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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蛇之夏》精选连载之二。 1 古埃及文明的苏美尔起源在埃及统一之前，苏美尔文化对尼罗河谷早期文化输入影响已经被考古证明。在大约公元前3200年上下埃及统一之前，在埃及南方和北方被认为存在两种文化。他们有不同的国王，戴不同的王冠，有不同风格的神祗崇拜。北方的陶器显示有受来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影响。而南方的设计风格则是来自于苏美尔人的影响。而北方使用砖块建造矩形风格的墓地，也是来自于苏美尔文化的输入。一些陶器上象形符号与同时代的苏美尔人象形书写文字也相似。苏美尔文化风格的圆柱形印章在早期尼罗河谷文物中就已出现。 古埃及的居民是由北非的土著居民和来自西亚的游牧民和苏美尔人融合形成的多文化圈。考古证据证实古埃及存在两种不同的人骨。数以千计的古代埃及骨骼测试证明古埃及人为“高加索人种”。苏美尔或不是一次性进入尼罗河流域，而应该是在不同时代多批人多波次进入尼罗河流域。从9000多年前到6000多年前，人们在尼罗河河谷定居，开始在岸边建立房屋，并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活动。早期的古埃及新石器文化带有鲜明的苏美尔文化特点，从类克洛维斯-梭鲁特石器、彩陶到雕像等。前王朝时期尼罗河谷的一些化妆用石板有很多是两个动物面对面对称造型设计。两个动物面对面的艺术设计风格在苏美尔文化中很常见，可能是苏美尔文化对尼罗河谷的输入。蛇颈母狮头怪兽也被考古确证是苏美尔起源。在埃及早期大量墓葬和岩石绘画中，描绘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风格的船、符号和人物。 最能体现苏美尔文化影响的标志是国王名字形式和墓葬风格。玛斯塔巴(Mastaba)是古埃及一种墓葬形式，用泥砖砌成有地上建筑的矩形结构的陵墓。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因此他们特别重视建造陵墓。金字造就是从玛斯塔巴陵墓结构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玛斯塔巴结构被证明来自于苏美尔文化输入。复杂稳定的墓葬建筑方法明显地拷贝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
来自于苏美尔影响最决定性的标志是国王的“王宫门面”标志。“王宫门面”就是国王的徽章，它是王宫前面凹凸结构墙的象形符号。“王宫门面”从第一王朝就开始使用。它的形状是用叫塞拉赫（Serekh）设计风格体现的。这个形式是代表荷鲁斯神的鹰站在宫殿上，法老的名字就放在宫殿里面，这就是“陛下”的来历。
在王朝开始之前，在埃及也没有金属、艺术、纪念建筑、文字等文明元素逐渐发展的符号。法老和他们复杂的文化似乎来自于突然出现的灵感。为解释古埃及王朝文明的出现，20世纪上半期许多埃及考古学家强烈支持“王朝种族理论”（Dynastic RaceTheory），他们认为古埃及文化的突然变化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外来精英”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古埃及王朝文明最早的根是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者，学者们相信第一个埃及“酋长”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后来成立了第一王朝，把文化带给土著人群，同时第一王朝开始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影响开始衰退，古埃及人开始走向独立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是古埃及走向富强文明国家的重要一步。新来者被相信是带着鹰神-荷鲁斯进入埃及的，因此他们被称为荷鲁斯的跟随者。涅伽达文化(Naqada)是埃及史前新石器时代重要的遗址以及前王朝时期墓葬区域，年代介于公元前4400-前3000BC，它的最后阶段涅伽达三期（Naqada III ）与古埃及前王朝时代连续(公元前3200-前3000BC）。在属于涅伽达文化I时期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之交的一个墓中（涅伽达1540号墓）发现的一块陶片上，画着一个象征王位符号的荷鲁斯鹰神的形象（这是王权的标志之一）。在一处遗址还发现一段城墙的模型，这表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长，甚至战争的存在。 涅伽达文化II期（Naqada II），又叫格尔津文化(Gerzean),约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前后。位于今埃及南部一些地区，这时期发展了王朝文化，并成功地实现古埃及南北政治与文化统一。