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丨“理论先行”模式下的邓石如现象

独孤式 2017-11-26

展开全文

“理论先行”模式下的邓石如现象

文/叶莹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文/龚仁军

四川美术馆创作理论研究部主任

邓石如以一介布衣在乾嘉之际异军突起，被尊崇为清代书法最高典范，是否全凭其筚路蓝缕，凭其独树一帜的书法风貌以及“清代只此一人”“千数百年无此作”的神妙之笔？诚然邓石如的书法实践有卓越之功，成就显著，但他的成功是被打上了鲜明时代印记的文化现象。在清代书学“理论先行”的大背景下，包世臣作为邓石如书法代言人与鼓吹者的身份在学界已达成共识，而这也许对于邓石如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此为研究课题，对包世臣关于邓石如书法的论述进行梳理，探究其原因，揭示其意义，从而对清代“理论先行”模式下邓石如取得成功的现象展开深入分析。有学者认为“他（邓石如）的书法实践的成功正是基于其为布衣之身份和因游学和交谊而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1］，我们认为：更深层次地说，这种成功现象的背后交织着碑派兴起之际书法用笔与审美的特定取向，以及近现代书法流派崛起模式的变迁。

一、清代碑派书法的“理论先行”模式

陈振濂先生在《书法史学教程》中指出，清代碑派书法“预示着历史从未有过的一种崛起模式——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理论先行’”［2］。以前各代都是先有创作实践才有理论总结，而清代碑派之兴却是先提出一种解释历史的模式，而后才掀起了书艺实践的浪潮。即是先有流派宣言，后有流派现象的诞生。丁文隽先生在《书法精论》中认为清代碑派是“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3］。一般认为郑簠、金农、石涛、“西泠四家”等，属于“前碑派”［4］，“前碑派”以隶书、篆书为主，他们大多数曾对传统帖学下过功夫，创作中糅合碑帖或以碑破帖。“前碑派”的理论以顾炎武、黄宗羲、傅山、郭宗昌、陈奕禧、王澍等为代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关于经学、文字学、碑版考证的部分以及《金石文字记》，开启和树立了清代前中期金石学研究的热潮和范例，学者们不仅通过辨识金石文字以考证经训史迹，而且迅速地将其转换为新的书法资源，提出一系列新的审美理念，与当时推崇的质朴厚重的人格气象和学脉相呼应。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傅山提出“四宁四毋”，郭宗昌《金石史》、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万经《分隶偶存》对于汉碑审美的提撕，陈奕禧、何焯对于北碑价值的重新品评，王澍、蒋衡等用篆隶的笔法和气质阐释唐楷笔意的渊源等，都组成了“前碑派”理论的学术成果群。清代真正意义上的“碑派”是以阮元确立碑学理论为开端的，实际上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的书学思想也是总结“前碑派”实践和理论的结果。阮元之后又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扛鼎之作。

邓石如所处的乾嘉时期，正是“前碑派”与“碑派”的交接时期，清代经学中兴之际。经学的乾嘉学派以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为标志，阮元就是扬州学派中的杰出代表。阮元书学思想的形成与其经学研究不可分割。金丹先生在《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一文中指出，阮元的南北书派论除受董其昌绘画南北宗论的影响外，还受到经学南北派之分的影响。［5］乾嘉时期书法理论的繁荣，除受到经学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金石学的影响。由于清代经学家重视古经的训释考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访碑、研碑一时成风。前面提到的众多“前碑派”理论成果其实大多是在金石学研究著作中出现的，这一类金石学著作还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环宇访碑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王昶《金石萃编》、阮元《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等。这些金石著作与访碑成果，对碑派书法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学和金石学的鼎盛以及对于书法的滋养，使得众多经学家、金石学家介入书法，这一类群体俨然以学术自居，在书法界形成了一种以学术带动艺术的新潮流。而这种“学术化”取代“艺术化”的潮流虽然促进了书法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却对书法实践（即艺术创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时的隶、篆书法，学究气普遍较重，缺乏形式感，在结构和用笔上都显得简单而呆板，甚至出现了烧掉毛笔颖尖，以扁平笔毫作均匀直画者。然而，邓石如的书法实践一改此风气，长锋羊毫、饱墨生宣，纯朴本色、独辟蹊径，给予隶、篆书以新鲜的艺术效果，成就了邓石如在书法史上的振衰起弊之功。

