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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学），变得与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相关起来。一方面，历史学早就成了冷门学科中的冷门，人们纵然有热情引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仅仅流于猎奇式的赏玩。另一方面，则是象牙塔中的历史学家们，尽管时时自矜于「读书人」的高贵身份，却也难以对现实社会作出关照，随着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种种「创新」与「研究」也变得越来越无趣。一边是颇多普及类的历史读物哗众取宠，一边则是自诩为「专业」的学术著作深锁高墙、味同嚼蜡。面向大众、与每一个人的内心发生关联的历史（学），似乎已经早就与中国绝缘了。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西风交侵，在英美与苏俄两条路线间张力的起伏，几乎构成了这一百年来直至今日影响中国史的主线。然而，左右之争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在把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之余，皆认为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只是存在着「不合法」的联系，必欲根除而后快，转而切望绍述英美苏俄的历史传统，甚至到了「今天大家的所以悲观，就在要一笔勾销这五千年历史而终于勾销不掉它」（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的地步，此观乎国史一望便知。
一百多年前，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流亡国外，游历美洲之时曾对墨西哥的历史发表过一番感慨：
这是说，尽管在地域上，墨西哥人仍然据有古墨国的土地，在血缘上，墨西哥人也是古墨人的后裔，然而，今日墨西哥人所讲述的皆是西班牙古圣先贤的历史。因此，康有为认为，在文明的意义上，今日的墨西哥人只能算是西班牙文明的后裔。至于古墨国的历史文明，恐怕至多仅成为了今人研究的「对象」而已，对于当世的墨西哥人而言，实与一外国无异了。
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如在中世纪以降，西域各国纷纷实现伊斯兰化，宗教的更替或许并未导致血缘的断裂，却自然产生了「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他人父也」这样历史信仰中断的结果。照康氏所论，中国之所以还是中国，正在于其历史文明的传承与赓续，即人民对于本国历史的信仰。倘若这样的信仰一旦消解，「与灭种同其惨祸」的悲剧也将离这片土地不远了。
晚清著名的学者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对过往历史的信仰，乃决定了一国家民族之为一国家民族。 所谓的「信仰」，当然不是说举凡本国家民族之历史皆认为绝对正确、绝对处在世界历史的顶端，而是谓在主观上认同既往的历史与吾人在当下的进取、对未来的期待间存在且应当存在着实质的联系，而这样的联系值得吾人为之奋斗。反之，所谓的「灭人之国，先去其史」便是破坏这样的历史信仰。当此之际，即便古今之间还存在着冰冷的客观联系，古代的历史之于现代的生活，恐怕也只是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历史系里一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一个普通外国的历史罢了。
在康有为看来，墨西哥人在地域、血缘的传承尚在，但因其历史信仰的中断，已与古墨国的关系渺茫。本国的既有的历史则沦为了客观的「对象」而已。图为墨西哥奇琴伊察遗址。via维基百科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由此而言，也是因为真正的历史教育应该是生命的教育，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向哪里去的教育。这样的历史教育，其意义不仅远远超过探究是石器还是铁器、是奴隶主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之类的问题之上，也不同于功利化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贯通古今、照彻人心的历史，才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历史，也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的历史。
作为在数小时后即将成为的「历史研究」同侪中的一员，本文作者绝无意否定「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学科意义。不过，须知，真正的历史，不应该（只）是冷峻的知识点和枯燥乏味的论文，而是能使天然蕴藏在每一个人心底的感动的本能相与共鸣的那些人和事。
回顾古代的中国，历史学和历史教育的主流也从来不是研究论文，而是对历史的编写或传承，即那些看似简单的对人和事的陈述，从孔子成《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到清初的遗民故老留心国史，皆是对这一传统的揭示。事实上，只是简单的对历史人物的铺陈或历史故事的讲述，就已经足以激发人们的历史情感，并使每个人、使全社会有所改变。就像孟子所说的，「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上》），听说了伯夷的故事，冷漠的人会变得刚正，懦弱的人会立下高远的志向。甚至「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孟子·尽心下》），即便间隔的时间再长，听说了这样的人和事之后，人们也不免会热血沸腾。
