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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文化研究之乡村建设面临之问题

 壶公评论 2017-11-23


 

梁漱溟发现,西方世界同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交锋在基本上在文化问题方面,“是 整个文化不同的问题”①而不是政治、经济上的某一部分和层面的问题。中国近代以来 历次政治经济上的改良运动以及革命所以未能成功,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社会“极严重 的文化失调”。

 

从西方打开中国国门后的数次文化交锋中,中国文化相形见绌,传统文 化无法应对世界新环境,于是不得不改变自己以求应付西方文化。可最终学西方没有成 功,反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搞乱了。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我们大多数百姓没有养 成那样的政治习惯,运用不了西方特色的政治制度。

 

因此,取得政治革新首要前提,就 势必要使大多数百姓形成符合现代语境的经济政治生活习惯,而但凡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习惯的养成务必要有一种新文化习惯做为其基础,以此中国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文 化问题。因此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 变出一个新文化来”,③而最终利用乡村建设的道路来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任务。

 

1 乡村文化失调

 

梁漱溟发现乡村运动根源在于这个时期“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④,中 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 乡村破坏史。”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乡村长时间的破坏来自国内以及国外两个方面。国 外的破坏在于战争、文化交锋以及国际贸易竞争上的失败。国内的破坏是指一种自我主 观上地破坏,是更具杀伤力的破坏。“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 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⑥“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①。

 

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的反思引起 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形上内求的价值理想的排斥与抗争,而“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 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②。梁漱溟从文化的反思进一步延伸到对中国社会组织构 成的反思。前面章节中谈到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特性时指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文化 相比较,其独特性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伦理本位”,梁漱溟认 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 活(不能离社会)”,“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 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 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

 

和西方世界集团生活造成的法律、纪律相应,我们以血缘缔造 的家庭伦理规范不止步于家庭,它扩充于家庭以外的社会,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规范。 所以照梁漱溟认为,中国从前秦之后,社会每个成员之间是感情、义务和人伦关系。伦 理关系而生的情谊占领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经济生活中,整合社会“隐然有一种共 产”,而且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 ④。政治生活中,“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 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

 

“职业分立”是 和西方世界“阶级对立”一一对应的概念。梁漱溟指出中国没有产生阶级的概念,仅仅 是职业的概念。关于阶级对立的产生梁漱溟解释为生产工作与生产工具分属两阶层的 人。中国自古“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遗产均分”,生产工具数千年未有大 的变化,加上官员流动性大等诸多因素,各个行业没有形成垄断以此无从涉及阶级的形 成。整个社会成员由士、农、工、商,四大类职业组成,各类成员各司其职。“无论为 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⑥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 的入侵严重冲击了“伦理本位”与“职业分立”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构成,结果并没 有形成“阶级对立”与“个人本位”的社会,其真正乃是流为了一种 “旧辙已破,新 规未立”的社会标准混乱状况,此状况便是文化的失调。此时整个社会陷入迷失境遇, 社会矛盾此起彼伏。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所遭遇的溃败是文化失调的客观结果,当务之急在于将西方世 界的集团生活与科学精神实践于乡村,重组乡村社会结构振兴农业,进而由农业的现代 化带动工业的现代化,造就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梁漱 溟认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认识老中国”的最好途径。梁漱溟通过比较中西文化论 证了西方文化意欲向前用力的根本精神,西方世界是习惯于外求的,其面向自然将自然 为研究对象,改造和利用自然,其集团的生活方式造就了通过自由民主的途径向社会寻 求权利。因此科学和民主发达。所以,西方文化的根基于工具理性。中国文化以意欲内 求中庸圆融为根本精神,中国人习惯向内用力,不跳出自然观察自然不求于自然而求于 自己,不从社会中寻求权利只承担相因的义务,自足内敛安分守己,以此无科学民主而 言。但内在的精神层面中国确实是优于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在“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 无力”深处“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 的睿发”①。

 

梁漱溟断定“中国复活”“唯一无二的路”当是:“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人生态度”暗含与文化态度,文化态度出自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自身。梁漱溟认 为:“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 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所以,“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动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要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因此,梁漱溟认为如果中国出现西方式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②人生态度复兴的根本在于“老根发新芽”。依梁漱溟“一面表示 是新的东西一面又表示是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既不是原来的旧东西, 也不是纯粹另外一个新东西,他是从旧东西里面转变出来的一个新东西。”[8]梁漱溟不承 认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能铲除传统的老根而形成一个纯正西方式的国家。另一方面梁 漱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守旧派,其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不进行彻底的革新 是没有出路的。中国文化之根从实的层面讨论其根本就是中国的乡村文化,从虚的层面 讨论,就是乡村中“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传统道理,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理性。中国文化伦理理性之根与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民主是不相称的,其中中国 文化的内在精神远胜于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因此中国必修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从老 根上发出新芽,才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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