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印顺导师的学风 刘嘉诚 当千禧年世纪交替的时刻，人们决定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个荣耀追加给爱因斯坦时，我不禁联想到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佛教思想家这个荣誉，无疑地应该颁给印顺导师。 在西方哲学界，康德曾经为人类的知识掀起了哥白尼革命； 在印度佛教史上，穆帝(T.R.V. Murti)曾认定龙树乃是东方的康德； 而就中国佛教而言，站在相同的划时代思想革命之意义来看，印公或可称得上是中国的康德或龙树。 回顾过去一个世纪，印公在佛学研究这一条路上默默耕耘，竭尽心智，缔造出极为卓越的成就。 个人以为，印公至少为中国佛教乃至台湾佛教创下了如下几个第一的纪录： 第一位突破中国传统宗派的旧思维而以印度佛教之发展史为佛法全体， 第一位幼年辍学、自学成功而在学术界独领风骚的学僧， 第一位融贯全体佛教而有系统地写下具创发力之等身著作的中国学者， 第一位取得日本博士学位的华人比丘， 第一位提出“人间佛教”！而为现今台湾佛教界推动人间净土的精神导师。 面对这些印公所写下的第一纪录，笔者除了赞叹，更希望能够从中寻求印公曾为佛教所树立的学风──一个过去曾写下历史、未来能启发后学的学风，而它深具着振衰起弊的划时代意义。 以下是个人对这个学风所尝试的探讨。 一、正见为导的佛学修为 信印与理性一直是宗教人所面临的两个重要课题，缺乏理性的信仰固然陷于独断论，可是缺乏信仰的理性也难免遭致怀疑论。 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中世纪哲学家曾试图调和希伯来神学（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康德则提出“论尽知识俾便保留信仰之路”的至理名言。 就此，印公站在佛教的立场，强调佛教徒应以正见为先导，其理路几与西方哲人一致。 印公认为：“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依正见而起正信，乃能引发正行而向于佛道，自利利人，护持正法。” “正见”古来即居于八正道之首，原非印公先发之孤明。 可是在中国佛教，正见久已沦为泛泛之论，而不是严谨的理性思辨。 受中国简易素朴学风的影响，正见往往被归约为一经一论，祖庭训示，一咒一名，乃至三藏十二教是魔是梵，正见必离言教，须在言语道断中得。如此的正见发展到最后，使佛教流于极端世俗化，佛教只剩下香火道场，经忏应赴。 印公不满于现实的佛教与经论中的佛教差距太远，于是激发他遍求典籍、深入经藏以探求纯正佛法之决心。印公深入经藏中的爬梳，奠定他从事佛学研究的深厚根基，也确立了佛法的如实知见，此一佛法正见引导他一生的修持，依教奉行。 在以树立正见为前提下，印公无疑是以理性为优位的。 印公重理性思辨的学风，在其著作中到处可见，对于历来佛教法义之疑义，或是学界对某问题之争论，印公每能依于经教及其洞见，直指问题核心，厘清问题所在。 其对教义之见解，佛法之宗旨，可谓已达任运自如，不择地皆可出之功力。 我们或可说，印公此一重“见闻熏习”的学风，可以直追“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 二、平凡无奇的弘化风格 每一个宗教，很少不和神秘经验有所结合。西方对宗教(religion)的定义，则直接指为神与人之间的连系，东方的宗教也很少不具有神教的色彩。佛教固然不具神权崇拜，可是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在修行的过程中也离不开神秘经验。经典中所提到的神通，可视为佛教的神秘经验。 然而神秘经验不是佛教所独有，世上每个宗教在修行过程中总伴随着几分神秘经验。 印公认为，在修行中所经验到的并不一定是佛法，因为外道也有神通，重要的是要看其人之修行与佛法的根本义理是否相符，以及其行为表现是什么样子。 印公以释尊的教化为例，指出释尊的教化有所谓“神通论、教诫论、记心论”，其中佛法的重点是教诫论。佛证悟后所表现出来的，主要就是用教诫来引导众生，使人向上，而不是用那些怪模怪样的──寒山式、济公式等索隐行怪的方式来教导大众。 从佛陀数十年谆谆教诲、游化人间的行迹来看，佛法的确是以教诫论为主要的。否则，如果尽以索隐行怪为榜样，舍佛法而侈谈神通，从神通来建立佛教，那么佛教就和外道一样了。 印公从释尊的教诫论体会到修行的平淡正常。佛是人，是教师，而不是神棍，因此佛弟子应以佛为模范，也要教导人正常。从印公数十年之著书与弘法来看，印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平凡无奇的弘化风格。 印公毕生之著作，旨在探求纯正之佛法，以厘清佛法根本与外道末流之分际。其一生之弘化，无不劝人依教奉行，做一个平淡而正常的人。诚如其所写之自传──《平凡的一生》，印公自认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平淡自处，亦以平淡教人。而印公此种平凡无奇的弘化风格，又何尝不是直承自世尊呢？ 三、反天神化的佛法本色 从印度佛教史来看，佛教因反吠陀而兴起，可是最终却也因融吠陀而衰灭，这在印公所著《印度之佛教》中有详细解说。印公将印度佛教之演变取喻人之一生分为五期： 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诞生期) 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童年期) 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少壮期) 倾向如来之菩萨分流(渐衰期) 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老死期)。 