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四始”说辩正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正诗。“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诗大序》明确提出了“正始”的概念，毛诗的“正”就是“始”，“始”就是“正”，故曰“正始”。“四始”是《诗》之纲领。“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正始；四始；诗大序；正诗

一 《毛诗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最重要的出处有二。一是《毛诗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后人据此认为，《毛诗序》所言之“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毛诗序》说：“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毫无疑问，《毛诗序》认为，“四始”是最好的诗。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疑问：既然“四始”是最好的诗，那么，如果“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难道《诗经》之外还有诗？那些非“始”的诗又是指哪些诗？

就《毛诗序》这段话本身而言，我们有如下证据证明《毛诗序》所言之“四始”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

第一，《毛诗序》先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而后言：“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显然，按照《毛诗序》的文意，那些能做到、符合“主文而谲谏”之礼仪规范的“风”，是不包括变风的。所以，“故曰风”之“风”，只能指“正风”，即《诗经》中的《周南》《召南》。

“故曰风”之“风”含义如此，下文的“谓之风”“谓之雅”含义也应如之。《诗大序》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毛诗正义》：“《小雅》所陈，有饮食宾客，赏劳群臣，燕赐以怀诸侯，征伐以强中国，乐得贤者，养育人材，于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陈，受命作周，代殷继伐，荷先王之福禄，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饱德，能官用士，泽被昆虫，仁及草木，于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很明显，孔颖达亦完全是以正《小雅》、正《大雅》阐释《毛诗序》所言之“小雅”“大雅”的。这说明，孔颖达知道《毛诗序》所言之“小雅”“大雅”所指的内含。

又，《毛诗正义》曰：“正经述大政为《大雅》，述小政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声。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其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故变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复由政事之大小也。”“变雅”之中的小、大之别是由音乐区分的，“正雅”之中的小、大之别是由政事的大小区分的。既然如此，那么《诗大序》所言“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无疑是指“正小雅”和“正大雅”了。

又，《诗大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迩咸服，群生尽遂其性，万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验也。……此解颂者，唯《周颂》耳。”

这样看来，《毛诗序》“是谓四始”以上数语，无疑是指《诗经》中“正风”(即《二南》)、“正雅”和《周颂》而言。

第二，关于《毛诗序》所言之“风”：“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是指《二南》而言。《毛诗序》说得很明白：“《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关于《毛诗序》所言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小雅·六月》遍言正《小雅》废而不用的后果：“《鹿鸣》废则和乐缺矣。……《菁菁者莪》废则无礼仪矣。《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显然，“《小雅》尽废”和“王政所由废兴”均是指“正诗”而言。关于《毛诗序》所言之“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无疑指的是《周颂》。可见，《毛诗序》“是谓四始”之前所言之风、雅、颂，均指“正诗”而言。

第三，今人对《毛诗大序》“四始”的理解认识，只注意到“是谓四始”数语，却大多忽略了《诗大序》在此数语之后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二《南》在当时被作为“正始之道”，这被称为“正始”的二《南》，即是《诗大序》所言“四始”之一。这就等于《诗大序》明言《周南》《召南》是《风》之“正始”，即《风》之始。“二南”被称为“正始”，那么“四始”中的其他三者也是“正始”。

《诗大序》在这里提出了“正始”的重要概念。虽然《诗大序》在阐释《二南》时使用了“正始”一词，但“正始”并不单指《二南》。“正始”包括两方面内容：“正”和“始”。“正”即指《诗》之“正诗”。“始”即《诗》之“四始”。既然称之为“正始”，那么就说明，在毛诗这里，“正”和“始”必然是有联系的。实际上，毛诗的“正”就是“始”，“始”就是“正”，故曰“正始”。那么，“四始”之“始”，无疑就是“正始”之“始”。说得更具体一点，《毛诗序》认为，“四始”就是《诗经》“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中的正诗。在《诗经》中，没有“正”，就没有“始”。“正”和“始”，概念、表述不同，所指内容则相同。它们分别从两个方面对《诗经》四部分“正诗”加以表述和概括。《诗大序》整篇文字，洋洋六百余字，从头至尾几乎都是论正诗的，极少言及变诗。

又，《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不难看出，郑玄是纯以正风、正雅阐释“风”“雅”的。故唐贾公彦《疏》曰：“郑云言贤圣治道之遗化者，郑据《二南》正风而言，《周南》是圣人治道遗化，《召南》是贤人治道遗化，自《邶》《墉》已下是变风，非贤圣之治道者也。云‘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者，谓若《鹿鸣》《文王》之类是也。”