“前碑派”的理论成果以及经学和金石学对于书法理论的滋养，促成了清代碑派书法的“理论先导”模式，在这一基础上成形的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其前瞻性、指导性以及延续性，成为碑派书法真正的“理论先行”。金丹先生在《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一文中指出“理论先行”的不成立，认为“前碑派”的实践为阮元的碑学思想提供了前提。［6］他是否忽略了“前碑派”理论的前提作用呢？单从时间上讲，“前碑派”理论的代表人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都比“前碑派”实践的代表人郑簠、金农等要略早。在清代经学与金石学介入书法理论昌盛的时期，“理论先行”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之后金丹先生又提出在阮元之前的陈奕禧、何焯、邓石如、刘墉等都曾关注北碑，陈奕禧、何焯是理论层面的关注，邓石如、刘墉等则是在实践中关注北碑。但是邓石如的楷书历来都在篆、隶之下。清方履篯《邓完白先生墓表》云：“窃考先生之书，实始于篆，由篆出隶，由隶出真，由真出行。”可见邓石如楷书虽有北碑特征，却也是从篆隶中来，难以促成写北碑之气候。而刘墉作为一个著名的帖学书家，其对于北碑的实践，影响也只能寥寥。可见，邓石如、刘墉等的实践还谈不上是碑派的流派现象，但阮元的“二论”却是流派宣言，因此，“理论先导”的命题依旧成立。

二、“理论先行”模式下的包世臣与邓石如之关系

也正是“理论先行”命题的成立及其背景，我们可以来重新理解包世臣与邓石如的关系。其实，在包世臣代言邓石如之前，邓石如的书法虽然多有好评，但并未达到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

清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续》云：

邓氏一布衣，名不出州间，位不及一命之士，世既无知者也，邓氏亦不求人知，生长篷蔓之中，行吟荒江之畔，其后少见矣。卒以与翁、钱议相左，至以不合六书相低諆脱，无安吴包氏，其人将老死墉下汉演以终焉耳。［7］

此话虽甚为偏激，但是很多资料也表明了邓石如在生前并未能引起广泛重视，书坛上也少有关于他的著录。关于邓石如的专门研究著录主要是在其去世前不久或之后，主要有：孙云桂《完白山人传》、王灼《邓石如传》、包世臣《邓石如传》、李兆洛《书完白翁传后》《邓石如墓志》、吴育《邓完白传》、李元度《邓石如先生事略》、方履篯《邓完白先生墓表》等。尽管著录时间与邓石如生年相去不远，却仍难免偏差。孙向群先生就曾在《读〈邓石如墓志〉杂记》中指出，《邓石如墓志》虽由邓石如之友李兆洛撰写，其子邓传密删改，但仍有失误。［8］在以上著录中，尤以包世臣对于邓石如的褒扬最为彻底，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甚至可以说，邓石如在清代书法史上真正确立起“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始于包世臣的鼓吹和代言。

清嘉庆七年（1802），邓石如与包世臣在镇江相识，此时，邓石如已经年至花甲，而包世臣只是个27岁的小伙子。过从十余日间，邓石如授包世臣“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之法。包世臣作《壬戌秋赠完白山人》长诗以为赠，邓石如也刻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边款书“完白翁印赠世臣弟子玩”。次年夏，包世臣在扬州又遇邓石如，拜邓为师。邓石如为包世臣刻姓名印与“小倦游阁”等印。嘉庆九年（1804），邓石如由山东返乡过扬州，访包世臣不遇，此后便驾鹤仙去了。

虽然包世臣与邓石如的交谊时间并不长，但对于邓氏的书法，包世臣当属其最为重要的鼓吹代言人。清代碑派书法在阮元提出“二论”之后，以“理论先行”的模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则是继阮元之后的重要碑派理论著作。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邓石如推崇备至，还把邓石如推上了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诚然，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嫡传弟子，其许多书学思想借鉴和受启于邓石如的书法实践，对于邓石如的推崇当属天经地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清代碑派“理论先行”的模式下，包世臣在阮元的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书学思想，而他的书学思想又需要一个实践范例来证明其成立性，才可以在理论指导实践时，提供可以参考的最佳范本。所以包世臣选择了邓石如，即使邓石如去世后其书法已经定型，但是包世臣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却可以对于邓石如书法进行理论上的筛选和加工。包世臣善于游说和鼓吹，在许多史料上都有提及：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一百首》第20首注中说“安吴晚岁寓扬州，以其好为大言，人称之曰‘包大话’”［9］，姚柬之《书安吴四种后》说他“言语妙天下”［10］，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说他“口若悬河”“善谈论，娓娓千百言，皆使人意消”［11］，《小倦游阁集》中也记载“才望博辨，足以动当路之观听，一言而活亿万”［12］。

