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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发展小演： 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之说，这是因为汉字的起源就是原始的图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图画”的形式表达自己，慢慢的，原始图画变成了一种“表意符号”，再经过不断的简化才演变成了现代的汉字。 药渣里面发现的甲骨文 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叫王懿荣的人，他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觉得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药店中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所以人们将刻在甲骨的文字命名为“甲骨文”，王懿荣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 这些龟板上的文字，最先是用来占卜吉凶的，古代的人认为把有关于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一些疑问刻在龟板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产生裂缝，占卜者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这就是“甲骨文”，现代汉字的祖先。至今为止发现的“甲骨文”有五千多种，而可以解读的有一千多个。 铸在礼器乐器上的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金文（钟鼎文）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一千二百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三千七百二十二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二千四百二十个。 金文（钟鼎文） 金文是研究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字形凝练，结构上生动鲜明。 因周宣王而得名的籀文 籀文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以周宣王《史籀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现在的故宫博物院内存有十个周代的石鼓，上刻有十首四言诗文。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许慎《说文解字》中能见到的注明“籀文”的有几百字。从书法角度讲，籀文和金文又合称“大篆”，籀文又以“石鼓文” 为其代表，它的特点比金文更加规范，字体更加成熟，其结体方正严谨，笔画饱满圆润，布局匀称疏朗，呈现出古朴浑厚，卓然不凡的风貌。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文字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石鼓文 大篆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汉字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二是规范化。大篆的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秦朝“书同文”后的小篆 小篆为大篆的对称，也称“秦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国策，其中一项“书同文”，就是要求全国统—文字，废除六国文。小篆就是在战国时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吸收了六国文字的优点，废除了大量区域性的异体字，从而进—步整齐、简化、规范了的文字，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古文字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也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统一后的小篆，顺应书写的需要趋于抽象化，象形意味大大减少，几乎已经失去象形文字的痕迹，符号化更加明显。对后代文字的规范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秦 李斯《峄山刻石》 秦代小篆其成就和对书法的贡献在于线条的表现和字体的结构上：线条笔笔中锋、圆劲古雅、含蓄蕴藉、沉稳端庄，是善书者欲达之目标；结构均衡对称、疏密有致、整齐规矩、风格严谨，它的整体美无疑是具有适应大众审美需求、切于实用等特征，对后世隶、楷的结字，特别是篆刻的布白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品学兼优”的中国文化至宝 篆书到了汉代虽不占主流地位，但在一些典重的场合仍作为首选的字体，如碑额、瓦当、印玺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相继在洛阳偃师出土的两通汉篆碑《袁安》和《袁敞》，由于墓主身份较高，故碑文用篆书，其笔势遒劲，结体宽博，刻工精湛，为汉篆的典型。传世之作还有《祀三公山碑》、《少室神道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这些刻石淳厚茂密，方峻挺拔，独具风貌。东汉以后，三国时魏正始《三体石经》，集古文、小篆、隶书为—石，被奉为标准经文的字体。三国时吴皇象所书《天发神谶碑》，以方笔作篆，笔力惊绝，以其气势宏伟著称。到唐代，著名书家李阳冰的传世书迹有《三坟记》、《城隍庙记》、《拪先茔记》等，其篆书历来被宗为楷范。到五代、北宋，有徐铉、徐锴(世称“二徐”)，精于小篆。徐铉所摹《峄山碑》及精心校定的《说文》，由国子监雕版印行，广为流传。徐锴编《说文系传》，对保存和解释《说文》原著也有功绩。元、明两代篆书略呈颓势。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大批文人志士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纷纷投身于金石、文字之学，进而涌现出大批的篆书大家。随着金石出土日多，又开阔了他们学习取法的视野，使清代成为篆书发展的复兴和昌盛时期。 唐 李阳冰《三坟记》 当代随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愈见高涨，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整理愈见重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中国顶尖学府，都开始自主招收培养相关方面的人才，要求报名的考生不但要有较好的经学基础，能背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周易》、《诗经》中的一种；还要有初步的文字学基础，学习过《说文解字》，能用篆书默写五百四十部首，能简单讲解“六书”。篆书之价值愈见显明。 篆书不但在书法艺术中被视为最典重“美貌”、登大雅之堂的书体，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命脉所在，在考古、文字研究、哲学、美学及人类社会学诸多方面，具有任何书体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研究价值，可谓是表里至重，“品学兼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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