二 《史记》“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的另一个出处是《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于是，后世有了《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诗经》“四始”的说法。且人们提及《诗经》四始，基本以此观点为主。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为什么要说“《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呢？后人认为，“《关雎》之乱”是指《关雎》的末章。那么，为什么只有《关雎》的末章才为风始呢？显然不通。实际上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解释。

“《关雎》之乱”不仅见于《史记》，也见于《论语》：“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黄式三《论语后案》引金吉甫《考证》云：“辞以卒章为乱，乐以终为乱。此统言《周南》之乐，自《关雎》终于《麟趾》也。”[1](P76)

黄氏之解不误。只是我们认为，“《关雎》之乱”不仅指《周南》，也包括《召南》，即指被视为“正风”的“二南”。清梁章钜《制义丛话》：“圣人举乐于殷周，皆其正者也。夫‘师挚之始’，殷之正乐也；‘《关雎》之乱’，周之正乐也。夫子殆从其朔而举之。”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乱，合奏也。交响，故乱。”[2](P125)此亦为确解。笔者推测，“师挚之始”和“《关雎》之乱”，是不同的表达，相同的含义。重复言之，欲以强调之意。古人自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按照孔子之意，这被称为《风》之始的“二南”应该与其时的乐师太师挚有关，或许为其编辑而成，甚或为其创作亦有可能，故称“师挚之始”。

“乱”是周代典礼仪式上乐舞尾声时的合乐。《辞源》：“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叫一成。以升歌始，终于合乐。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汉语大词典》：“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话。”《离骚》：“乱曰：‘已矣哉！’”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撮其行要也。”《汉书·外戚传》“乱曰”，颜师古注：“乱，理也，总理赋中之意。”周代礼乐繁杂，各种典礼都伴有音乐演奏。这些音乐演奏在结尾时合乐，以使演奏在高潮中结束。合乐时各种乐器齐鸣谐作，故有“洋洋乎盈耳”的感受。《论语》孔子所言“洋洋乎盈耳”的，绝不仅仅指《关雎》一篇，更不是指《关雎》的卒章，而是指包括《关雎》在内、被古人视为“正歌”的那一类诗，那一组诗。《礼记·乐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孙希旦《礼记集解》：“‘复乱以武’，乐终合舞，舞《大武》以象武功。《论语》曰‘《关唯》之乱’，彼谓合乐为乱，此谓合舞为乱，盖合乐、合舞皆在乐之终也。”

明李陈玉《楚词笺注》：“凡曲终曰乱。盖八音竞奏，以收众声之局，犹涉水者截流而渡，将到岸也，故亦曰乱。”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意‘乱’者，盖乐之将终，众音毕会，而诗歌之节亦与相赴，繁音促节，交错纷乱，故有是名耳。孔子曰‘洋洋乎盈耳’，大旨可见。”后人只注意到“乱”的曲终、乐终之义，却忽略了“乱”的“八音竞奏”“众音毕会”的含义。实际上，“乱”的含义更偏重于合奏、总奏。最早为“楚辞”作注解的两汉经学家们，如刘向、扬雄、班固、王逸等都不曾说过篇末之“乱”是指乐歌之卒章或尾声一类的话。这种针对全篇而总括题旨、总结文意的话只能处于篇末，但“乱”并不就是篇末或者终章的意思。唐陆龟蒙《野庙碑》：“既而为诗以乱其末。”如果“乱”是“末”的意思，这句话岂不成了“既而为诗以末其末”？

《尚书·泰誓》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前儒将“乱”解释成“治”，方向是对的，但未必是确解。所谓“乱臣”，大概就是将十人比作一个乐队，众治世能臣通力合作，精诚团结，共同演出如同“《关雎》之乱”般洋洋尽美的治国乐章。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曰：“既履端于倡始，亦归余于总乱。”可知“乱”亦含有“总”之意。

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很多“乱流”一词，如：“清、漳乱流而东注于海。”“祖水又东南乱于沂。”“又东历泽，乱流为一。”“与夷水乱流东出，谓之淇水。”《尚书·禹贡》：“入于渭，乱于河。”这些“乱”都是汇合、汇总的意思。

郑玄《诗谱序》：“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毫无疑问，“《鹿鸣》《文王》之属”是指正《小雅》和正《大雅》。而“《关雎》之乱”，正是和“《鹿鸣》《文王》之属”相同、相近的表达方式。另外，《国语·鲁语下》闵马父曰：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

