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隐藏 ]
 迈克尔·斯宾塞 许多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因而表现出特定的市场规律和现象。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假如顾主不能区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以低工资雇用低能力者，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1972—1975年，斯宾塞在斯坦福大学担任经济学系副教授；之后一直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为该校的经济学教授及工商管理学教授，并历任哈佛大学企业经济学博士部主任、经济学系主任、哈佛大学艺术及科学院院长； 198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1990年斯宾塞回到斯坦福大学并担任该校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同期（1991—1997年）担任国家科技及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席； 斯宾塞还担任7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职务。 所获荣誉 2001年，因其在不对称信息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研究而和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市场都有信息不对称的特性，因而表现出特定的市场规律和现象。他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学术观点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假如顾主不能区分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区别，那么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以低工资雇用低能力者，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迈克尔·斯宾塞还发现一个现象，即高能力的男性预期获得比同等能力的妇女更高的学历。在这种均衡下，在男女之间的教育回报由于教育方面投资的不同而不同。另外，斯宾塞提出的信号传递模型还对博弈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专业竞争下的市场均衡模型已经影响到其他领域，比如增长理论和国际贸易。 理论贡献斯宾塞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能够将其信息“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信号要求经济主体采取观察得到且具有代价的措施以使其他经济主体相信他们的能力，或更为一般地，相信他们产品的价值或质量。斯宾塞的贡献在于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将之形式化，同时还说明和分析了它所产生的影响。 斯宾塞在其1973年开创性的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中将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生产效率的信号。其中基本观点是除非信号成本在其发出者即求职者之间显著不同，否则信号不会有成功的效果。雇主不能将能力强的求职者从能力弱的求职者中区分开来，除非在后者选择较低的教育水平时前者发现自己对所受教育进行的投资能得到回报。斯宾塞还说明了存在教育和工资不同“预期”均衡的可能性，生产效率相同时，男性和白人的工资比女性和黑人的工资高。 斯宾塞随后的研究包括拓展这一理论和证实不同市场信号重要性的大量应用性研究，对大量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如作为生产率信号的昂贵广告和全面担保；作为市场力信号的主动降价；作为谈判力信号的延缓工资报价策略；作为盈利能力信号的债务融资而非发行新股的融资方式；作为降低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的坚定承诺信号的不惜以衰退为代价的货币政策。 谈论中国经济中国正准备开始由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的转变。很少经济体（准确地说，有五个而且全部集中在亚洲，即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的同时，成功实现这一转变。从来没有像中国的面积这么大而又多元的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上个月通过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为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然而，它事实上并不是一项计划，而是一系列一致且相互连贯，目的是支持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的重点政策——并在五年内或甚至更长久的期间，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无论是从内部着眼还是从外部考虑，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世界新兴经济的增长目前得依赖中国，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和巴西等的主要出口伙伴。 十二五规划的五大转变中国的新五年计划，嵌入了至少五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转换环节： 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或供应链结构：这是由于劳动成本上涨、中国产品的环球市场份额已大到足以限制其增长、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的放慢也不知何时是尽头； 重新平衡需求：使需求增长从投资、出口方面转移到国内消费方面； 应对快速城市化人口的需求，并确保实行的奖励措施能使得社会变化尽可能有序地进行； 建立必要的体制，以实现包容和机会平等； 承担国际责任：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的责任，这也是为了维护稳定、经济增长及可持续发展。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于如何贯彻这意味着改革和体制变革的计划。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随着国家日渐富裕，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偏向市场。