在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两地，发现了与普通人的十分简陋的墓极不相同的画墓。在希拉康波里，发现了前王朝末期两个国王蝎子王和卡王的文物。关于蝎子王，在北方今开罗附近的图拉也发现了有他名字的文物。结合蝎子王权标头上的图刻内容，学者们推测，他可能对北方进行过征伐，甚至可能控制了这个地区，这是最早的有关埃及统一的证据。格尔津文化结束与埃及统一时期一致。 下埃及以蛇为图腾，上埃及以鹰为图腾，这是苏美尔鹰蛇文化到达尼罗河谷后进行了分拆。换句话说，炎帝和黄帝的祖先应该来自于涅伽达I晚期和涅伽II早期的苏美尔人，兄弟俩分别在上下埃及发展，各自吞并了一些当地小部落而壮大。大约在前3200年左右，南方上埃及的黄帝集团与北方下埃及炎帝集团发生阪泉之战，战争结果，黄帝胜出，炎黄统一，也即是上下埃及统一。统一之后进入涅伽达文化三期（前3200-前3000年），即古埃及第0王朝或者前王朝时期。而这个时期就是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2 古埃及的早期文化北非的气候干热，这一地区的人们集中居住在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成为了埃及的生命线，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壤，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和完善的中央集权社会创造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前，已有人在尼罗河河谷定居，开始在岸边建立房屋，并进行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活动。距今7000多年前，埃及人开始使用铜器，为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约在公元前5500年，一些小部落开始生活在尼罗河流域，发展成一系列牢固控制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文化。埃及最早的文明开始于下埃及的奥玛里（el-Omari）、莫林达（Merimda）和法尤姆（Faiyum）。由于处在撒哈拉沙漠、尼罗河流域和近东的十字路口上，法尤姆的新石器文化显示出各自的特征，因先进的石器而闻名，发展成为埃及史前的石器工艺（Lithic Technology）。莫林达（Merimda）是北方最大的部落之一，拥有独一无二的精巧的花瓶、陶环架、勺子，以及古王国时期流行的石制权杖。 埃及南方最早的文明是巴达里文化（Badari），出现时间比北方晚了几个世纪。与北方的马底（Maadi）、布陀（Buto）、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文明同时代。巴达里文化以它高超的制陶业、石器和铜的使用而闻名于世。巴达里墓葬，带有社会阶级痕迹的简易墓坑，显示出文明已经在有权势的首领的控制下。在北方，马底人的陶器有时装饰有鸟，标记有法老荷鲁斯名的塞拉赫（serekh，“王宫门面”，为古埃及方形王徽）已经出现，这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标志。马底也是黑陶器皿的主要来源，当北方落入上埃及统治者之手后它在南方的分布更加广泛。在南方，约公元前4000年，涅伽达（或翻译奈加代）文化（Naqada culture）逐渐发展成尼罗河沿岸的文明。它的政治中心有希拉孔波利斯（希腊语Hierakonpolis，也叫尼肯Nekhen）和阿拜多斯（Abydos），并开始扩张它在埃及北方的势力。当时的人懂得制造彩陶、精美的装饰的石制花瓶、化妆用调色板，以及金子、青金石、象牙制成的珠宝。他们也从事与努比亚和黎凡特地区的贸易。黎凡特是对靠近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统称。涅伽达人制造了一种被称为埃及彩陶（Egyptian faience）的彩色釉制陶器，被广泛用于饰杯、护身符和小雕像，直至罗马时代。前王朝时期最后一位法老的统治时期，涅伽达文化开始使用符号进行书写，后来发展成为一套完善的埃及象形文字系统，以记录埃及语言。 涅伽达文化是以上埃及涅伽达一个文化遗址命名的。涅伽达城也是赛特崇拜中心，有大量公元前3500年前后建造的墓地。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Petrie）于1894年始在此发掘，并把涅伽达文化分成三个阶段。图显示前王朝时期巴达里文化、涅伽达一期和涅伽达II期考古遗址分布图。其中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和下埃及的布陀后来分别发展成鹰神奈赫贝特和蛇神瓦吉特的神谕崇拜中心。
