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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哲学和宗教陷入如此问题重重的境地，看来只有科学才能够将现代思想从四处弥漫的不确定性中拯救出来。科学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早期达到其黄金时代，它的各主要分支发展迅猛，学术和研究机构到处设立，以科学与技术的系统联系为基础的实际运用也日新月异。时代的乐观主义与对科学的信心、对科学无限地提高人类知识、健康和普遍福利的状况的力量的信心有着直接关系。 宗教和形而上学处在漫长的缓慢的持续衰落之中，但是科学的不断发展—一实际上是快速发展乃是毫无疑问的。它声称拥有关于世界的有效知识，即使受到了后康德哲学的批判，却似乎依旧貌似有理而且也是几乎不成什么问题的。面对科学在认知过程中的极度的有效性以及其在解释结构上的严格而客观的明确性，宗教和哲学被迫确立它们与科学的关系的立场，正如在中世纪科学和哲学同样被迫确定与在文化上更加强大的宗教概念的关系的立场一样。就现代思想而言，正是科学描绘了最现实和最可靠的世界图景—一即使这种图景限定于自然现象的“技术层面的”知识，尽管其在存在上含有分裂的意味。但是，２０世纪的两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科学在认知和文化上的地位，一个是对科学的理论性的、本质的发展，另一个是对科学的实际的、非本质的发展。 就前者而言，在物理学上若干惊人发展日增月累地影响下，古典的笛卡牛顿宇宙论先是缓慢地而后迅速地被打破了。起初是１９世纪晚期麦克斯的电磁场研究、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以及贝克勒尔发现放射性，然后是２０世纪初普朗克的量子论和爱因斯坦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２０年代达到顶峰的玻尔、海森伯及其同事们的量子力学的方程，因此，经典的现６代科学长久确立的确定性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早期科学概念的每一种主要的假设—原子是构造自然的坚固的、不毁的、独立的砌块，空间和时间是独立的绝对，一切现象具有严格的机械的因果关系，对自然进行客观的观察是可能的—一实际上都遭到了反驳。科学的世界图景这种根本变迁令人震惊，对此没有什么人比物理学家他们自己的感受更为深切。面对观察到的亚原子现象的矛盾，爱因斯坦写道：“我试图用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去适应这种知识的所有努力都彻底失败了。这就好像是人们脚下的地基被抽掉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原本可以建筑东西的坚实的基础。”海森伯也同样认识到“物理学的基础开始动摇………（而且）这种动摇造成了一种感觉，好像科学将会失去其基础”。对从前科学的假设的挑战是深刻而多样化的：牢不可破的牛顿力学的原子现在被发现原来大多都是空虚的。坚固的物质不再是构成自然的基本的物质。物质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变成了四维空一时连续统的相对的方面。对于以不同速度运动的观察者而言，时间会以不同的速率流动。时间在重性物体附近流动慢下来，在某些条件下则会完全停止。欧几里得几何学定律不再可以提供普遍而必然的自然的结构了。行星以自身的轨道运动，不是因为它们被在有相当距离起作用的引力拉向太阳，而是因为它们运动的空间被弯曲了。亚原子现象表现了基本上不明确的性质，既可以当作粒子也可以当作波去观察它。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测不准原理极大地削弱了牛顿的严格决定论。科学观察和解释如果没有影响观察对象的性质就不能进行。实体的概念变成了概率和“存在的趋向”。粒子之间的非局部联系与机械论的因果关系相悖。形式的联系和力的过程取代了完全不相关联的物体。用金斯爵士的话来说，２０世纪物理学的物质世界与其说像一台十足的机器，不如说像一种伟大的思想。 然而，这种极其重大的革命的结果仍不明确。思想的进步，抛弃从前时代的愚昧无知和错误想法并收获新技术成就的丰硕果实，现代一直有的这些感受再一次得到了强化。甚至牛顿也被永远进步、不断成熟的现代思想所修正和改进。不仅如此，在许多认为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科学宇宙与人类价值是相互对立的人们］看来，量子的、相对论的革命典型地反映了新的思想意想不到的和大受提倡的发展前途。从前物质的那种坚固实体，让位于一种也许更加适合于从精神上加以解释的实在。如果亚原子粒子是不确定的，人类的意志自由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立足点。支配波、粒的互补性原理表明可以广泛运用到原本相互排斥的知识方面，比如宗教和科学的互补性上面。