简言之，佛教原来是以无我解脱来反对婆罗门的梵我一如，演变到最后，由于梵文化的兴盛，佛教为了融摄外道以方便适应，反却失去了佛法本色，变成了一味求天乐的梵佛一体。 佛教传到汉、藏等地，不仅秘密乘的天化严重，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之“天佛一如”，而且汉地所传之佛教，竟发展到只重视超度亡灵之经忏佛事。 太虚大师针对这种专重死与鬼的佛教，曾提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力图革除佛教徒重死不重生的弊病。 印公则进一步提出，佛法以人为本，不仅不应鬼化，也不应天化、神化；换言之，佛教不是鬼教，也不是(天)神教，而是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 印公“人间佛教”的主张，可以溯至阿含经文，如《增含》〈等见品〉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四意断品〉说：“我(释迦)今亦是人数。” 阿含是佛法的根本，因此印公的“人间佛教”，乃在呈显反天神化，回归以人为本的佛法本色。 四、超越宗派的自依法依 佛教在部派分化之前，是和合一味的佛法。佛住世时，即劝佛弟子“当自归依，归依于法，勿他归依。” 佛教分化后，部派间之论义容或有差异，尚能相承世尊此一教诫。 乃至大乘佛教兴起，从龙树倡言之“自知不随他”，犹能见证佛教“自依止、法依止”之传承。 佛教传至中国，从早期佛法的相承到后来的宗派始祖出现，“宗”的观念乃在中国佛教中确立。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或许受中国本有的家族、宗族意识的影响，“宗派分立”逐渐形成中国佛教的特色。 所谓大乘八宗，无不各以“自家祖承”衔接“天竺法脉”，以为佛法正流。各家多半贬小扬大，各据经典以为圆顿，久之形成门户之见，或以自宗为究竟，或以祖训凌驾佛说。 印公身为中国僧侣的一份子，从佛教源流的探寻中，发现佛法并不是这个样子。 印公自许其研究佛学，一向以探求佛法的真实为依循，从不受民族情感所拘蔽，所以不但尊重中国佛教，更且重视印度佛教。 印公以为，中国人不一定要信中国祖师的教理，而是要信仰真正的佛法；换言之，其信仰的判准是佛法，而不是宗派之见。 印公虽普遍涉猎过各宗言论，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什么宗，因为他以为“宗”乃是佛法为适应时代及特殊文化思想而发展形成的，不能代表佛法的根本大义。因此，其修学佛法，旨在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真正的佛法，而不想做一宗一派的子孙。 印公自认缺少祖师精神，所以不仅不属于宗派徒裔，也无意自立门户而成为宗派祖师。 相对于现今佛教界普遍地各拥山头、门徒旺盛之现象，印公是显得有点孤独的，不免有不适宜当今中国佛教之叹。 然而从另一方面而言，印公超越宗派的宏观视野，直探和合一味的佛法，其所彰显的风格，乃是世尊“自依止、法依止”的教诫。 五、坚逾丹石的出尘之志 东晋庐山慧远，曾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为僧侣和世俗礼教之间区划出方内与方外的分际，树立了中国僧侣的超俗形象与尊严。 然而随着佛教的流传，情形有了改变，佛教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有附和权贵的趋向，或者适于随顺世俗，求取利养，而有奉承护法信众的行为。于是僧俗之间的分际出现了模糊，僧人的超尘形象也受到了影响。 印公对于此一教界流风有深刻的观察与警惕，他认为出家人如果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礼请斋，这不但显示自己无知，而且更助长了在家居士的我慢及轻视出家人的风气。因此，印公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也从不恭维奉承护法居士，以免他们陷于轻僧、毁僧，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 印公曾自承其生性内向，不会应酬，仿佛道出其不会逢迎名流居士乃是个性使然。可是，如果我们综观印公毕生以究竟佛法为重，真正做到“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则其对僧伽尊严之维护，实不只是个性使然，而是坚逾丹石的出尘之志之朗现。 综上所述，印公的学风可以归纳如下： 在佛法的修学上以理智为本； 在佛法的弘化上以人性为本； 在究竟佛法上以性空为本； 在住持佛法上以僧伽为本。 简言之，印公的学风可以称为“智本、人本、空本、僧本”的四本主义。 而与这个学风相反的，几乎是数百年来之佛教乃至当代佛教之真实写照，面对此一佛教实况，印公以其只笔，针砭佛教长期以来之积非成是，其间所遭遇的横逆与险阻，直如“两岸猿啼”、“万山奔溪”。 然而，今日海内外佛教学界对印公思想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足见印公的学风已对当代佛教产生影响力。 值此印公九五嵩寿之际，笔者一方面祝福印公法体安康，一方面衷心期待未来的佛法，能够在印公学风的启发下， 从“天上成佛”回归到“人间成佛”， 从“非因缘有”回归到“因缘所生”， 从“真常大我”回归到“无我”， 从“欲乐中成佛”回归到“离欲梵行得解脱”， 从“即身成佛”回归到“菩萨无量亿劫在生死中利益众生”。 《法华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佛法的方便与究竟之间如何取舍，睽诸印公在过去一个世纪为圣教为三宝所树立的划时代学风，答案显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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