3 涅伽达I - 阿姆拉特文化涅伽达I期（Naqada I），大约公元前 4400–3500 BC，又被称为阿姆拉特（Amratian）文化，以中埃及巴达里南120公里处El-Amra遗址命名，又分成a-b-c三个小阶段。因为该文化也被证明出现于涅伽达遗址，所以也被称为涅伽达I期文化。阿姆拉特文化与巴达里文化有发展上的连续性，这时期陶器变得丰富，开始时期仍然以巴达里文化的黑顶红彩陶为特征。但是随着涅伽达I期文化的发展，黑顶红陶彻底消失了，白色交叉线红陶变得普遍，有几何和动物装饰图案的彩陶变得最多。一些陶器上开始出现有意义的人物描绘，主题描述成功的狩猎和胜利的勇士，并开始急剧扩大影响范围。出现新的有图案的彩陶，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彩陶存在相似性。
与法老意象有关的一些形式已经很明显了。在属于这个时期的一些墓穴里发现的陶器上，刻有一些符号。各个墓中都有其自己的统一符号，这大概是其私有权的记号。在这个时期之末，涅伽达地方1610号墓中的一个黑顶陶罐上，发现了作为王权标志之一的红冠形象（以眼镜蛇作为其标志）。在属于涅伽达文化I时期与涅伽达文化Ⅱ时期之交的一个墓中（涅伽达1540号墓）发现的一块陶片上，画着一个象征王权符号的荷鲁斯鹰神的形象。有陶罐上描绘权威人物向被捆绑俘虏挥舞狼牙棒。带有圆形、梨形等形状头部的“狼牙棒”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王权的一个象征，这说明王权此时已萌芽。在狄奥斯波里·帕尔弗，还发现一段城墙的模型，这表明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长，甚至战争的存在。 古埃及前王朝时期最重要的考古文物是一种叫调色板的石板。前王朝中到晚期的调色板，是考古学发现的人工制品。埃及古物学家认为其最初是用来研磨一些化妆品颜料，供脸和身体化妆用的，所以又叫“化妆调色板”。但是从前王朝时期一些陶罐上用墨汁涂写的象形文字符号上，可以看出墨汁甚至类似“笔”用来书写工具已经出现。古埃及人的墨汁是怎么来的呢？正是这种调色板很可能主要是用来研磨墨汁用的，与中国砚台功能应该是一样的。实际上这种调色板很可能正是中国砚台的起源。砚与笔、墨、纸合称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初期的砚，形态原始，是用一块小研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压墨丸研磨成墨汁。砚台不仅是文房用具，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 最早有形状的古埃及“化妆调色板”来自于巴达里和阿姆拉特时期，呈矩形或菱形，装饰较少。埃及古物学家认为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晚期出现的装饰性调色板已经失去了这个“化妆”功能，变成纪念、装饰或仪式品。非装饰性的调色板通常做成动物的形状。除了个别例外，调色板几乎全部是由泥沙岩做的。涅伽达文化II期出现了许多动物造型的化妆调色板，有鸟、鱼、乌龟，也有哺乳动物。在涅伽II期晚期，调色板变得更加复杂。涅伽达文化III时期，调色板的符号象征意义最终胜出了其实际的功能，并且更加精美。涅伽达IIIab时期调色板迅速从动物浮雕向人物浮雕转换，并更多集中于反映王权。国王最初是用动物符号来表达，比如公牛。许多调色板是在上埃及的希拉孔波利斯发现的。到第一王朝国王阿哈(Aha)时，装饰性调色板消失了。 下面是涅伽达一期的几块调色板，一块菱形调色板上有一个蝎子浮雕，另一块菱形调色板上有个大象雕刻。在苏美尔一个王朝出土的一个牛首箜篌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到有一个人的上半身和蝎子的下半身结合的形象。
涅伽达I期已经出现有双头鹰造型的调色板。双头鹰符号最早也是出自苏美尔，是传播范围很广且一直传承到现代的古代符号，“双头鹰”形状的调色板在涅伽达二期文化中更是频繁出现。 黑顶红陶的突然消失，苏美尔风格的彩陶，以及苏美尔文化符号“双头鹰”和“蝎子”调色板的出现，很可能暗示着一批新的苏美尔人进入了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涅伽达文化，他们是炎黄集团吗？ 4 涅伽达达II- 格尔津文化涅伽达II， 大约公元前3500–前3200，又称为格尔津（Gerzean）文化，也分成a-b-c三个阶段。以位于下埃及法尤姆入口附近的格尔津遗址命名。格尔津文化开始于尼罗河三角洲，并经过上埃及向南发展。但是在更南的努比亚地区，格尔津文化没有能驱逐以黑顶红陶为特征的巴达里-阿姆拉特文化。这个时期文化已经遍布全埃及，出现泥灰陶器和金属制作。此时期的陶器，以暗红彩绘为特征，图案有动物、人物、船、以及几何图形等。
涅伽达人制造了一种被称为埃及彩陶（Egyptianfaience）的彩色釉制陶器，以后被广泛用于饰杯、护身符和小雕像，直至罗马时代。一些陶器上象形符号与同时代的苏美尔人象形书写文字相似。