由于对被观察的客体受观察者主体的影响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人类意识，或至少是人类的观察和解释，在更大的格局中似乎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现象之间深刻的相互联系促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整体论的方式去思考世界，思考其中所蕴含的诸多社会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意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质疑——即使经常是无意识的——现代科学的普遍的假设，即理智的努力只要将一切实在还原到物质世界可以测量的最小的组成部分，最终就能够揭示宇宙中最根本的东西。自从笛卡尔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纲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缺乏远见的选择，并且很可能未注意到事物的性质中最有意义的东西。 不过，这种推论并不是普遍的看法，即使在正从事实际工作的物理学家中间也不是普遍的意见。现代物理学也许乐于接受精神的解释，但并不必然是要强迫这样做。许许多多人并不熟悉新物理学所导致的这种深奥难解的概念的变化。此外，数十年以来，物理学革命并没有在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导致类似的理论的变化，尽管这些领域的理论纲领主要基于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原理。然而，许多人觉得，传统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而且新的科学关于实在的模式提供了与人类的人文主义的抱负的基本的和睦关系的可能的机会。５８不过，这些不明确的可能性受到了另外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因素的抵消。首先，现在不存在什么可与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提并论的致的世界概念，可以把复杂多样的新的材料在理论上综合起来。在解释实在的根本的性质方面，物理学家对于目前的根据应当怎样解释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到处都是概念的矛盾、割裂和悖论，而且是难以克服解决的。② 人们已认识到的人类心理中某种不能还原的非理性因素，现在竟然出现在物质世界的结构本身之中。在不一致的同时又加上了不可理解，从新物理学产生的概念外行人不仅难以理解，呈现了对人类通常的直觉知识在外观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弯曲的空间，有限然而是无边际的；四维空一时连续统；同一个亚原子实体，却具有相互排斥的属性；物体，竟然不是真正的事物，而是过程或联系的形式；现象，直到被观察到才明确成形；粒子，似乎在远的距离相互影响，却没有已知的因果联系；在完全真空中存在着基本的能量波动。此外，尽管科学的认识显然拉开了一种较少唯物主义的和机械论的概念的开场，但在基本的现代困境中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变化：宇宙仍然是个客观的广阔无垠的空间，其中具有特殊意识能力的人类仍然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十分费解的、随机产生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于什么高于或支撑宇宙的“创世大爆炸”诞生的本体论条件这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也没有一流的物理学家相信量子理论的方程是对实际世界的描述。科学知识被限定在抽象的、数学符号的、“幻影”的范围内。这样的知识并非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而今这个世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超越人类认知的范围。因此，在某些方面，新物理学的这种思想的矛盾和费解只是强化了自哥白尼革命以来就有增无减的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和异化。现代人被迫怀疑他所继承的古希腊信仰，即认为世界是以人类智慧可以清楚明白地认识的方式而被安排的。用物理学家布里奇曼的话来说，“自然的结构最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的思维过程并不能与之完全相符，以致使我们根本不能够去思考它世界渐渐隐去而使我们茫然以对………我们所面又对的乃是不可言喻的东西。我们已经达到了伟大的科学先锋的视野所能达到的极限，这种视野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应的世界，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灵可以理解的。”３哲学的结论同样也变成了科学的结论：实在也许不是以人心能够客观地认识的任何方式而构建的。因此，无条理、不可理解性和把握不定的相对主义一起形成了早期现代在不具人格的宇宙中人的异化的困境。 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消牛顿力学范式的绝对确定性时，科学以一种笃信牛顿学说的康德根本始料未及的方式，证明了他有关于人类心灵能够获得关于世界本身的确定的知识的怀疑论之有效性。