包世臣对于邓石如的代言与鼓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确立起了邓石如作为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使之成为碑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推崇其“国朝四体第一”。

三、清代书法最高典范地位的确立

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为邓石如确立起了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也促进了清代碑派书法地位的进一步确立。

在《国朝书品》中，包世臣依据前人的书法品第模式，提出了“五品九等说”。

平和简净，遒丽天成，曰神品。
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13］

按照书家和书体进行品第，书中关于邓石如的品第见表1。

可见，最高等级的“神品”和“妙品上”都被邓石如的隶、篆、分、真书分别囊括了。这里包世臣把邓石如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说“清代仅此一人”。

包世臣对于邓石如书法地位的高度评价还有：

无端天谴怀宁老，上蔡中郎合继声。
一任刘姚夸绝诣，偏师争与撼长城。［14］

诗中把邓石如誉为汉代蔡邕之继，又认为刘墉、姚鼐虽入妙品，但与邓石如相比，却犹如“偏师争与撼长城”。

又说：

于古文推阳湖恽敬子居，为百年巨手；……于书推怀宁邓石如顽伯，其次则诸城刘文清公……［15］

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16］

斯冰骨既朽，千载绝妙迹。吾皖产布衣，壮观顿还昔。自从二徐来，气象若逼窄。不谓见君书，激荡震心魄。结构何窈深，森森露矛戟。间出骀丽姿，旌旗战风黑。和若母乳子，纵似马惊埒。乃至无画处，逸韵流空碧。又为工八分，气与中郎迫。其余作行草，亦足偶凝式。专精古所难，兼技况绝迹。二李如可作，正宜复咋舌……［17］

由于包世臣的理论成就显著，他对于邓石如的高度褒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方朔《为陶叔渊广文题完白山人四体书》就说：

吾乡完白山人四体书，皆高古绝伦。若如包慎伯大令九论书言之，则：神品一人，唯以山人篆隶置之；妙品上一人，唯以山人分及真书置之；能品上八人，以山人草书置之；逸品上十四人，以山人行书置之。则诚如曹文敏公所定国朝第一，诚第一也。［18］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

完白山人出，收尽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19］

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也说：

清代书人，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偏是那藤杖芒鞋的邓石如。［20］

包世臣把邓石如推上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实则也确立了他所提倡的清代碑派的地位。他以邓石如的实践为范本，提出了一系列碑派执笔、用笔以及线条审美的观点，为碑派书法的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法理论框架。

邓石如书法艺术的主要成就是对于篆书笔法的创造。包世臣说他的篆书“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本来篆书应该是圆转婉通，起止无迹，而隶书起笔处多杀锋侧入。邓石如打破了篆、隶之壁垒，秦篆为体，汉隶为用，把篆书写得方圆兼备，婉通而缜密，表现出提捺、转折、方圆多方面的丰富性。这种篆书笔法的改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康有为说：

完白得力处在以隶笔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21］

清代初中期的书法理论家大多将视线集中在技法阐释上。包世臣就在邓石如篆隶笔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运指”“筋必反纽”“五指齐力”等观点，并特别以邓石如作为此法的代表，他说“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转”。元代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这不易的“古法用笔”就是指“二王”所开创的帖学笔法。从“二王”直到现代的沈尹默，在书论中大多主张运腕而反对运指，用笔讲求使转提捺而反对转笔绞锋。邓石如没有盲目地跟随前人的脚步，而是在实践中开创了长锋羊毫转指、指腕并运的方法。邓石如信奉“唯笔软则奇怪生焉”，长锋羊毫的使用与宋、元以前所用工具不一样，古人写字多短锋硬毫，所以多使转、起倒、翻折，却很少绞转，但是长锋羊毫，则要用转指调整笔锋，指腕并用。邓石如创造出了丰厚苍茫、具有力度的线条之美。这种线条之美得到了包世臣的大加褒扬，并总结出了“中实”“气满”说。