格尔津文化每在暴雨期衰落，是以在尼罗河谷的农业生产来提供大量粮食。但是同时期彩绘表明狩猎也并没有完全放弃。随着粮食供应增加，古埃及人开始采取定居生活方式，城市人口开始增加。这时古埃及居民停止用芦苇搭建房屋，改用大量泥砖建设城市。铜器已经开始使用，铜制武器出现。虽然现在把格尔津文化标为阿姆拉特文化的后续文化，但是在阿姆拉特文化和格尔津文化转换时期，大量的苏美尔文化元素进入埃及，这在以前被认为是美索不达米亚统治阶层进入埃及的证据，因此被称为“王朝种族”进入埃及。一些石板上的浮雕是采取与同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乌鲁克王朝文化一样的风格制作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梨形权杖头取代原本土风格。原来“王朝种族理论”认为乌鲁克时期的苏美尔人乘船到达埃及。但“王朝种族理论”存在种族敏感性，使得20世纪50年代也产生对抗“王朝种族理论”的“非洲中心主义”和“黑人埃及”论。 格尔津文化时期，凭借红色图案的浅黄色陶器、管形工具加工石刻、梨形权杖、波纹形薄片石刀、冶金技术而闻名于世。并可能在希拉孔波利斯已经成功地实现古埃及政治和文化上统一。在上埃及希拉孔波利斯（Hierakonpolis）或尼肯（Nekhen）100号古墓中发现画墓，用砖坯砌成，在墓墙上有绘画，其内容是有关战争（水陆战）的场面，可能反映了墓主人（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国王）生前的某些活动。尼肯（Nekhen）也叫“鹰之城”，是荷鲁斯神的崇拜中心，是前王朝末期上埃及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奈赫贝特女神就是该城的守护神。尼肯是埃及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遗址之一。该地也是涅伽达II时期上埃及地区较大坟墓集中地之一。100号画墓是古埃及已知最早的在石膏墙上有彩绘的墓。彩绘场景由几条正在航行的大船和其他各种附属图案组成。附属图案中有反映捕获驯化动物、首领打击俘虏、狩猎和冲突等场景。用高大形象和捶打俘虏的方式来表现国王一直是古埃及各种绘画和雕塑的主题元素之一。这一时期的调色板和墓葬彩绘将为新王国时期的绘画创新和中国画起源提供基础。
2016年1月“生活科学”(Live Science)网站发表的一篇新闻提到在西奈半岛沙漠Wadi Ameyra遗址发现5200年前最古老的岩石浮雕，描绘几艘船和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三艘船上还发现有国王的塞拉赫皇家名字。这些描绘船形状与画墓100中的黑船造型一样，属于古老船的造型。Wadi Ameyra遗址最初于2012年被发现，发现报告已在2015年的书中出版。遗址铭文和浮雕被认为是最早期埃及采矿队留下的。埃及采矿队在这里采集绿松石和铜矿。
对于这幅画的解读也存在一些争议，大多数认为是描写上下埃及之间的一场海陆大战，上埃及五艘白船围攻一艘黑船。黑船船头很高，因而被认为是下埃及的船。而那条最大白船甲板上的船舱里有个人，被认为是上埃及的国王，他似乎又正被对方两个武士前后夹攻。画面中还出现了轮子，画面左边下方一个轮子的周围有5个戴角的哺乳动物。维基百科上介绍则认为这是宗教场景描写，小船上有送葬的队伍，一些动物与后来埃及动物神祗起源存在关系。相似的描绘从格贝莱因（Gebelein）发现的一块纺织品残片上的绘画也有反映。这块纺织品上画了一些船，一些人在划桨，还有一人端坐于其上，此人显系贵族。 尼肯100墓画的右下角还可以看到有典型苏美尔风格的武士徒手斗双狮图案。
在前王朝早期发现的一个石刀（Gebel el-Arak石刀）刀把上也发现有武士徒手斗双狮雕刻。从武士衣饰上开看，圆形帽子、假胡须以及裙子样式都是典型苏美尔人特征。该石刀现被卢浮宫博物馆收藏。
涅伽达I和II期见证后续王朝许多信念和法老时代王权、宗教神话、艺术、技术、经济、贸易等许多元素的起源，比如首领用权杖头打击敌人的图像描绘一直延续整个古埃及埃及。 涅伽达II时期的“双头鹰”调色板大量出现，其中一个双头鹰调色板上还出现了后来代表古埃及生殖之神“敏神”的符号，这是由一个弯钩权杖穿过一个类似双头箭头符号而形成的符号。
“双头鹰”符号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也是频繁出现，中国浙江河姆渡文化中有双凤朝阳图案，辽西红山文化中也出现有双头鹰玉器，安徽凌家滩文化中出现“鹰翼太阳轮”玉鹰造型，但鹰翼却表现为两个猪头形象。
双头鹰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产生的传遍全球的重要符号，据传最早是由古代苏美尔某一祭司最早想出来的符号。
涅伽达II石器的其他动物造型的调色板也开始增多，有羊、狗、河马、鸟、鱼等造型的调色板出现。
涅伽达II期动物形象的调色板中，其中有一个鸭子或鹅造型的调色板，其造型和材质均与中国红山文化一个大墓葬出土的玉凤极为相似。
下图是涅伽达II时期的一些文物，上面是一个鸟形罐。鸟形器皿在中国河姆渡、凌家滩和红山新石器文化中也都有发现。下面的一些物品是骨器和象牙雕刻。左边两个像针状物，右边几个是梳子。这些物体上方都站有鸟或其他动物。这种造型与后来国王“王宫门面”名字的塞拉赫（Serekh）形式非常类似。