由于康德肯定牛顿科学的真理性，所以他论证了与牛顿科学相一致的人类的认知范畴本身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只有这些范畴才能为牛顿的成就以及人类的普遍认识能力提供基础。但是，由于２０世纪的物理学，康德的最后的确定性的基础塌陷了康德的基本的先天范畴一空间、时间、实体、因果关系——再也不能用于所有现象了。自牛顿以来看似普遍绝对的科学知识在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之后就不得不被看作是有限的和暂时性的。量子力学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揭示了康德的命题—一物理学描述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自然就是那个在人类的提问方式中所展现的自然）的极大的有效性 康德的批判中所蕴含的、但是为牛顿力学表面上的确定性所掩盖的东西，现在变得显然可见的了：因为归纳法完全不能提出某些普遍规律，因为科学知识是人类解释结构的产物，而这种解释结构本身是相对的、可变的和设性地应用的，最后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观察活动创造了科学试图解释的客观的实在，所以，科学真理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作为１８世纪的哲学和１９世纪的科学协同造成的结果，现代思想摆脱了绝对事物的束缚，但是也令人窘困地脱离了任何坚实的基础。３６０新近的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批判方法巩固了这种有争议的结论，这种批判方法特别受到卡尔·波普尔和托马斯·库恩的研究的影响。凭借休谟和康德的洞见，波普尔指出，科学根本不能产生确定的知识，甚至也不能产生或然性的知识。人观察宇宙就像一个陌生人，对其结构和运行进行充满想像力的猜测。没有背地下这种大胆的猜想他就无法探讨这个世界因为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是以解释性的宗旨为先决条件的。在科学里这些猜想必须不断地、有系统地接受检验；然而不管经过多少成功的检验任何理论都只能被视为一个没有得到完全证实的猜想。任何时候，新的检验都可能证伪它。没有什么科学真理可以避免这种可能性。甚至基本事实也是相对的，始终可能需要在新的框架里作出彻底的重新解释。人完全不能声称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在世界现象的事实上的无穷无尽面前，人类的不知本身就是无限的。最聪明的策略就是接受人们不可避免的错误的教训。但是，波普尔通过主张对理论进行严格检验的根本要求以及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勇敢地坚持中立性，维持了科学的理性信仰，而库恩对科学史的分析往往会削弱科学的这种可靠性。库恩同意，所有科学的知识需要一种基于基本范式或概念模式的解释性结构，从而使得研究者能够分析材料、阐述理论并且解决问题。但是，他援引科学史上的许多事例，指出科学家的现行的实践过程很少与波普尔通过试图对现有理论进行证伪的方式进行系统的自我批判的理想相符。相反，科学通常是通过寻求对通行的范式的证明而开展的—根据这种理论收集材料，以其为基础开展实验，拓展它的应用范围，进而阐述其结构试图澄清剩余的难题。常态的科学不是让范式本身不断受到检验，而是为避免与其发生矛盾，以有利于这种范式的方式按照常规重新解释冲突的材料，或者对那些令人尴尬的材料完全熟视无睹。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从来没有认识到，科学实践的性质使得其居支配地位的范式自行生效。范式起到一个透镜的作用，每个观察都要经过这个透镜的过滤，并且范式由共同的惯例维持作为权威性的堡垒。通过教师和课本，科学的教学体系维持着沿用的范式，认同其可信性，从而有助于产生与成体系的神学的教育并无二致的牢固的信念和理论的恪守。 库恩进一步论证道，当相互抵牾的材料逐步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产生范式危机，一种新的富于想像力的综合最终赢得了科学的支持，但这种革命的发生绝非一个理性的过程。就像它取决于令人不感兴趣的检验和论证一样，它取决于科学界已确立的惯例，取决于审美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因素，取决于现时的基本的隐喻以及流行的类比的存在，取决于不可预测的想像的飞跃以及“格式塔转换”，甚至还取决于保守的科学家的衰老和逝去。因为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实际上很少有真正的可比性；它们有选择性地以不同的解释模式因而也是以不同的材料组合作为各自的基础。每一个范式都产生了其自身的格式塔，它们极为复杂，以至于在不同的范式里面工作的科学家就好像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生活一样。况且也不存在所有科学家都同意用作比较之标准的任何共同尺度，诸如解决难题的能力或者理论上的连贯性或者对证伪的抗拒。对于这一类科学家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另 类科学家看来却未必如此。