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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墨子、杨朱、许行、告子的思想，把他们称为“异端”，和这些“异端”的辩论，构成《孟子》七篇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关于孟子对待思想异己的“好辩”，人们常常觉得孟夫子过于慷慨激昂，缺乏宽容气质，甚至有思想专制之嫌。笔者研究《孟子》有年，认为这种看法不无再商榷的必要。那么，孟子心目中的异端究竟是什么？孟子对异端为什么好辩，用“霸气”来评价孟子的人格气质是否准确？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何谓异端？孟子是“愿学孔子”、服膺“仁道”的，所以，他心目中的异端就是在思想理论上反对“仁道”的人，是“仁道”的怀疑者、解构者、颠覆者，是“仁者”的论敌。这就决定了异端既不是孟子所教化的俗人、也不是孟子所蔑视的小人、更不是孟子所哀叹的“妄人”，他们是一群非常独特的对手。  首先，孟子不认为异端是俗人。俗人对“仁道”还是有基本的认同的，他们可能会见利忘义，但他们或是出于物质的匮乏而不能兼顾、或是由于意志的薄弱而陷溺其心。也就是说，一旦晓之以义、坦言责善时，他们往往面红耳赤、沉默不语以表明良心的发现；而异端正相反，虽然他们行为上也往往循规蹈矩、无可指摘，但在理论的离经叛道上却是振振有辞、而且引以为荣。 其次，孟子不认为异端是小人。小人从内心深处对仁义是不屑一顾的，但他们知道道义是一种通行的舆论尺度、主流的话语系统，因此，小人的薄情和寡义轻易不形于色，表面上还要“假借仁义”；而异端的居心往往是良善的，在生活中也是重情重义的，但他们一到理论上就反其道而行，而且一定要四处宣扬，唯恐天下不知。 最后，孟子不认为异端是“妄人”。所谓妄人就是“周处”式的蛮夫莽汉，他们的“横逆”虽然也是公开的，但毕竟登不上大雅之堂；而异端却是些文化精英、一表人物，异端思想也往往作得精致堂皇。 这就是说，孟子心目中的异端在反对“仁道”这一点上，既有俗人自为的行动，也有小人自觉的思想，又有妄人公开的表示，还有他们三者不具备的精致理论，可以说，异端集反仁道之大成，是反仁道的最高表现形式。 那么，孟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异端呢？先看孟子的一段精彩文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民无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民无所安息，……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天下大悦。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怠，孔子之道不着，……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对待居心并不叵测的异端，孟子总的态度是“好辩”，也就是当仁不让地公开挑战，而且不是斯斯文文的冷战、恰恰是唇枪舌剑的热战；其激烈程度、情感幅度的的确确弥漫着一股火药味，甚至在语言使用上也充斥着“齐东野人之语”，“南蛮 舌之人”这样的攻击性，一幅截断众流、不容置辩的架势，绝无妥协调和的余地、绝无兼容互补的表示，必欲完全驳倒以后快、彻底清算而罢休。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愿学孔子”的孟子身上半点的儒雅和平和，只看到一个充满霸气的斗士。  其实，激烈并不是孟子所欣赏的士君子人格，别忘了“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句话，孟子把这句话前后说了两次。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孟子“好辩”呢？他的“不得已”是什么呢？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孟子这种“好辩”的态度对事不对人，他主要对异端的思想，而不是对异端本人心存恐惧。他为什么恐惧异端的思想呢？从“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这句话可以看出，孟子已经认识到当一种关乎社会人文的思想还停留于观念形态时，不会造成什么实际后果，但一种思想总是力图超越批判的武器，而要力争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也就是说，一种思想必是一幕政治的前奏曲，一种反仁道的理论必是一幕反仁道的实践的开场白。而孟子已经预见到，这种由“作于其心”而至“作于其事”的实践将必然“害于其事”进而“害于其政”，孟子认定那将是一幅“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惨不忍睹的图景，他实在不愿看到一群无知的民众浑然不觉地走向那样一个恐怖时代。