依据全球文明单一起源理论，这里可以大胆假设，大约在公元前4000-前3000年期间乌鲁克时期的苏美尔文明鼎盛期，苏美尔人可能已经进行了全球远洋探险航行，尼罗河流域的涅伽达文化出现，与中国长江流域凌家滩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一样，以及乌克兰特里波耶彩陶文化等，可能都是同一时代这一波次的苏美尔人全球航行探险的结果。所以这些文化极为相似，都带有鲜明的苏美尔文明特征。古埃及、黑海周边、安徽凌家滩、辽西红山新石器文化以彩陶文化和家畜家禽雕塑为特征，同时携带有苏美尔双头鹰和鹰翼太阳轮文化特征标识。黑海周边文化的传播为以后印欧人崛起奠定了基础，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传播形成中国早期有别于古埃及的文化。说红山文化与古埃及文化存在发生学上的关联，也不为过。但显然，由于治水需要，只有埃及发展起了统一的王权，并进而发展起了东西方文明之母---古埃及文明。在随后的时期，开始了古埃及文明的全球性传播。早期苏美尔人在中国境内传播的新石器文化可能被以后古埃及人再度探险扩张而取代。 苏美尔文明是城市（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苏美尔人文明进程加快，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具有共同血缘和地域的城邦。乌鲁克（Uruk 或 Erech）是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城名，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幼发拉底河下游右岸。乌鲁克居民制造铜器和陶器，建有巨大塔形建筑物，并创造图画文字，成为后来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萌芽，后形成早期的乌鲁克城市国家和宗教中心。 苏美尔文明是早期最有创造性和发明精神的人类文化，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文明诸多第一，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而且是唯一起源。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可能受陶轮的启发，苏美尔人最早发明了车轮。苏美尔人使用数字，创造了太阳历。他们是最早的纪录天文学现象的人。他们引入了将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60秒的计时系统。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用砖块建造多层塔形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成为最早的塔庙建筑。在造型艺术上，苏美尔人创造了很多雕塑和镶嵌艺术。苏美尔人崇拜许多的自然神灵，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奴恩）、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需要学习文字和其他各种知识，是最早的知识分子阶层。苏美尔人引进了密集的农业，许多重要的农作物和牲畜（猪、牛、羊）等从这里扩散出去。据现有史料和考古遗迹推测，最早的军事阵列很有可能也出自苏美尔军队。考古证据证明，公元前5000年之前，波斯湾地区就出现了风帆航行。人口的增多，区域狭小，必然导致苏美人去探寻更多适宜农业灌溉的大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全球扩散点燃了全球各地的文明火种。而离两河流域最近的尼罗河流域无疑是急剧扩张的以大河文明为特征的苏美人农业文明扩张第一站。
5 炎帝神农时代中国传说中炎黄时代，众说纷纭。先秦古籍《山海经》有大量关于炎帝和黄帝的叙述，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古籍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就从黄帝开始记起。司马迁《史记》开篇也从黄帝开始。在司马迁自述中，他说到曾经遍访有学问的人，都说黄帝事迹。按照清末主流观点的推算，炎黄时代大约在5500到5000年前，这个年代与古埃及的涅伽达文化时期吻合。1949年后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华夏文化是“起源于中华大地的土生土长的文化，中华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但是中国本土考古并没有能证明炎黄时代和炎黄文化的几乎任何考古证据。有些学者把炎黄时代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相对应，甚至明确指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对应于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对应于黄帝文化，或认为黄帝年代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这更多是人为硬性对应，缺乏过硬证据和说服力。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传说他继女娲后为天下共主，“设都于陈”，创建“中国”，王天下而称炎帝，他的功绩在中华文明史上如日昭昭，是伟大的上古帝王。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因以火德王，他又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他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即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炎帝传说在陕西宝鸡民间和官方流传经久不衰。宝鸡市区和南郊常羊山建有炎帝祠、炎帝陵，海内外炎黄子孙每年清明节和农历七月七举行盛大祭祀纪念活动。创业时期的炎帝神农氏做出了很多发明：