因此，科学史并不是迈向更为精确和完美的客观真理的知识的直线性的理性进步，而是一种看法的剧烈转变，其中许多非理性和非经验的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波普尔通过证明选择经过最严格检验的猜想的合理性，试图缓和休谟的怀疑论，而库恩的分析则有助于恢复那种怀疑论。④ 由于这些哲学的和历史的批判，以及物理学革命，一种认为科学更像是暂时性的观点在思想领域广为流行。科学在其认识中显然还是有效的、强有力的，但是科学知识现在在若干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相对的东西。科学所提供的知识随观察者、他的物质的条件、他的流行的科学范式以及他自已的理论假设为转移。它随他的文化之流行的信仰体系、他的社会背景以及心理倾向为转移，随他的观察活动为转移。而且，面对新的证据，科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推翻。此外，到２０世纪晚期，包括达尔文进化论在内的以前的科学之传统的范式结构日益受到相互冲突的材料和他择性的理论的压力。尤其是笛卡尔一牛顿的世界观—一数个世纪以来世所公认３６２的人类知识的典范和模式并且仍然在文化心理范围内发挥无所不在的影响—如今其基本的确定性已经发生了动摇。而且，后牛顿世界的秩序，既不是直觉上可理解的，也不是本质上一致的—一实际上，简直没有什么秩序可言。尽管如此，科学的认识能力在现代思想中仍然保持了无可置疑的卓越地位。科学的真理可能越来越晦涩难懂，而且可能只是暂时性的，但它是可验证的真理，是正在不断地加以改进的、阐述得更加精确的真理，并且以技术的进步—一在工业、农业医学、能源生产、通讯和交通运输一的方式产生实践效果为科学声称可提供关于世界的切实可行的知识提供了确凿的众所周知的证据。但是颜具修论意味的是，正是同样这些确菌的证据也证明了科学对于一种反向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在科学知识的实际后果再也不能被判定为仅具积极性的时候，现代思想被迫重新考虑先前其对科学的那种全心全意的信任了。早在１９世纪，爱默生就曾告诫世人，人类的技术成就未必一定就是其自身的最大的利益：“这些东西将会主宰、统治人类。”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就在技术正在制造比如汽车等新奇事物以及电能广泛应用的时候，一些观察家开始感受到这些发展可能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倒转的不祥之兆。到２０世纪中叶，现代科学的灿烂新世界开始遭到广泛和严厉的批判：技术掌控人类，使之变得非人化，使人类处于奇计淫巧的环境而非活生生的自然之中，处于毫无美感的标准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手段包括了目的，工业劳动的需要把人变成机器，一切问题都被认为可以通过技术开发得到解决，而未能回应真正的人类生存的需要。技术功能的自力推进的、自行提高的规则，把人与大地的根本联系中剥离出来，并且将此种联系一刀两断。人的个性似乎不断地变得模糊，逐渐在大众产品、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以及在单调乏味的问题重重的都市化的扩展中消失了。传统的结构和价值观念正在崩流。由于技术革新无穷无尽，连续不断，现代生活备受前所未有地令人茫然失指的急遽变革的折磨。巨型和喧嚷、超量的噪音、高速和繁杂支配着人类的环境。人类居住的世界正变得像其科学的宇宙那样充满物质性。由于无所不在的千篇一律、空洞浮泛以及现代生活的物质至上主义，人类在一个被技术统治的环境里保持其人的属性的能力似乎是愈益可疑的。在许多人眼里，人类自由、人类驾驭其创造物的能力的间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尖锐了。 但是，更加需要这些人文主义的批判的，是科学所造成的事与愿违的后果的更加令人不安的种种迹象。地球的水、空气和土壤的严重污染，多种多样的对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有害影响，无数物种的灭绝，全球范围的森林滥伐，表土的侵蚀，地下水的枯竭，有毒废物的大量积聚，温室效应的明显加大气臭氧层的破损，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根本的混乱一一所有这些可怕的严重问题变得日益复杂，影响与日俱增。即使从人类的短期观点来看，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加速耗尽已成为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重要资源依国供应，给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种新的危险。对社会机体祸害和重压不断地出现一都市的过度发展和过度拥挤，文化和社无根性，令人麻木的机械劳动，日益增多的灾难性的工业事故，汽车和行的死亡事故癌症和心脏病，酗酒和毒瘾，促发思想迟钝和文化贫电视，犯罪级别的不断提高，暴力，心理疾病—直接或间接地与科技文明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最令人欢欣鼓舞的科学成就也颇具悖论意味地带来新的和紧迫的问题，医学解除了人类的病痛，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兼之食品生产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极大发展，反过来加剧了全球人口过剩的威胁。