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虐童,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2017-11-24  冀北书斋

作者:杨早,知名文史学者,作品有《野史记》《说史记》《民国了》等。

来源:腾讯·大家



眼睛一睁,又曝光了一桩幼儿园虐童案,而且,情节之离奇,让孩儿他娘连声感慨:“我宁愿只是普通的虐童,普通的扎针吃药,老师为了怕麻烦,园长为了省薪水。不然……太没法想象了!”



放学的时候,妈妈们拉着已经上学的孩子,反反复复地追问:你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没有挨打?有没有被老师喂过药片?有没有……问完自家孩子问同学,幸好,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个妈妈满足地笑了:“我要去群里表扬老师们!”



这真是“苦恼人的笑”,感恩节,感谢老师们放过俺家嫩娃。



已经被反复嘲笑的中产阶级,又迎来了新一轮嘲笑:你们不是想靠市场手段汰劣存优吗?


你们不是梦想财务自由就能换来心灵自由吗?


你们不是一天到晚焦虑生怕掉回底层吗?


现在好了,环球同此凉热,县城幼儿园虐童,大公司的亲子中心照样虐童,一个月交几百一千的黑幼儿园不靠谱,一月交五千多的纽交所上市公司旗下连锁品牌,就可靠吗?



这脸,打得啪啪响。





我仿佛看见,无数只手机屏幕前,无数台电脑显示器前,无数口倒抽的凉气,无数声绝望的呻吟,还有无数颗正在被恐惧冻成冰白色的心脏。



《人民日报》的快评指出:“应该说,绝大多数托幼机构、幼儿园,都有着规范、科学的管理,能够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放心托付……近期的这些事件,虽然都属极端个案,但都击中了孩子这根家长绷得最紧的神经。”


虽然说的未尝不是事实,但用“极端个案”来抚慰人心,已经越来越难奏效了,因为这些极端个案击中的,是十余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市场化信心。



大国崛起,天猫京东亚马逊,中国人买遍全球,出国待产留学潮,再加上应用评分朋友圈,病毒营销攒口碑,十余年来,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花高价买质量,凭名声抱粗腿。



这种习惯后面有着朴素的消费心理:

越是大企业,越是高价产品,就越担心负面名声,越害怕消费者投诉,所以就越注意品质控制,越懂得危机公关,这就叫“用脚投票”。



这种认知在大多数时候是奏效的,所以容易被人当成普世法则。


但在儿童教育这件事上,中国父母屡屡受挫,《人民日报》的评论强调“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可是选择谁来育,谁来教,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标准。


儿童教育,是要变成一场全民撞大运的抽奖吗?


多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后,呼吁“加强监管”的声浪陡起,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心理反应,


可是,“有必要设定幼师收入补偿制度,有必要弥补幼师心理落差以增强职业认同感,有必要通过职称评定等方式将幼师纳入统一管理,有必要对幼师上岗进行资格审查、定期考核、不定期淘汰”,


这些“有必要”什么时候才能落到实处啊?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大人能等,孩子也等不了哇。


莫非要等孩子的孩子那一代才能享受到严格监管的幼儿教育?


技术派说装手机监控软件,让家长随时可以看到孩子,全民监督幼儿园。


这事儿听着解恨,但怎么想怎么古怪。比如一位公务员,一位办公室文员,电脑上随时开着一个窗口,固定镜头对准自己的小宝贝。


突然瞥见什么不妥,抄起电话就打过去……


可是,全程监控已经代表你对园方与教师的不信任,你能相信他们在电话中的解释?


结果一定是不断有人二话不说就冲出办公室,杀向幼儿园或小学……


相信我,这种新的工间操,一定会成为中国一大特色。


一劳永逸的方法一时半会儿肯定想不出来。


我们还是应该回头面对自己的内心: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



父母们第一层的恐惧,是在购买儿童教养时无章可循,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摆脱随时生活在虐童疑云下的恐惧。


是的,人们恐惧的首先是无法免于恐惧。


“免于恐惧的自由”被罗斯福定义为人类生而有之的四大自由之一,一旦失去,人生的不自由程度可想而知,那样的话,生个孩子不是给自己造了座监狱吗?