推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革，将日益被市场机遇和企业家的主动性所驱动。中国也需要建立大量的新型企业。 促产业和金融发展并修改法律要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中国必须让贸易领域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衰退。很多工厂可能还会生存下来，但它们势必会为求存而转移至全球经济的不同环节，或是提升国内生产链的增值：不提升就会被淘汰。此时，名义和实际上的兑换率上涨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疲软的货币政策则将造成困境。 必须发展金融领域，让储蓄有更多选择，并且有效率地为新兴和成长的行业提供贷款及资本，而这正是中国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需要的（即使在出口行业在技术和附加值有所提升的情况下）。有许多工作会出现在国内、城市的非贸易服务领域。 但城市化又面临着另一阻碍：限制人口流动和禁止农村迁移人口（估计约2亿人）成为正式城市居民的户口制度。中国政府不愿快速取消这个制度，反映了他们认识到其他地方过快或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社会后果。不过，其他国家的内部人口迁移，一般反映了农村地区缺乏发展机遇，而不是城市有吸引人的机会。 随着私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支持竞争、市场准入、市场准出、市场公开、知识产权及社会保障的法律结构也需要加以健全。要实现在国内及全球经济供应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提升，需要更有效的教育和在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加大投资力度。技术进口和国内创新之间的平衡，将会继续向后者转移。 公共部门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国的公共部门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包括土地、多样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外汇储备、及国有企业的主要股权；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值占所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的二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的利润也占所有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些资产都应该是政府代公民持有，并用来发展经济和社会。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记录是可作楷模的。与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在让公共部门的投资达到可以支持持续高增长上并没有面对什么困难。 但现在出现了问题。投资只有在取得高私人和社会回报时，才无可非议，并能够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些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投资组合，已经不能通过这样的检验。 公平地说，考虑到国有企业的“传统成本”（源自它们一向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险的责任），及他们在1990年代金融危机时所面对的困境，暂时让他们保留收益，而不通过政府预算来征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情形已经不一样了。如果国有企业的再投资收益不受“高回报准则”的制约，增长最终将放缓。不能达到标准的部分，必须被重新分配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家庭收入，或是关键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 国有企业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与私营企业展开竞争，但在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却较少。如今，工资和收入不断上升，并似乎已经挣脱了剩余劳动力市场束缚的铁腕，增长模式就需要更多的在可支配收入、更大的政府消费、和高回报投资这几方面展开结构性的需求转变。我们怀疑，但并不确知消费是否会增加。妥善的重新应用储蓄，包括企业的利润，大部分可以回笼到高回报的公共或私营企业的投资中。这两者都会增加国内总需求，而且如果总需求的“成分组合适当”，加以投资领域中的低回报成分得以消除，那么，供应面的结构性变化也将被带动起来。 因此，五年计划的目标是重组总需求（不是扩张），以便确保持续增长并避免掉入回报递减陷阱，这也正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改变这种格局需要重组金融体系，根据财政和资本市场的准则以及公司的治理改革为基础，有效地分配储蓄。设计这种体制将成为实现高回报投资和扩大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要的，也是中国经济所需的。 谈论就业问题全球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不管是在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性上，还是在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上，主要新兴市场都已具有系统重要性。 过去20年，美国某些可贸易部门的价值和职位数量都获得了增长，而其他部门虽然价值有所增长，职位数量却下降了，因为低增值部分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海外。两相抵消，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岗位增长数量可忽略不计。 美国经济之所以在2008年前未出现明显的失业问题，是因为不可贸易部门吸收了大部分新增劳动力。如今，该部门的职位数量增长已难以为继。财政状况不良、地产价值重估及消费不振，美国面临着长期结构性失业的前景。 一种对策认为市场结果定会让所有人长期受益。但这一观点并不受理论和经验支持。以美国为例，虽然融入全球经济使得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不少，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所节约的支出一定能补偿就业机会减少的成本。 另一种对策承认分配影响，但坦然受之，因为这是效率和开放的代价。根据这一观点，替代对策，也就是放弃相对开放全球经济中的有效市场体系，要差得多。可能确实需要在收入水平和分配以及就业机会数量和范围之间做出选择。挑战在于怎样最好地转移利润激励，以改善分配效应。 