在其他地方，科学的发展呈现了一种新的浮士德似的困境，比如那些围绕遗传工程的无法预料的未来运用的科学发展。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在科学上尚未了解的所有相关的可变因素的复杂性—无论是在全球的环境中，还是在地区的环境中，无论是在社会体系中，还是在人类身体中—使得那些可变性的技术控制的后果无法预料，通常这种后果是致命的。当自然科学和政治重大行动共同密谋生产原子弹的时候，所有这些发展达到了早期的、不祥预期的顶点。爱因斯坦发现了质量和能量的等价原理，按照这一原理，一种物质粒子可以转化成巨大的能量—一个热诚的和平主义者的发现，反映了人类思想的光辉和创造性所达到某种程度上的顶峰——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使人类一下子面临了自我灭绝的前景，这如果不是可叹的，似乎也是极大的讽刺。随着原子弹落到广岛和长崎平民百姓头上，对于科学固有的道德中立性，更不要说对其美好进步的无限力量的信仰，再也得不到认可了。在此后全球冷战的漫长而紧张的分裂期间，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核导弹的数量无由抑制地增加，一直达到全球可以被毁灭多次的地步。文明本身现在由于其自己的创造能力而被带入了险境。曾经极大减少人类生存的危险和负担的同样的科学，现在则呈现了其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 科学的一系列的杰出成就和日积月累的进步现在也被对科学的局限危险和罪恶的新认识所遮蔽。现代科学思想发现自己同时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围攻：认识论的批判，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产生的其自身的理论问题，将现代世界的人一物分离的观点整合起来的与日俱增的迫切的心理需要尤其是科学造成的有害的后果和深刻的全球范围的危机。科学研究与政治、军事和社团机构的密切联系，不断地显示科学的传统的完全中立的自我形象是虚假的。正是这种“纯科学”的概念现在遭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完全虚假的概念。科学思想是唯一获得世界的真理的途径；科学能够揭示自然，就像一面不折不扣地反映历史之外的、普遍的客观的实在的镜子一样，这些信念现在不仅被认为是幼稚的认识，而且是有意无意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的秘经济的议项，以此调动大量资源和智力，实现对社会和生态的统治。对自环境的危害性开发、核武器的扩散、全球性灾难的威胁—一所有这一切都把矛头指向对科学、对人类理性的谴责，科学如今似乎已受人类自己的自我灭的非理性的摆布了 如果所有科学假设都要经受严格地、客观公正地检验，那么“科学的世界观”本身，这个在现代占统治地位的元假设，看来可以通过它在经验世界中造成的有害的、相反的结果而被确定无疑地证伪。在最初阶段导致了文化的困境——哲学的、宗教的和心理学的困境——的科学事业，如今引起了生物学的紧急情况。乐观主义的信仰，即认为世界的困境只要通过科学发展和社会工程就可以得到解决，现在已经遭到了驳斥。西方正再度失去其信仰，这一回不是对宗教的信仰，而是对科学的信仰，对自主的人类理性的 科学仍然受到重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到尊敬。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其作为人类解放者的纯洁形象。它也失去了其长期坚称具有的几乎绝对的认知的可靠性。由于它的产物不再纯粹是有益无害的，由于它对自然环境的原论的认识的明显缺陷，由于它明显易受政治的和经济的倾向的影响，科学的知识从前那种绝对的可信性不再得以确认了。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基础上，某种像休谟这样彻底的认识论的怀疑论一与一种被相对化的德先天认识结构的观念相混合——似乎得到了公认。在现代哲学尖锐的从识论批判之后，理性有效性的重要的维持基础在其经验上得到了科学的友撑。仅仅哲学批判实际上一直是一种抽象的学术辩论，对更广大的文化科学没有明显的影响，要是科学事业在其实践和认知中使其本身继续这样明确的积极的进步的话，这种状况原本会继续维持下去。但是，由于科学的具体的后果问题重重，理性的最后的基础现在是不稳固的。 许多思想深刻的观察家，不仅仅是专业的哲学家，不得不重新评估人类知识的状况。人可以认为他通过科学或通过别的途径认识事物，但对此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保证：他并没有获得普遍真理的先天的理性；经验材料总是浸透了理论，而且总是随观察者为转移的；以前可信赖的科学的世界观现在受到了根本的怀疑，因为科学的概念框架正在全球范围明显地产生和加剧与人性相悖的种种问题。科学知识是惊人地起作用的，但是这些作用表明，从一个有限的视角获得的众多知识可能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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