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中实之妙，武德以后，遂难言之。近人邓石如书，中截无不圆满遒丽，其次刘文清，中截近左处亦能洁净充足，此外则并未梦见。［22］

他认为邓石如、刘墉是中截圆满遒丽的典型。沈曾植认为包世臣的“中实说”出自邓石如：“安吴‘中画丰满’之说，出自怀宁。怀宁以摹印法论书，如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通风，亦印家诀也。”［23］

“中实”之上，包世臣又提出了“气满”说：

笔中实，则结成字、累成行、缀成幅，而气皆满，气满则二弊去矣。……气满由于中实，中实由于指劲，此诣甚难至，然不可不知也。［24］

气满源于中实，中实源于指劲，层层加深的观点，其最终的源头还是邓石如“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悬腕双钩，管随指转”等的实践范例。

确立起邓石如清代书法最高典范的地位后，包世臣又以邓石如书法为典范，提出了系列北碑技法理论。但是，正如金丹先生《包世臣书学批评》一书中指出，包世臣在论碑时，常常处处求证于帖学和古法“以帖证碑”，又以碑派的理论来验证所有的作品（包括帖学）“以碑证帖”，其书学属于“变异的帖学观念和激进的碑学锋芒的交融”。［25］从审美特征来看，包世臣尊邓石如篆隶书为“神品”，认为“神品”的特征是“平和简净，遒丽天成”，这种评价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帖学审美标准的影响。他与之后康有为提出的与帖学审美完全对立的“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等审美要求确有不一。

从此观点入手，我们也会发现邓石如篆书中也含有此类时代审美特征。邓石如的篆书体式拉长，线条圆转流利，这与上古的质朴线条就不太一样。他在线条中加入了一种流美感，这是审美意识高度成熟的产物，也是近世的趣味。在章法结体上，他的书法有一种装饰的均匀感，这与汉隶的自由趣味相比，更加正规化、法则化。可以说，邓石如以一种近世的流畅趣味主动地改造了上古简单质朴之形。这种改造也仍然受到清代“士”文化以及“理论先行”模式的影响。

清代书法的“理论先行”模式以及“学术化”的滥觞，使得其时的书法家大多为学者或文人。书法作为“精英艺术”，推崇的也是“士人”而非“工匠”，即使随着碑派后来的逐渐壮大，碑派的取法对象更加走向古时的山野莽夫，但历数碑派后来的代表人物，又有谁人不是学界大儒、文坛巨子？更不要说是碑派兴起不久的乾嘉之际了。此时，虽然碑派开始了雄强、壮美一路的开拓，但是原本的流畅、自如、规范等审美要求仍有相当影响。邓石如的艺术一方面适应了这种碑派发展特定时期的审美标准，一方面又以“隐逸之士”的布衣身份，以专业书家的立场，顺应碑派提倡“庶民化”的发展趋势，遂成清代碑派书法的一代宗师。

四、“国朝四体第一”之说

前面我们论述了邓石如清代书法最高典范地位的确立，这一最高典范的地位主要是在篆隶书方面。包世臣认为自己的一家之言以及仅局限于篆隶书体的最高地位都是不够的，所以他在《完白山人传》中记载了曹文敏称赞邓石如“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以及刘墉、陆锡熊称其“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一事，还记述了钱坫、钱伯坰对于邓石如篆书的大加褒扬以及钱伯坰谓邓石如的行草乃“杨少师神境也”一事。［26］

关于邓石如“国朝四体第一”，学界历来却也存有不少争议。

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写道：

（曹文敏）遍赞于诸公，曰：“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27］

在《论书十二绝句》中又说：

怀宁布衣邓石如顽伯，篆、隶、真、分、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之所得专美也。［28］

但翁方纲却评其“破古法”“不合六书之旨”，李瑞清谓之“下笔驰骋，殊乏蕴藉”。不过总的来看，对于邓石如的篆隶成就，学界多持肯定态度，研究成果丰硕，而关于真书、行书、草书却涉及较少，且存在一定争议。