我们可以采取多重措施。在经济的供给端，国家可以投资或与私人合作投资于实物资本、制度、人力资本以及支持经济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总体看，这些投资能提升私人投资回报，增加就业机会。实施有利于投资的税收改革并消除其中的复杂性和低效性大有裨益。 总体来说，高价值增长和薪酬的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程度。囿于可贸易部门的范围，更高和更好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此类工作岗位能大大增加。 由此看来，私人激励和社会目标虽说不十分吻合，但也不完全相反。就低成本、跨门类的劳动力而言，跨国公司能获得充足的全球供给，因此在高收入国家的可贸易部门进行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投资得不到多大收益。但目标合理的公私合作投资能降低私人技术投资的成本，从而改变激励。 基础设施投资能直接增加就业，并改善多个部门的竞争力和效率。在当前财政吃紧的现状下，公私合营应扩展到这一领域，发展中国家提振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大量经验。 重振制造业竞争力要素绝非易事。一旦一个行业流失了熟练劳动力、技术制度，就很难将其找回来。长期政策应包括一项针对各部门在各人力资本水平上的竞争力和就业潜力的动态评估计划，以增加市场产出、完成社会目标。 大多数国家会将公共资源投资于那些能巩固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从而增强竞争力的资产。这种做法不会也不应停止。在最终与中间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市场开放的条件下，能增加世界各地生产力的全球竞争就是良性竞争。 在一个以国家为主要决策主体的世界中，全球体系要保持相对开放，必须小心治理和引导，使其不但能增进效率和稳定，还能保证好处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平等分配。 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能随增长强劲复苏，那么对开放全球经济的政治支持就更容易维系。但由于可贸易部门正朝不利方向发展，而不可贸易部门制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也在告罄，因此更可能的局面是即使增长回到正常水平，失业也将维持在极高位置。在这种局面下，政治会走向分裂和极端，保护主义“解决方案”会大受欢迎，从而危害全球经济开放。 幻想市场自己解决分配问题是不明智的；收入分配的演化和结构大体上是市场激励的结果。所有国家都必须将处理包容、分配和所有权作为其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核心。 保罗·萨缪尔森曾说过，为了追求好东西，可以牺牲一些效率。他是对的，不管在道德、实际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对的。 谈论经济前景如果我们真正想了解一下世界变化的格局，应该看一看我们十年前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发债，而且现在各国政府也都在发债，这可能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所在。各国政府发债，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也发债，他们在过去发债的量比较多，今后他们发债量可能还会比较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肯定会下降。如图，蓝色是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占GDP比例。在2000年大概是30%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10以后，相比2000年的时候要低得多。所以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占GDP比例是趋于下降的，但是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例是上升的。今后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的加强。 现在看一看更长期的一些问题。一些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十年中，他们之所以发了这么多债，赤字之所以这么多，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努力的缓解他们的经济衰退问题。他们想解决当前的问题，今后又给这届政府带来新的问题，因为政府开支非常大，开支面也非常之广。在一个老龄化国家里，特别是发达国家会做什么事情呢？比如在今后20年中，那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像医疗、保险、养老成本会非常高，政府还要不断再投入，也就是政府要发债，增加赤字。 再看今后20年，政府如果要想保证现在的发债比例，无非就是两点，第一点是要降低政府本身的开支。第二点是提高经济增长。否则就使医疗、保险这样的投入会大幅度下降。所以今后20年中，可能还会有4%-5%政府债务上升的可能。可能有些国家债务比例相当于GDP的百分之百。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发达国家必须要履行他们对于本国人口作出的承诺，给医疗保障等等。也就是说这样的水平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2025年的时候，如果现在仍然有关各种福利政策不变的话，美国的债务等于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00%。 在今后20年中，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增长、政府开支、债务比例也不过增长了2%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实际上是一种莘莘的做法，并且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们总体经济环境很好，这样就意着这今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非常快，即使有一些政府债务，也可以很好的吸纳进来。 政府的债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政府财政出现问题，私营部门同样也会出现相应的问题。看一下欧洲和美国国家政府，百分之百的GDP都是可能的。所以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来说，可能“发达”这个词，不同人界定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新兴国家可能也挺发达，所以现在私营部门方面的“去杠杆化”很重要，但是国家政府层面也必须“去杠杆化”，这样才能减轻总体压力。美国现在家庭正在进行“去杠杆化”。