前几天热议的“阿姨改变中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现代都市人群,在越来越方便的电器、外卖、网购帮助下,成人对家庭辅助的需求已经弱到近乎为零。



请阿姨的唯一理由就是家里有老或有小,这两个家庭的最脆弱也是最难监管的环节,迫使家中挣钱的主力们自愿不自愿地加价,以求用价格劣中选优,给自己一份免于恐惧的保障。


按市场原理,这个价格到达一个临界点,当然会有大批的职场女性放弃工作回归家庭,或者为了工作放弃家庭。


那么,儿童的公共化教养,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不放心幼儿园不放心小学,就自己带自己教?



如果真的逼到这个境地,养孩子在都市人群中,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奢侈消费,要满足生儿育女的愿望,需要强大的家庭财务能力与教养者(不一定是女性)的全职付出。


荒诞不?人类自古以来正常的生命延续,变成了巨大恐惧支配下的两难选择。


是不是家庭真该消亡了?



然而恐惧尚不止于此。


否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完成幼儿园教育,小学看上去也没什么大问题的父母,为什么也心里拔凉拔凉的呢?


在江歌刘鑫案的讨论中,我发现最激动最愤怒的,是那些发现有人居然不曾无保留地同情江妈谴责刘鑫的网民。


他们自认维护正义,却不惜用恶詈、诅咒和威胁去对付那些异议者。


我想其实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恐惧的是自己认为天经地义的道德伦理,居然没能不言自明地获得另一些旁观者的认同。


我认为父母们的心态类似于此


他们视若珍宝爱逾性命的心肝肉尖,在监控视频里,在幼儿园工作人员眼中,居然是如此的不算回事儿,像个物品似的被处治,被拨弄,就如《水浒传》里戴宗对宋江说的“你不过是俺手里一件行货”。


他们追问“天之道”,那是进化链上人类社会对儿童的普遍喜爱,他们也追问“人之道”,那是商业社会奉为圭臬的职业伦理。


但无论天道还是人道,这种追问都没有办法得到回应。


事实就是,本该对儿童爱护备至,而且具备应对儿童哭闹职业能力的幼师们,良心不疼,违法无畏,任性地对待顾客们托付给自己的爱子爱女,甚至以之牟利。


这还不算超越父母想象力的吗?


这还不够引发如潮的巨大恐慌吗?


这是父母们第二层的恐惧。




很多评论者说“如果是我的孩子碰到这种人,我一定十倍还施于这些禽兽的身上”,“法律很远,拳头很近”。


但事实上,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事,平淡如水收结的可能性,比任何别的可能性都大。虐童案以前有很多起,今后也不会少


如果你们有心,去查一查各起儿童伤害案件中的结局,比如猥亵儿童的判刑标准,比如致死儿童的赔偿数额,恐怕更会心意难平。


比如2013年长春盗车致婴儿死亡案,死亡婴儿父母仅仅获赔1.7万元;


林州警察醉酒将婴儿摔成重伤,赔偿婴儿家庭后,肇事者只遭到禁闭15天的内部处理


归根到底,这个社会对儿童价值的判定,恐怕与身为都市中产阶级的孩子父母们的认知,相差甚远。



惩罚远不足以吓阻那些制造、漠视儿童痛苦的管理者,这是父母们第三层的恐惧。



人类学学者安·阿纳格诺斯特在199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儿童与国家超越性》中,指出一个现象:在中国语境下,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总是集中在落后的农民与儿童这两种身份之上,而将两者相联系的是有关“人民素质”这样的话题。


究其原因,是儿童与农民同样具有的“不确定性”使他们总是成为讨论民族教育与民族未来的基点。


儿童是希望,但儿童也带来恐惧,尤其是“当他们不按所预定的轨道发展时,对国家权威与家庭结构将带来威胁性的冲击”。



这是很有预见的观点。


二十年后,这个问题发展成了两大爆款话题:一是城乡差异,一是儿童伤害。


在我看来,农民与儿童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道德测试的底线。


就像胡适在《慈幼的问题》里将“怎样待小孩子” 认为是判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高标准,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胡适认为“可以宣布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



对野蛮的恐惧,是最深层的恐惧。


职业伦理也好,市场选择也罢,甚至不是道德理想而是行为实践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实都是现代文明前提下的推论。


一起又一起幼儿园虐童事件,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经济发达自然带来道德提升的幻象不堪一击,我们仍在承受社会转型的现代性阵痛之中。


与其劝告年轻人不要总是那么丧,不如想想为什么年轻人无法获得“正常”的生活——是的,还谈不上幸福,仅仅只是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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