对于其楷书，一般认为是源于六朝碑版的，与清代楷书习唐之风迥异。邓石如的学书轨迹是“由篆而隶而真而行”，因而他对楷书的取法在魏晋南北朝和隋之间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当时之学书者对楷书多取法唐代欧、虞、颜之时风下，邓石如能够兼容秦篆、汉隶，直入南北朝，融冶汉魏，独树一帜，实属不易。邓氏楷书主要是取法南北朝之《张猛龙碑》《石门铭》《贾使君》《梁始兴王碑》等，起收笔处多表现为外方而内蕴，间或以汉隶之波挑，结体上中正平直。包世臣说：“山人正书方寸以上者，简肃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29］邓石如楷书在清人学唐碑和馆阁之风盛行之时，专习魏隋碑版，启示后者，在碑派书法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邓石如的行草书向来是争论的焦点。《吴山子论山人书》云：“山人学书先从篆隶入，隶成通之篆，篆成通之真书。由真通行，须从草假道，山人草不成见，行书亦未工。”［30］赵之谦说：“山人草书不克见，行书亦未工，此是日力所限，然其成者无以加矣。”［31］马宗霍《书林藻鉴》中也称邓石如的行草为“野狐禅”。

种种质疑，用包世臣的话来解释，却又迎刃而解了。包世臣评邓石如的行草谓：

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32］
草书虽逸，不如晋人，而笔致蕴藉，无五季以来俗气。［33］

可见，邓石如行草书的铜墙铁壁与南帖虚和遒丽的审美标准大不相同。用笔上，南帖以“起—行—收”三段式用笔，多重线条之头尾而忽略中段；以邓石如为代表的碑派之行草，则以方入笔，中段多提按转笔，收笔或顿，或锋，极显“刻凿”之意味。可见，邓石如的行草书与南帖不是同一路数，因此，对其行草书法评价，也就由于品评立场的不同而出现完全不同的结论。林如先生在《邓石如“国朝四体第一”新解》中指出：

若以二王法度为衡量优劣之标准，邓石如行草书可谓不入流，谓为‘四体第一’更是言过其实。而若从写碑的角度衡量，邓石如以碑刻艺术的形式对行草书加以精彩诠释，为行草书开辟了二王传统经典以外的‘碑学’书法艺术的新路径。［34］

从“碑学”立场解释邓石如书法而谓其“国朝四体第一”，诚非溢满之词。［35］

五、结语

邓石如被尊崇为清代书法最高典范，他以布衣身份异军突起于乾嘉之际，其自身的努力以及书法实践中卓越的成就，不容忽视。邓石如在有生之年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但是，在清代“理论先行”与“学术化”趋势的大背景下，邓石如真正在清代书法界确立起最高典范的地位，始于包世臣的代言与鼓吹。一方面，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学生，其书学思想借鉴和受启于邓石如；另一方面，包世臣又需要在提倡碑派书法时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最佳的实践范本。可以说，是先有理论的需要，所以选择了实践的范例，这是清代书法发展中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邓石如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朱大可曾说：“慎伯之尊魏，非尊魏也，尊完白也。”［36］在清代碑派书法“理论先行”的模式下，包世臣“尊魏”和“尊完白”是一个道理。他在代言和鼓吹邓石如的书法中，创造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神话，也引导我们去思考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之间深层次的关系。

✎注释

［1］黄秀英、秦金根：《从邓石如的游学与交谊看其书风的形成》，《书画世界》2009年第5期。

［2］陈振濂：《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3］丁文隽：《书法精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4］“所谓前碑派，是指清代碑派的前身。……一般认为，清代真正意义上的碑派是以阮元确立碑学理论为开端，实际上他的理论是总结前碑派实践的结果。我们以邓石如、阮元划界，在他们之前以碑破帖一派，称为前碑派，此后的尊碑一派，称为碑派。”黄惇、金丹等：《中国书法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5］金丹：《经学与阮元书学思想的渊源》，《书法研究》2003年第2期。

［6］同上。

［7］（清）张原炜：《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续》，穆孝天、许佳琼《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8］孙向群：《读〈邓石如墓志〉杂记》，《西泠印社》总第19辑《邓石如研究专辑》，第38页。

［9］启功：《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页。

［10］（清）包世臣：《管情三义》，《包世臣全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54页。

［11］同上，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