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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风物(48)长宁盐业史考(四)邹永前

 必镮的图书馆 2017-11-28



长宁盐业史考(四)汉唐,盐产、盐利及其作用

                    

官营食盐,起自春秋战国时期,创建这一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制度的人是齐国的管仲。但东部各个诸侯国除齐以外,多采取放任政策,即民产、商销,官府只管课税。而西部的秦,自商鞅变法之后,采用的则是“禁山泽之原”,置盐官以收“百倍之利”《盐铁论·非》,秦一统六国其盐政推行于中国。

汉初,施行“与民生息”之策,“驰山泽之禁”,标志着食盐官营政策被取消。汉武好武功,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文景二帝“无为而治”积攒起来的家当,被其弄了个一干二净。于是汉武于元狩四年实施“盐铁官营”以聚财。其具体办法是:官府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此后虽有汉武帝死后,霍光于始元六年以汉昭帝名义组织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存废的大讨论,即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之议”(注)。在“盐铁之议”中,贤良文学在霍光支持下,对桑弘羊及“盐铁官营”政策进行了系统而猛烈的攻击;但最终因其事关国家财政收入和军需供应,仅是于当年七月停止了酒的专卖外,“盐铁官营”并未废止。其后,2000余年里,盐一直属国家专卖范畴。长宁淯井自开发利用始即在这一国家体制内,所以,我们谈淯井盐产、盐利的作用,实即谈其对当时政府的作用。

汉:我们只能推测淯井产盐,故对其在中央及地方财政中的作用我们无法做出说明。

三国(蜀汉):三国、两晋时期,官府为解决财政急需,基本上都推行带有军事强制性质的“食盐官营”政策。蜀汉也如此,而三国时期“食盐官营”较之两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军事管制。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篇)转引近人蒋伯超言:“其以典戎之官,管牢盆之政,随地巡缉,盗无所容,尤权时之要策也。”如果我们以此来看《舆地纪胜》中关于“诸葛武侯所筑,以誓蛮者。”一语,其基本情况就解释通了。蜀汉将领庲降都督李恢率军南征,到了淯井(今长宁双河一带)拿下夷人所占盐井后,于是建军寨、设瞭望台(诸葛塔)于淯井一带,驻军对淯井盐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军事机构在(塔在),夷人当然不敢妄动,军事机构不在(塔毁)盐业管制也就成为空话。由此,我们说三国时淯井是置于蜀汉军事管制之下的,也即,其盐利对于蜀汉财政具有重要作用。

南北朝:这一时期国家处于混乱时期,皇权衰弱,门阀势力坐大,“食盐专营”政策受到削弱,所以,即是如《中国盐业史》(古代篇)对这一时期盐业生产情况的叙述也仅八个页码。长宁淯井无史载,亦无传说留下蛛丝马迹。

隋唐五代:隋统一了南北,为盐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隋文帝至唐前期均实行的是宽松的盐业政策,盐产区的面积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其盐政则经历了一个从无税制向有税制,从非专卖制向专卖制过渡的过程。安史之乱后实施商运商销就场专卖,盐在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收入中日益占据突出的地位。其时,淯井盐有了确切的史载,且地位作用突出。这也就是《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五所说“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至今,我们在史证中所能找到的关于长宁产盐的文字,也就十一个字。然而就这十一字,如果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其传递的信息量也是巨大的。

其一,从地理及当时淯井监所处周边环境看,淯井没有地理优势及环境优势。王象之说淯井“深介夷腹”,何也?因为其周边地区都是蛮夷之地,羁縻之故,南,羁縻宋州(今兴文县中城镇);西南,羁縻晏州(今兴文县僰王山镇);北,羁縻高州(今高县一带);西北羁縻珙州、定州、投附州(均在今珙县);监处之地就在羁縻淯州;向东,则整个运输通道都处于羁縻长宁州境域。如此恶劣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之下,朝廷依然不放弃淯井的生产运营管理权,依然将其作为重要的盐生产基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淯井产盐量极大,盐利极大。