今所见《诗经·商颂》五首诗以《那》为首，《国语》闵马父亦明言正考父校《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之时，也是以《那》为首，而闵马父所引“自古在昔”数语，正出自《那》。可知“其辑之乱”的“乱”绝不是卒章的意思。

所以，“《关雎》之乱”，意指以《关雎》为首的一组诗、一类诗，即指《周南》《召南》，而非仅仅指《关雎》一篇。这组诗的特殊性在于，它们经常在典礼演奏的结尾加以合奏，因而被其时之人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关雎》之乱”，其含义就类似于《周礼》贾公彦《疏》所言“《鹿鸣》《文王》之类”，它是古人对一组诗、一类诗的一种简略的表述。

《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下文的“《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显然是一种省略的说法，即：“《鹿鸣》之乱为小雅始，《文王》之乱为大雅始，《清庙》之乱为颂始”。它们分别指《诗经》的《正小雅》《正大雅》和《周颂》。

由此可见，《史记·孔子世家》所言之“四始”，与《诗大序》所言之“四始”，其含义是相同的，并无二致。以《关雎》等四首诗为《诗经》之“四始”的情况并不存在。《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之前有“始于衽席”一语，笔者以为，“始于衽席”的意思，即如同说始于《周南》，或者说始于二《南》，它与“《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句所表达的意思非常接近，故二语相承。

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风之始，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故周公作乐，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孔颖达《疏》：“二《南》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无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鸣鸠，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义，妻妾有序。”可见，孔颖达以“二《南》”解郑玄“风之始”之意，“风之始”指二《南》，不单指《关雎》，其意甚明。又，孔颖达《毛诗正义》曰：“《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

三 《诗经》“四始”说的重要意义

《诗经》古有正变之说。《诗大序》曰：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

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关于《诗经》正变说，我们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其一，正变说并不仅指《风》《雅》，也包括《颂》。其二，“四始”说和“正变”说虽然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有很紧密的联系，“正变”中的“正诗”就是指“四始”。

《诗大序》“变风变雅”之言完全是一种承前启后、前后照应、互文见义的表述。其表述语言之巧妙，非细查其语义、文理不能知晓，非圣人不能有此精彩表述。《诗大序》虽未出现“变颂”之言，但由于其语意的前后互文，“变颂”是隐含在内的。

《颂》有正变，毫无疑问，《周颂》是“正颂”，《鲁颂》是“变颂”。《商颂》比较特殊，本文阙而不论。郑玄《诗谱序》的意思很明白：“谓之《诗》之正经”的诗篇，就是指：风之《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以及《周颂》。而“《诗》之正经”，就是《毛诗序》所言之“正始”，也就是《诗》之“四始”。《毛诗正义》于郑玄《周颂谱》曰：“颂为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

《诗经》为什么会有“四始”的概念？“四始”概念的提出有什么重要含义和重要作用？

其一，“四始”概念的提出，体现了《毛诗序》作者和《诗经》的编辑整理者对这四部分诗的强调和重视。而对这四部分的强调和重视，是《诗经》的编辑整理者欲以此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一个典范，树立一面旗帜。《诗大序》认为，“四始”是“诗之至”，它们是《诗经》中最早的诗和最早的《诗》，是最好的诗，最重要的诗，是《诗》之纲领，《诗》之精华，是理解、阐释《诗经》文本及其编排之意的门户。这些诗都创作于西周盛世，完全符合儒家提倡的“主文谲谏”的做诗标准。

其二，笔者推测，最早的《诗》文本只有“正诗”，即只有二《南》、正《大雅》、正《小雅》和《周颂》。所以，“四始”概念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些诗篇是今人所见《诗经》的四部分之始，更重要者还在于，这些诗篇是最早的《诗》文本，是《诗》之“始”，故称“四始”。宋代程大昌《诗论》曰：“《诗》有《南》《雅》《颂》，无《国风》。其曰《国风》者非古也。”程大昌此言虽在宋以后受到非议，但从最早的《诗》文本的角度而言，这话是正确的。

其三，“四始”概念的提出，体现了编《诗》者对这些诗篇的一种强调和重视之意。而这种强调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当时典礼仪式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王小盾先生认为：

其实《毛序》的说法与《史记》同出一源，不必视为二说。它们的共同渊薮即周代礼乐制度。“始”在西周礼制中又表述为“重”：因升歌是仪式上的始奏之歌。由此可知，“始”的涵义是始奏，作为第一奏，它在典礼中具有特殊意义。[3](P126)