现在美国家庭收入也在增长，他们杠杆化比例在下降。到明年，美国债务收入比将会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大概是2002年的水平，这是私有部门以及家庭的情况。政府同样也应该进行“去杠杆化”。 从美国每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来看，现在有所缓解，现在他们也在努力存钱，尽管利率非常低，他们也很少花钱。从总体债务负担来讲，如图浅蓝色的地方说明美国家庭自己经济负担在20多年来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如果和80年代相比，现在美国家庭经济负担跟那个时候是差不多的水平。所以美国家庭现在仍然也在不断减少自己的财务经济负担。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美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而且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基本达到20%的水平。 关于信贷问题，比如银行不愿意把钱借出去。现在信贷刚刚到了最低点，马上就要回升了。看一下美国大的公司，如图蓝色的线，美联储就进行了研究，问一下大的公司现在是不是紧缩他们的银根，或者是不是银行不愿意把钱借给你们？美联储过去始终进行这方面的调查，都是比较准的。在过去两三个季度当中他们进行了调查，这些大公司讲到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愿意把钱借给他们，所以这些大的公司并不是在紧缩他们的开支。现在美国的公司有很多可用的钱，美国公司现在可以借钱进行他们的投资。我们还有一点很清楚，美国公司也应该重整他们自己产业的雄风。尽管在美国经济回暖的时候，从它的经济需求等各方面并不是需要这种大规模投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经过调查之后，美国公司已经看到这种贷款上升的可能性。 大家如果再看一看贷款的流动状况，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从家庭角度“去杠杆化”的状况，我们再看一下信贷冲动曲线，如图黄色线是愿意把款贷给用户的曲线，蓝色曲线是贷款冲动。这两条线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是搞数学的话，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进行“去杠杆化”的话，今年“去杠杆化”的速度应该比去年“去杠杆化”速度要慢一些，幅度更低一些。可以看到现在贷款冲动相对增长了一些，美国银行自己的态度和整个信贷的冲动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到尽管在家庭里，他们在努力减少他们自己的贷款，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这种贷款冲动是往上走的趋势。 在美国可以看到GDP的增长以及和消费者消费的趋势，每一季度进行分析之后，很多人认为美国的消费是持有负面的观点。我们看一下信贷冲动的曲线，就可以发现尽管有人对于美国这种消费持负面的影响，但是信贷冲动状况是往上走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美国是可以实现2-2.5的经济增长的水平。在欧洲也是一样的，现在信贷冲动也是处于上升状况，从银行角度，现在跟过去一年相比，更愿意把钱贷给企业和机构。这些都的确在“去杠杆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经济就可以不发展了，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财政政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状况？可以看一下欧洲和美国总体财政状况如何？当然要保持低通货膨胀是必须要做到的。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核心通胀率都在增长，而且在今后6-9个月当中，不管是美国、欧洲，可能还要把有关宽松的政策给紧缩起来。 刚才讲到“泰勒规则”，意思是中央银行短期利率工具依照经济状况进行调整。美联储的基金利率、“泰勒规则”两者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现在也要努力的采取一些措施，而且直到2011年之后，他们才会采取更实质性的一些做法。美联储必须要保证现在一些做法，可能到了2011年以后，会对政策进行一些大的调整。在美国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的政策措施，这种措施使得总体经济发展会受到一定影响，我想肯定有积极的影响。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实际上达到的目标是两个：第一，可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人们可能会比较担心，但是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二轮量化宽松措施之后，可能让人们更多把钱投到资本市场里来。 如图，我们看的是美国和欧洲共同基金的情况，左边是新兴市场，到10月中旬为止，在新兴市场债务价值已经达到了原来这些资产价值的80%左右。再来看一下在新兴市场与当地货币持有的共同基金的情况，可以看到在国际债券、美国债券等其他产品持有情况，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有非常充足理由来吸引到资金到新兴市场，对于贷款回报而言，在新兴市场更加可靠一些。包括中国新兴市场净资本流动情况，我们知道有大量热钱流入新兴市场，有的市场确实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流入新兴市场净资本流动情况，工业化国家，被投资者认为不是那么安全的地方，政府现在还没有信心，因为对于这些工业化国家而言，他们赤字很高，债务还在增加，所以资本是逐利的，都要流向新兴市场。他们会采取更加强力的控制资本流入的政策，但不会完全把门关上。现在这种趋势比任何时候都明显，即使在美国和欧洲，势头更加激进一些，但是新兴市场比其他市场表现更好一些。 谈论金融风险我想这样一个论坛，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讨论“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国增长方式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相关的、非常复杂的结构性过程，实际上在十二个五年规划当中，这段时间要完成它，同时保持增长，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进程。当然今天我会更加的专注一点，来看看在这个危机之后，全球比较脆弱的环境之下，如何让中国的经济保持增长？让一切恢复常态？简单的总结说，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还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风险，有一些来自于内部的压力，比如说危机后的高速增长和复苏努力有关，另外也跟外部的环境有关，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关。 