类似「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的故事，充斥着中国的史书。甚至「闻者」一旦真的「兴起」，其力量会大到超乎今人的想像，如明清之际的斑斑血泪在晚清的复出，直接推动了清廷的覆灭，便是其中著例（参见〈「使朱明之绪不绝」:辛亥年孙中山的复明大业〉）。图为民国元年（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率领文武百官祭祀明太祖孝陵，告以革命成功、神州光复
不幸的是，百年多来，尽管中国迈向「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灭之，所祖述者，皆他人父也」的实践未能取得完全成功，但自有志者在上世纪初推动「以美育代宗教」并蔚成风气后，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明退场之际，历史信仰的传统也渐渐消解。
多年来，在属于全民教育的中小学历史课堂上，除了那些套用西国模型的论述外，只留下了那些枯燥细碎的知识点标榜着客观，绝不容许「感动」二字出现。而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当中，诸多历史学者者们更是一边对可能影响其研究「客观公正」的「历史情感」畏如猛虎，一边常常感慨学科渐入空疏之境。结果就是，一般国民乃至菁英阶层即便不再相信历史课本，也已经对国史失去兴趣与希望；而许多历史学家则在做着让他们自己都为鲜少现实意义而感沮丧的研究。
相应地，那些最能打动人心、让「闻者莫不兴起」的人和事——诸如党锢之祸时的范滂，对儿子说「父亲若教你作恶，你也不要去作；父亲若教你为善，今天就让你看看如何去为」，说罢，登车赴难；如郑成功兵围南京、献祭孝陵，父老观者如堵，垂涕感慨「十五年不复见上国衣冠矣」；如朝鲜的孝宗国王毕生以反清复明为业，赍志而没，临终前叹息「日暮途远，至痛在心」，朝鲜国则将「崇祯」年号沿用了300年——在面对这些千百年后犹令人唏嘘拍案的瞬间时所产生的感动，连带着对这些超越了时代的痛苦、挣扎、坚忍与希望的追寻与肯认，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教育模式面前，自然地，除了奚落之外，并不能获得什么回应。
钱穆先生在其名著《国史大纲》卷首先要求读此书者须具有「温情与敬意」，与当时及后来片面强调「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有显著的不同。抗战之际，《国史大纲》刊印，随即就引起了学界的分歧，如陈寅恪认为这是「一篇大文章」，傅斯年则表示「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
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南宋末叶的丞相文天祥。
一直以来，除了极左疯狂的年代之外，文天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皆是高大全的人物。高大全就意味着是天生圣人，就意味着没有血肉，就意味着高高在上，就意味着只许尊崇却不能学样。其实，从容就义难，直到他被捕后关押在元大都的最后几年中，文天祥殉道的决心也多次有过动摇，或是考虑答应顾问方外（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或是对自己的事迹能否为后世所知而有担忧（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
不过，要何去何从，在痛苦的监禁与更加痛苦的精神折磨的摧残之中，文天祥从中国的历史当中找到了答案。在那篇千古名作《正气歌》的诗中，文天祥以正气为线索，勾连了12位最令他倾慕的古代人物及其故事。「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面对历史，面对那些令他感动的人和事，我们应当认为，文天祥为自己的生命作出了抉择，也为自己该如何回应那些历史作出了抉择。
在临刑时留下的衣带中，文天祥写着他最后的遗言「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些汗牛充栋的历史经典，穷尽一个人的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学完，它们究竟教给人的是什么呢？文天祥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无愧。
在那些曾与我们的生命形成真正关联的人和事面前，大概不会有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本能。
钱穆先生讲，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不容青史尽成灰，相信他们与我们「古今不隔，息息相关」，不让他们只是博物馆中令人赞叹不已的器皿，让他们的声音在这个时代依旧得到铿铿的回应，这是我们对待自己真生命的态度。把应该属于每一个人的历史还给他们，是这个时代历史学家应有的使命。
丁酉年初秋初稿于北京，再稿于麦城 （全文完）
文天祥遗笔。自摄 笔者幼时在北京文丞相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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