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卢嘉亮
在陆丰境内，大多乡村都“做灯”的习俗。而且约定俗成大多选择在元宵之前，多数在正月十三这一天。而大塘这个古老的村落，为纪念卢氏祖先，则选择在十一世祖知人公忌辰的正月十一为开灯日，而且其仪式与规模相对于其他乡村更为隆重。
如果追溯大塘卢氏开灯的风俗——“做灯”的历史渊源，恐怕在明代中叶或更早一段时间就已形成。这种开灯风俗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淘洗，在社会各氏族祭祀中相互兼容、几经增损，发展到今天具有相当规模；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冲击下，尤其经土改，历文革，卢氏大宗祠之龛椟被拆除，牌位付之一炬；并将之设为溪南乡府。由于没有摆设灯席的场所，各家只好各行其是，拜拜自家祖先，以申孝敬，崇报宗功；相沿几百年的开灯习俗一度受到限制、破坏、几至销声匿迹。解放后的一段时间，本要当年完成的开灯庆典，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而改变，变得可以随意延期举行。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大塘卢氏大宗祠升高修葺，重置龛椟，新雕神主，终于恢复乡俗民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深圳新市的崛起，农村面貌也随之不断改观，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摆设灯席因而更加讲究起来。席面显得丰盛、奇特、璀璨，祭桌上大都设置有两株一米高桃树枝的“祥灯树”（犹如圣诞树），树枝上卷上绿条纸，上面系着朵朵配有绿叶的红花（用大红、粉红、桃红、橙色等皱纹纸或拷贝色纸）。 关于“抢灯花”，应该是大塘“做灯”的一个小插曲，可谓特写镜头。本来，观灯席、赏灯花，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进大宗祠。按规矩，未生育的新婚夫妇，或由婆婆带着羞怯的新儿媳，在丁头户将要回收时，向摆灯席的人讨取灯花，以此表示有花便有子，是吉利的象征，亦希望新娘子来年喜得贵子，与大家一样大摆灯席。一般“受讨”的人要拗一枝带有几朵灯花的作应酬；千万不可拒绝，亦不可强扭。又因旗派械斗而改变、破坏了常规。光绪后期的一年，旗派斗争尚未完全平息，开灯前后，大塘必须在主要公路口放哨探风，以防敌人搞突然袭击。正月十一，大宗祠内都摆满花团锦族的灯席，大家观赏花，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大概快要结束的时候，忽听祠外有人高喊：“乡里有藏人”，灯头户顿时收拾摆设，纷纷向大门冲出，祠内人心惶惶，而尚未得到灯花的人，却涌向大门拦截，七手八脚攀扭灯花，祠门前霎时一片混乱......可到了第二年，男丁聚添，摆灯席的丁头户翻了翻。人们以此扭抢灯花为正常的举动，热烈的气氛，吉祥的象征，一改往常讨灯花的温存常态与惯例。
尔后，强扭灯花的不再限于新婚夫妇，或一般的老年妇女（婆婆）；年轻小伙子、妙龄少女也可以为其嫂子强扭灯花大出手，鳄鱼似地伏于大门两侧，伺机等待灯花从门前经过而猎取。而在祠内摆设灯席的丁头户，总是千方百计设法摆脱“拦路抢劫”,机警地、小心翼翼地避免因攀扭灯花而摔坏瓯碗盘杯等器物。
我倒是赞同有的人家灯花干脆不扎紧，另困扎几枝易于攀扭、脱离的花枝，专门留待他人采摘，容易攀扭就不会伤及瓷器，祭器。这应是利人利己的明智选择。可有个别人竟想出绝招来，将整株“祥灯树”置于米箩用尼龙塑料罩住，指定高个子扛在肩膀上向大门“突围”。然后，这样做不文明、不明智、自私自利，失去灯花共赏、留传他人采摘的历史意义，背弃了世代相传的繁衍规律。还有的在初十夜就先行摆设了，大多未到十一点就收回了。他们这样做，固然较为轻松，不存在被扭抢的“惊险”，明日做菜请客，时间绰绰有馀。在夜里开灯设席祭拜祖先无可厚非：可他们似乎忘记了真正开灯日。试想，所有“丁头户”都这样做，摆灯席、赏灯花、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喜气洋洋；那象征祥和、喜悦的气氛显然逊色；而抢灯花，那表示吉利友好、象征采花结子的“小插曲”也就没有着落了。须知元正十一，乃是大塘卢的良辰穀旦，非但是祖先的纪念日，亦是后裔的喜庆日。
为了发扬优良传统,革除陈规陋习,删淘繁冗礼节,赋予一年一度的开灯典礼以新的内涵;提倡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搞好安定团结,和睦相处 和衷共济,为大塘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让大塘的开灯习俗年复一年地传承下来、延续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