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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在这两年扎堆上市：前有宜人贷，现有趣店，主营业务同为现金贷的拍拍贷、融360等试图搭上IPO的列车……高速成长引发平台因自设资金池，非法集资被群众口诛笔伐。或许我们需要透过历史一睹借贷的本质。 本文约3600字 | 建议阅读10分钟 文 | 筹码君 编辑 | 吴梦涵 陈俊伶 从商周时期，民间高利贷活动就一直存在。 到明朝时期，民间借贷已经是经济的晴雨表，发展到高利贷和土地被收缴并存，其实就是生产资料开始加速向大地主阶级聚集，民间经济饮鸩止渴，经济体失去弹性了，亟待纠偏。但当整个官僚集团都加入到高利贷的阵营中，这是比国家税收更肥美的蛋糕，谁愿意放弃呢？ 如何纠偏，只能通过东厂，杀人。 大明的东厂与钱袋子 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世界历史上设立最早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只对皇帝负责，不受司法约束。 朱棣明白，朱姓皇族与官僚共治天下，最大的敌人不是农民义军，而是官僚集团。成立东厂，一方面可以一体节制，独断专行，加强专制和对官僚的掌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必要的牺牲，借人头换取政体弹性，消除矛盾。虽然史书和戏剧里的东厂督主魏忠贤被演绎得十恶不赦，但在自杀前的崇祯心里，魏忠贤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明末的崇祯，内心是极其凄苦的。 皇权倾覆，东林党人所代表的地主官僚集团已经准备好与皇太极勾兑，无论皇帝推出多少人到菜市口砍头，官僚集团也始终无动于衷，双方不再有信任的基础。皇权与地主官僚集团的利益也已经不一致了。 东林党人内心清楚，与其跪拜多疑的崇祯，不如改弦更张。历朝历代，根植于县域经济的地主士绅阶级才是真正的主人。换了朝代，同样需要地方官，需要缴税，谁当皇帝，区别并不是那么大。 太监集团就不一样：他们依附皇权、没有子嗣，更谈不上官僚世家和宗族势力，即便如同魏忠贤一样，位极人臣也不过3年时间。即使最后能权势熏天，下台后一切功名利禄和朋党势力，都会被“系统”自然回收。 所以，历代的帝王心术都很明白：皇权有两大敌人，最大的是官僚集团，其次是官僚背后的大地主阶级，如果他们承载了太多的资产，就会选择背叛政权。他们的诉求极为复杂：试图将势力和财富固化在经济体系中，成为宗族资源——债权、股权、田产。他们通过民间高利贷和当铺，做成了事实上的资产交易所和农民收割机；通过高利贷，完成了对于生产资料的掌控和富集，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势力，直到人头被借用。 大宋的词人与农村信用社 一开始，皇族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并不尖锐，但天命难违，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王朝兴替，表面上是农民闹事，骨子里都是财政破产导致的政治破产。皇帝抽税，官僚放贷，双重叠加，双重抽税，一到灾年就会触发民不聊生的极端状况。要知道，对于农业国家，风调雨顺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灾害反而是常态。 皇帝心里也明白：太监的地位是向皇权租来的，而皇帝的地位是向老天爷租来的。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没有任何盛世可言。史书和神话里写满了灾难：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史无前例的黄河泛滥；明朝末年的小冰期加剧了饥荒、欠收导致流民四起，推动了李自成的快速崛起。 在无法预报自然灾害的农业社会，洪灾和旱灾都是极可怕的，特别是持久的旱灾带来的赤地千里，使千百万人陷入绝望、恐慌。在人口剧增且依赖农业生存的时代，一旦出现大灾，就会导致农民起义和战乱，加剧人口大减，建立在农业生态系统之上的社会系统也会面临崩溃。清末各种灾害，叠加了太平天国起义20年战乱，人口净减少1.5亿人口，接近40%。 王朝的命运，其实早就被命运轮回给写死了。谁也不想等着命运的裁决。而王安石是第一个尝试突破这种轮回的主政者，他试图建立一套对冲结构来降低系统性风险，期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通过建立粮食价格平准基金 官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即《青苗法》，来降低风险，逆天改命。 王安石的愿望是好的，但也徒劳无功。虽然他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在当时，国家缺钱，内政外交都毫无建树，都需要突破。而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与核心法案《青苗法》，本质上就是大计划经济，将政府从平台（比如天猫）变成服务提供商（好比京东），主动参与到交易中来，成为借贷主体，变成“大宋农村信用社”。 《青苗法》的试点非常成功：每年冬春青黄不接，农民日子最难过时，由政府出面用低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20%左右）把粮食或者资金贷给农民，秋收后还款，是一套不错的农村银行体系。但试点成功，不代表改革成功，政府出面做农村高利贷，赚钱是没得说，可副作用也极其明显： 首先，皇权与官僚集团彻底对立：让北宋统治阶层从皇室到官员分成了变法与反对变法两派，从此恶斗不休。 其次，民间经济体失去弹性：政府掌握了社会经济命脉，在工商业税赋无法取代农业税支撑国家经济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抢食工商业经营的高利贷蛋糕，支撑了当时的政权，苟延残喘了上百年。 最后，错失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机会：王安石的改革本质上与汉代的桑弘羊一样，是政府垄断经营垄断销售垄断银行，这样的改革救急可以，却不可能长期有效。强计划经济，是不符合当时技术发展水平的。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汉武帝推行的盐铁专卖，核心是为了支撑军事扩张。然而汉武帝留下了广阔的疆域，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同时，皇权本想制约官僚集团，但因为财政收入需求，不得不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并坐视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尾大不掉。最后，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改革最终失败。
今朝的数据与信用 今天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农业时代的逻辑虽然已经不再适用，但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却惊人的一致。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主权信用货币，使用金属货币的时间长达2 000年，中间使用过大明宝钞却得不到支持，这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全国上下都通货紧缩，不仅老百姓缺钱，政府也缺钱。农民既要承受较高的利息，还要承担货币匮乏带来的借贷不便，以及承担气候造成的农业风险和信用缺失造成的困境。 此前，我们根本无法为用户的信用定价，没文化、没身份、没资产、没质押、没信用。有几亩薄田和担保的还好说，一般农户只能选择铤而走险，或者走向死亡。 信用是需要博弈、撮合才能定价的。过去，统治阶级都接受汉族的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而轻视法制，浑身上下流淌着道德血液的士绅官僚们，根本无法对人的信用进行定价，社会的信用无以建立，加上重农抑商的政策，资金成本也就从未降低过。因此，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士绅们只有选择用极端的方式去控制风险。 从当时的整体情况来看，民间借贷越兴旺，利息越低，经济越好。大部分情况下年利率保持在30%~50%之间。因为民间借贷背后，是乡绅士族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基本盘，也是民营经济早期最重要的形态。 今天，我们再回头看互联网金融和小微贷款，功夫都在借贷之外。凡是通过数据来重构个人的信用账本，能够给个人信用定价的，我们都要高看一眼。因为这实质上给全社会的个人增加了一份资产负债表，眼下再窘迫也可以向未来索取资源，这给了个人以更大福祉。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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