口红虽为一般“人士”所反对，并视为多余的奢侈，但在我们服务观点来看，化妆不但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而是一种必须条件，“不化妆就是对客人的不礼貌”，所以无论是男的或女的，当然，尤以女同仁应格外注意此点。 每天在工作之前，对面容应有一番处理，粉固然要擦，口红更不能不涂。因为口红在吸引力上实占有重要地位。除此外，头发亦应保持相当的整洁，最好能洒上几滴“夜来香”，便能收“人犹未近身，香气已触鼻”之效。 第二、衣饰。 衣服要穿的整齐，犹以女同仁的袜子要挺括，皮鞋应保持光亮，必要时，花些本钱擦擦，不要因为衣饰的不洁，而影响客人的兴致。 第三、工作精神。 工作是要养成责任的观念，勿互相推诿，客人呼唤应随时趋前听使，纵无开心之事，亦应笑露笑容，开口闭口“先生”不要忘记，表示尊敬热络。女同仁最大的毛病是“死样怪气”，“面孔毕板”，这是得罪客人的主要原因。 第四、识相。 若见座中男女来宾有调笑等情，应速即远避，假装不知，更不能正视。要不然不但有破坏好事之嫌，在背后更难免有“这家咖啡馆的boy一眼也不识相”之宣传，这对于营业确有很大影响。 从上可知，老上海咖啡馆里的服务标准是非常高的，处处体现了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上面的服务标准，即使放在现在的上海，能做到的咖啡馆可能也不多吧。所以渐渐的在咖啡馆消费，成为人们彰显身份的一种方式，咖啡馆也就成了高消费的象征。 1920-1930年代，在沙利文、DDS等咖啡馆每客咖啡大抵是6、7角，兼有简易西餐，而且没有续杯的说法。而此时一般茶馆、茶楼，每壶茶价只是三分，新雅茶室里的茶也只卖一角。 相对而言咖啡馆的消费是高的，在那里消费的一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阶层。当时的官僚、商人、知识分子、职员等中上层人士为咖啡馆的常客。 从收入来看，当时职员工资一般在60元以上，高级职员可达300元；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已达小康水平，大学教授最高可拿到月薪600元的工资，助教最少也有100元。 而同时期，工人阶级的收入就少很多。根据国民政府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的调查，工人家庭每家每月平均收入为32.8元，而同期工人家庭每月生活必需品（只包括食物、衣服、房租等）的平均支出为32.5元。工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去咖啡馆中享受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奢侈的梦想。当时有人写到：什么沙利文、DDS咖啡馆，都是发财老官的食堂，像我们这样满身酸气的穷汉，连气味都嗅不到一些。 可能正如许纪霖所说：无论是酒吧、咖啡馆、都是上海白领、文化人的风花雪月之地。那里演绎的不是欧洲、香港的日常生活，而是文化贵族的身份验证，是一种文化自慰。 在上海，无论是在民国还是在如今，孵咖啡馆一直是作为一种摩登的生活方式为市民所追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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