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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你跟我沟通时把我当成你的病人，而不是母亲”。 我开车回家时，母亲熟悉的声音通过与我手机连接的蓝牙从车上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小时前，她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让我给她回电话，这可从来不是个好兆头。母亲74岁仍在罗德岛州工作并担任管理人员，她一贯说话直截了当，不是那种为了琐事让我给她回电话的人。于是，我就问她发生了什么。 “我感冒了一直没好，所以我就去一家诊所取了些抗生素”。 我忍住没告诉她，大多数感冒都是病毒性的，抗生素也无法改变感冒病程。我听着她继续说道， “他们让我做了胸部X光检查，我的医生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我的左肺中发现了一个‘阴影’，我需要再做一个胸部CT扫描”。 这时我已紧张地屏住呼吸，让自己做好准备接受接下来的事情：每个癌症故事的开头都是，看上去没什么大碍的咳嗽、头晕或普通感冒出现了不祥的征兆，然后就是意料之中的疾病变成了意料之外的癌症。 “我的医生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得了肺癌，我必须进行活检。” 我只是隐约知道路上穿行着其他车辆，云彩在灰色的天空上迅速变换着，其他一切都在移动着，而我的世界突然都静止了。 “你先不要太担心”，我说到，试着给自己争取时间，回想自己的患者家属听到这种消息后安慰患者时说的话。“肺里有肿块可能是其他东西，比如感染或伤疤组织。在活检未显示它是癌症前，它就不是癌症。”我继续说道，“你还没有做活检呢，对吧？” “没有。不过我的医生似乎很确定这就是癌症”。 “它现在还不是癌症”，我说，更多地从一个儿子的角度而不是医生的角度，说服她也在说服我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扮演着自己不熟悉的一个角色。我不再是为患者提供信息的医生，而是试图获得信息的患者家属，而且还要努力帮助与我相隔数州的母亲，在一家我不熟悉的医院里预约检查。 母亲的医生将CT扫描报告传真给了我，报告上说发现了一个超过3cm的分叶状肿块，这是典型的癌症特征。事实证明，预约活检检查更具有挑战性，通过几番电话后，医院介入放射科能提供的最合适的预约日期也只是暂定日期，即10天后了。 于是我们进入了等候诊断的煎熬期。等待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母亲也想出了各种“如果是癌症”之类的问题：“如果是癌症，我还需要做哪些进一步检查？我需要手术吗？化疗呢？我能继续工作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结果？” 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只能概略地回答这些问题并作出推测。 医生对她肺部的肿块进行了活检，就是那个在她CT扫描片上看起来像积雨云一样不祥的东西，三天后，我的手机收到了母亲发来的短信：“活检结果是阳性。给我回个电话，我现在在家。” 我从未想过会从短信上得知母亲的诊断。不过或许发短信可以让她，还有我与刚刚降临的新事实之间产生一些距离。我工作的医学中心也是充满了癌症患者，我离开那里给母亲打电话。 “我刚和医生谈过话。活检显示是癌症”。这也是她第一次使用‘癌症’这个字眼，而且我还注意到她刻意使自己远离这个字眼，就好像是活检得了癌症，而不是她。 “医生有没有说是哪种癌症？”我问。她从自己做有记录的纸上读出那些不熟悉的字。 “原发性肺腺癌”。电话两头都没说话。 “接下来是什么？”之后她问道。 接下来要确定癌症的扩散程度，即分期。从这方面来说，肺癌与我治疗的癌症——白血病有很大不同。白血病没有分期，因为它在诊断时就已遍及血液和骨髓。如果我们试着给白血病分期的话，那就是4期或0期，也就是你要么有患白血病，要么就没有。 肺癌的分期要通过肿瘤大小、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位置或肿瘤是否已转移至其他器官或骨来确定。肺癌分期需要进行额外的扫描检查，通常还有更多的活检来评定。我向她解释过这些后，问她是想在离她自己家较近的医院做这些检查，还是在我工作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做这些检查。 “你想要我去哪家医院检查？”她说。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只是想让她好起来。 最后她决定在我工作的医院进行分期和会诊，下周就坐飞机过来开始预约检查，先进行脑部MRI检查，以确定癌症是否已扩散至大脑，然后再进行实验室检查和PET/CT扫描。 正电子计算机发射断层扫描，即PET扫描需要在静脉内注射放射性核素标记的葡萄糖类示踪剂。体内活跃细胞（就会消耗葡萄糖），比如癌细胞就会聚集示踪剂，在扫描片上呈现出发亮的状态。PET扫描可显示出主要肿瘤部位和肿瘤扩散区域。其他会发生感染或炎症的活跃细胞也会点亮扫描片，从而导致检查结果出现假阳性，即误诊为肿瘤。 第二天我们先去看了外科医生，医生在他诊室的电脑屏幕上给我们看了母亲的MRI扫描。他告诉母亲说她的大脑中没有癌症，并说她的癌症似乎还处于早期。 得知这个信息后她很兴奋，明显也放松了下来。“那可是我最担心的，我害怕癌症已扩散到我的大脑”。 然后，医生给我们看了她的PET扫描片。“这就是我们在CT扫描上看到的那个肿瘤”，他指着一个火球状的肿块说。“你的胸纵膈这里有几处淋巴结转移”，他指着胸部中间癌症已扩散的两处地方说。 肺癌1期意味着癌症局限在初始肿块，可通过手术移除。但她得的是肺癌3期，可能需要接受化疗和放疗。只有在肿瘤缩小后，她才适合手术。 这也就是说，她被治愈的机会大大降低了。 “我想要确定这些淋巴结中是否真的有癌细胞”，母亲的外科医生仔细查看着PET扫描片对她说也是对他自己说。“我会安排一名肺科医生为你进行活检”。 接着，母亲去看了一位肿瘤内科医生（肺癌专家），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儿子的足球队教练。最残酷的是，他最近也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肺癌4期），他用对待抗癌战士和家属的那份特殊同情看待我和母亲。他向我们详细解释了他的治疗计划，在查看PET扫描片时停下来说，“在开始任何治疗之前，我们将对这些淋巴结进行活检”，再次强调了外科医生所说的话。 两天后，我母亲进行了淋巴结活检，活检结束1小时后，肺科医生就给我打电话。 “淋巴结中没有癌细胞”，他在电话上。“没有癌症。PET扫描结果是假阳性。” 我又重复了一遍说给他，以确定我没听错，顿时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母亲又回到肺癌1期了，只需要手术治疗。我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 从检查室出来，母亲和我就跑到肿瘤内科医生那里将结果告诉了他。由于他的母亲被剥夺了治愈肺癌的任何机会，他听到我们的好消息后无比高兴，并拥抱祝贺我们。 “我想知道”，我的母亲问他说，“要是在其他医院，是不是仅根据PET扫描结果我就得接受化疗和放疗了？” 他点点头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我的母亲进行了手术，现已重返工作。她的治疗结果很好，但同时她有个极力支持她给她建议的儿子，并有办法来到专科癌症治疗中心接受治疗。我为她感到高兴，但是这次经历却令人不安。这也让我很想知道，到底有多少癌症患者因为没有同样的机会，根据并不总是准确的检查结果，接受了不合适的治疗。 本文由盛诺一家原创编译，其他任何公众号或网站转载必须在文首注明：来源于盛诺一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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