实际上中国现在生产率不断的提高，实际的工资和产出迅速的复苏；同时，也不断的看到了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的提高，这些实际上也是对于中国在未来长远增长能够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了，价格的管理，也就是控制资产的泡沫和通胀的问题也是很大的挑战，当然我认为它是可以被控制的。还有那些相对来说不受限制的资本的流入也会在某一些领域改变一些竞争的态势，在过去也看到很多国家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可能的，比如说像过去发达国家看到的系统性的风险。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型可以来解释中国的金融系统当中所有这种内在的一些风险要素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监管部门和相关的所有参与者能进行一些防御性的及时回应，时刻保持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全球的环境，一方面，中国带领印度、巴西等国组成了新兴市场从危机当中走出来很快，然后有很好的措施进行了应对；但是直到去年还有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国家他们的增长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尤其是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包括美、欧、日依然增长乏力的情况之下。这样一个可持续的问题，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用一个积极、正面的回答回应他。因为未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新兴市场总体经济的总量，他们内部之间相互的贸易实际上也带来了整个需求模式的变化，同时在供应这个方面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在未来十年至少能保持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 因此，我想在未来，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他们经济高速的增长，持续下去不是一个奢望。当然发达经济体在北美和欧洲出现复苏乏力的情况，当然会带来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对各国的增长目标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它如何在需求方面，它如何能够在这一方面支持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创造出抵消发达国家需求的能力还不足，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要保持发展经济体的模式，中国现在已经跟很多国家有很好的贸易关系，所以主要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当然发展中经济体在自身发展中也有很大的利益所在。 那么在发达经济体复苏过程当中积累了很高的公共债务，然后债务比例不断的下降，消费出现了减少的情况，需求减少的情况，需求率仍然很高。但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想IMF的副总裁也谈到了，这是自然的反映和趋势。当然财政政策固然是很重要，但是在主权债务危机，我们看到了注入西班牙等其他南欧国家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包括美国出现了所谓债务推动的新一轮泡沫的情况，包括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但是目前情况下还没有进入到特别危险的境地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所谓的宏观稳定和财政状况相关联系完全的拆除，这两者之间还是需要相辅相成的。 欧元区的债务问题我想现在也得到了处理，但是我认为它可能不会完全的消失，直到欧元区以一个非常坚定的步调来确定，那就是他们对那些国家一定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援助，当他们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是否愿意伸出援手？财政方面的赤字是否能够完全抵消增长方面的潜力？他们能否共同分担这方面的负担？全球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实际上也受到了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可能在资本流入方面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加大了他们在商品价格和通胀方面的压力。资本的控制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当中出现加强的情况，哪怕是临时的措施，主要是为了控制那些所谓竞争力或者是一些资本流入方面比较脆弱的情况。 最后我想谈一谈美国经济的情况。现在有一个回到复苏的轨迹似乎已经出现了，但是结果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的，但在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在增长和就业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分化情况。当然了在这里我不能做一个详细的报告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去20年，所有美国就业累积的增加都是在美国其他非贸易的部门产生的，可是如今那些和贸易有关的或者高附加值的产业，他们的就业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在非贸易的环节当中，低附加值产业当中美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无法贡献就业了。 最后我说一下，麦肯锡做了一个投资方面全球经济的分析，简单说，全球经济的投资率出现了过去半个世纪非常大的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这些发达经济体来说，他们相比发展中经济体他们投资率要低得多，也就是说未来发展中经济体要举起大旗了，发展中经济体未来可能要增加20％的投资率，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资本短缺而不是资本泛滥的情况了，尤其是对于企业、政府，这一点都是至关重要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