正是目睹日渐泛滥的“处士横议”，孟子“吾为此惧”的情感不断加剧，有着深切现世关怀的他怎么可能持一付不慌不忙、等闲视之的态度呢？当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在为一个门派的座次而争，而是在为人类的“生存还是毁灭”而争时，他还哪里来得及兼顾雅量和风度呢？于是，他按捺不住激情，迫不得已地把激烈带进了他的思想、言谈乃至人格。 其次，这种“好辩”的态度还源于孟子意识到异端思想虽然似是而非，但却有极大的诱惑力。异端没有俗人的卑微、小人的委琐、妄人的粗野，异端是一群天马行空的人物、一批豪放不羁的俊杰；异端思想有惶惶的著作、深邃的理论、缜密的论证、雄辨的语言、天才的譬喻、华丽的文采；异端总是究其一点、一孔、一管、一曲而不顾大体，不考虑通盘。因此，异端走偏锋之后的格外深刻，把某一点发挥到极至时的思想震撼力，突破一种思维定势后的耳目一新，颠覆一种常识后的惊世骇俗，以及异端拍案叫绝的比喻、汪洋恣肆的想象、气势恢宏的论辩、悬河泻水的语言气势，都是在老成持重的学说中根本找不到的。因此，那些不屑作小人、不甘作庸人、不愿作妄人的人对异端均没有第一印象的恶感，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亲和力。于是，他们往往鬼使神差地解除了理性的警惕，而不再对异端的核心理念盘根究底了，尤其是阅人不多、涉世不深的文化青年没有不见异思迁、成为异端信徒的。结果导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一时甚嚣尘上，几成意识形态。 然而孟子坚信异端终究不能终极地安妥灵魂，异端之“道”往往只可坐而论、不能起而行；它就像一个流连忘返的驿站，但成为不了人们安身立命的家；甚至还可以说它是百川，但不是最终归向的大海。也就是说，它可以是思想的一个过程、一段异彩、一种补充，但不能成其为归宿。近代的梁启超先生也这样评价过以新奇而著称的理论：“那些奇论，我也承认他们有相当的功用，但要知道，药到底是药，不能拿来当饭吃”。本来孟子可以冷眼旁观，让人们试验尝试够了，再痛定思痛，明白什么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东西。但情况往往是当人们从空花泡影中醒来时，已经创巨痛深、积重难返了。孟子实在不想眼睁睁地任其试验，因此，他变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宁愿牺牲“不虞之誉”、忍受“求全之毁”、承担好辩的误解、背上霸气的骂名，也要大喝一声。 “好辩”的气质往往失之于感情用事，意气用事，孟子清醒地知道思想的较量不能单靠一腔“浩然之气”，最终服人的还是“理”本身；大而无当地上纲上线是驳不倒异端的，必须能够洞幽灼微、条分缕析，进行不厌其详、不厌其烦、不厌其细的辩难，这就需要极高的逻辑水平、思维水平、语言水平了，而孟子恰恰是以实实在在的全面素养、而不仅仅是靠意气和感情的锋芒来为“大道之行”开辟道路的，这就是孟子好辩的另一个条件：“我知言”。从“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中可以看出，孟子不仅是捍卫道学的仁者，而且也是辩名析理的智者，恐怕未必像诸如蔡元培先生所理解的“是一雄伟的辩论家，而非一沉静的研究家”。  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孟子的态度呢？许多人不大赞同孟子对异端的口诛笔伐，认为这种定于一尊的态度会导致思想自由的丧失。其实，这种评价是不会让九泉之下的孟夫子心服的，孟子并不是反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要知道，孟子对墨子、杨朱、许行、告子四人的批评并不是对四家的一概否定，对墨子他就只反对其“兼爱”思想。可见，把孟子解读为思想的专制者是轻率的，孟子真正的用意是在关注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思想自由有哪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孟子的界限是“仁”， 仁代表着仁爱、和平、宽容、温和的气质和精神；反对仁的思想当然没有和而不同的余地，所以，反对仁爱、和平、宽容、温和的思想自然没有求同存异的可能。而孟子认为异端思想恰恰就是代表不仁、斗争、极端、残酷的气质和精神，恰恰是在扼杀仁爱、和平、温和、宽容这些美好的价值，君子如何可能和他们兼容呢？也就是说，孟子只是对霸气哲学才霸气、对极端哲学才极端、对激烈哲学才激烈、对斗争哲学才斗争。 恰恰是孟子的激烈，不但没有扼杀自由，反而保卫了自由真正的平台——仁爱、和平、中道；反之，孟子要是不激烈，不但成全不了自由，反而滋生了不自由的土壤——私利、斗争、极端。恐怕，这才是孟子态度激烈的真用心，这才是对孟子不宽容异端的真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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