其二,为什么两个地方路不通,就会“民间乏盐”呢?据吉成名《中国古代食盐产地分布和变迁研究》唐代井盐产地有山南道、陇右道、江南道、剑南道四道。四道盐井总数91所,其中剑南道最多,达68处;山南道次之,陇右道、江南道最少。陇右道即今陕南、陇南一带,这一代所产之盐因乱当然无法供应四川。江南道即今重庆彭水、湖南湘乡一带,山南道井盐产地分布在今秭归、巴东、奉节、云阳(云安)巫山、忠县、万州、宣汉、开县、阆中、南部、西充等;韩秀升乃涪州(今涪陵)刺史,起兵阻断了峡江路,江南道、山南道之盐自亦难供蜀中。而剑南道呢?剑南道井盐产地包括今绵阳、德阳、三台、中江、射洪、浦江、彭山、乐山、简阳、资阳、内江、资中、遂宁、蓬溪、安岳、乐至、理县、盐亭、仁寿、井研、荣县、威远、自贡、富顺、宜宾县、江安、长宁、卢山、宝兴,盐源、合川、荣昌、璧山、及云南普洱等等。有如此众多的井盐产地,《资治通鉴》一书竟特别指出“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可见淯井之盐在当时四川境域之地位极高。

成都市永陵路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永陵。即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907─967年)前蜀国开国皇帝王建(847─918年)的陵墓,就是躺在这儿的这位私盐贩子,在长宁历史上建制了淯井镇。(图片采自网络)


其三,淯井产盐量究竟有多大呢,这段文字可以证明淯井的产盐量极大。《通典》卷10《食货·盐铁》载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屯田格》云:“蜀道陵、绵等十州盐井总九十所,每岁课盐都当钱八千五十八贯”,平均每所每岁课盐都当钱约90贯。具体到各州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泸州井五所,都当钱一千八百五十贯。”一所每岁课盐都当钱达370贯;而“资州井二十八所,都当钱一千八十三贯”,平均一所每岁课盐都当钱仅39贯;荣州(今荣县、自贡部分)呢?就显得有些更离谱了,有井十二所,仅仅当钱四百贯,也即一所才33贯多一点。这是唐代前期官府征税的盐井数,及盐税征缴额,泸州五井在今富顺、长宁、江安,由此可见在唐时淯井盐产量之高。那么据此,我们就好理解“云安、淯井路不通,民间乏盐。”了。

其四,盐利有多大?《新唐书》卷六十,志第四十四《食货四》,关于唐代后期盐的管理有这样一段文字:“天宝、至德间,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由此段文字,我们看到,设盐监,原因在哪里?在盐利,利有多大?每斗盐成本十钱,加价一百出售,利润额高达1100%。有如此大的盐利,淯井产盐量又大,你说淯井盐在中央及地方财政中的作用大不大?当然很大。

五代十国: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据北方大部分地区。其后相继出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53年史称“ “代”,南方各地和河东(今山西境内)则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十个政权,史称“十国”。长宁先后属前、后蜀。这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短命的政权除了政权更迭记载较详实外,之外的经济文化,一方面因动荡乏善可存,另一方面则是记载缺失。唐遗存下来的盐井相继废弃,存者不多,盐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学术界对五代十国时期盐业更是专门研究缺乏,但因了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我们不仅知道在这一时期前蜀主——“少无赖”、食盐贩子王建在长宁双河一带置淯井镇,设淯井刺史管盐;还知道王建曾专门发檄文着淯州刺史罗元楚整饬盐务。何谓整饬?整饬就是整顿,整治。淯州这一地方的盐务出现了问题,中央政府竟也要发专文要求“整饬”,可见淯井这地方的盐务重要到什么程度?

 注:盐铁之议,又称盐铁会议,是汉昭帝时,霍光组织召开的一次讨论国家现行政策的辩论大会,其本质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汉宣帝时,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为《盐铁论》。

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擢用桑弘羊为财政大臣,实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虽然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但弊端百出,激起民怨。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经谏大夫杜延年提议,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同年七月,会议闭幕,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

盐铁会议的召开,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进一步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而桑弘羊在政治上则受到一定的挫折,其所实施的官营政策也有所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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