其四，“四始”概念之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风、雅、颂之名亦与“四始”有重要关联。《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前文已指出，“故曰风”之“风”，只能指“正风”，因为只有“正风”才完全符合儒家“主文谲谏”“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作诗标准。像《鄘风·相鼠》这样的诗作，显然与儒家“主文谲谏”的作诗标准相去甚远。风化、风(讽)刺、风教，最初都是正人的。而“雅者，正也”，顾名思义，“雅”最初就是指正雅。“雅”即“正”的意思，那么“雅”的得名一定与“正诗”有关，一定应该取其是“正诗”的含义而得名。而《诗大序》释“颂”之言，孔颖达《毛诗正义》已明言：“此解颂者，唯《周颂》耳。”可见风、雅、颂之得名，一定与正诗、“四始”有关。即：风、雅、颂之名，最初是指“四始”(即正诗)而言的。

《诗大序》又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意欲把《诗》之正、变与世之治、乱对应起来，以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一种鉴戒，也以此使“正诗”(即“四始”)成为后世诗人创作的典范。

前人亦有明《诗经》“四始”之义者，只是未引起后人重视和接受。唐人成伯玙《毛诗指说》：“《诗》有四始，始者，正诗也，谓之正始。周、召二《南》为《国风》之正始，《鹿鸣》至《菁菁者莪》为《小雅》之正始，‘文王在上’至《卷阿》为《大雅》之正始，《清庙》至《般》为《颂》之正始。此诗陈圣人之德，为功用之极，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正由此始也。”魏源《诗古微》：“夫《毛序》‘四始’之说，即其‘正始’之说。‘正始’之说，即其‘正变’之说。何以明之？毛以正风、正雅、周颂，皆周公手定乐章，故举平王、成康溢法，皆以别义释之。而二雅则自《六月》《民劳》以下，皆谓之变。观‘《周南》《召南》，正始之道’云云，然则毛以四部正诗为四始明矣。”[4](P58)清戴震《戴东原集》：“诗之部分四：《风》，乡乐；《小雅》，诸侯之乐；《大雅》《颂》，天子之乐。而燕飨群臣嘉宾，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礼经。其后因旧部而颇有附益。于是目其定于周初制作礼乐时者，谓之‘四始’。”戴震《经考》又曰：“‘四始’自《毛诗序》《史记》已言之，盖经师相传之遗语。后儒因之又有风雅正变之说。今考《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驺虞》，《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南陔》《白华》《华黍》《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颂》之《雝》《酌》，逸篇之《九夏》《狸首》《采荠》《新宫》之属，见于《礼经》者，皆周公所定之乐章。而太师教六诗，瞽蒙掌六诗之歌，并定于周公制作礼乐时矣。余窃谓：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其定于周公者部分有四。周公已后之诗，后人所采入，因旧部而各隶其后。则周公初定之篇章是为《诗》之四始可知也。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而冬夏所教，其初《诗》之正经，惟有所谓四始者而已。今之三百十一篇者，不知周太师采而增益之与？村鲁太师所得者与？《鲁颂》之名必非列于周太师者。”

刘勰《文心雕龙》在评论《诗经》时有三处使用了“四始”一词，一是《宗经》篇：“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二是《明诗》篇：“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三是《颂赞》篇：“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在《颂赞》篇中，刘勰认为，《颂》是“四始”之极。根据刘勰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四始”中必有《颂》。其二，这居“四始”之极的《颂》不可能仅指某一首诗，也不可能《诗经》三《颂》全包括在内，显然应指《周颂》。

对“正诗”“四始”的理解、认识，对于理解、阐释《诗经》至关重要。《小雅·鼓钟》云：“以雅以南，以钥不僭。”这里以“南”“雅”并称，无疑“雅”指的是“正雅”。《仪礼·燕礼》及《乡饮酒礼》中《二南》与《雅》诗合奏，奏毕称“正歌备”。《礼记·乐记》师乙答子赣之问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此亦指大、小“正雅”而言。所以魏源《诗古微》认为：“‘四始’固全《诗》之裘领，礼乐之纲纪焉。”[4](P60)此语非了解、熟悉《诗经》者不能道出，绝非虚言。

乱曰：《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诗经》“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正诗。“四始”说和“正变”说有很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是《诗》之纲领。“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式三.论语后案[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

[2]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王小盾.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诗六义原始[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4]魏源.诗古微[M].长沙：岳麓书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