在古埃及“第00王朝”时期，一种新的有特色的陶器也在这个时期出现，这种陶器与中东黎凡特南部地区的陶器有关系，与炎帝制陶传说存在关系。炎帝教化万民，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炎帝管理部落，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炎帝时代的发明创造与古埃及涅伽达文化前期的农耕文化吻合，在格贝莱因发现的绘画布料残片，就是一种亚麻布，与炎帝时代制麻为布一致。苏美人文明特征的彩陶也被广泛用于饮食用具。
耒[lěi]是古代的一种木制的翻土农具,形如木叉,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用以松土,可看作犁和锄头的前身。古埃及从很早时候也有一种木制的锄头，从图中可以看出甲骨文的“耒”字与古埃及的锄头形状完全一致：
相传炎帝有牛头人身形象，可能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首领。在涅伽达IIc-d1时期发现有一个牛头调色板，也叫格尔津调色板，或“哈索尔”调色板，因为古埃及女神哈索尔就是一个牛头形象，注意在牛的双耳、双牛角尖和斗顶都出现有六芒星。因为牛又是农耕文化的象征，这个格尔津调色板很可能就是炎帝神农氏族部落的一个图腾。
本书前文论述“农皇”对应于古埃及植物神欧西里斯皇，与伏羲为同一人。而炎帝也被称为中国的太阳神。炎帝继承了神农氏和伏羲太阳神的称号以及事业，故可推断神农和伏羲为同一人，对应欧西里斯，应为三皇之一。炎帝时代即是神农时代。《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之后众多史籍几乎是一致采用这一观点：炎帝和黄帝是前后相承的关系。《越绝书·计倪内经》则说：“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东汉蔡邕撰《独断》载：“《易》曰：帝出于震。震者，木也。言宓牺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宓牺氏没，神农氏以火德继之。火生土，故神农氏没，黄帝以土德继之。土生金，故黄帝没，少昊氏以金德继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没，颛顼氏以水德继之。水生木，故颛顼氏没，帝喾氏以木德继之。木生火．故帝喾氏没，帝尧氏以火德继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继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继之。”因此在东汉时代，炎、黄的传承关系是没有争沦的，是比较一致的。 但一些史籍中，也出现了“兄弟说”或“同代说”。如《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索隐》则对此有很好的考证，指出：“少典，是诸侯国号，非人名。……炎、黄二帝虽则相承，但根据《帝王代(世)纪》记载，中间相隔八帝，530年”。即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帝王世纪》则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蟜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生黄帝于寿丘”。这段话意思是少典氏娶有蟜氏的附宝而生下黄帝，而炎帝的母家也是少典氏娶有蟜氏之女。《史记·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或任巳），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所以国语简要记载称为“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炎帝和黄帝均出于少典氏，为同一父系传承。母系方面又皆来自于有蟜氏。 司马贞作《三皇本纪》，“神农纳奔水氏之水曰听妃詙。为妃。生帝魁，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牦，牦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注共9世炎帝）。《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或来）、帝哀（或裹）、帝榆罔。”（注共8世炎帝）。也有史家考证，裹生节茎，节茎生克、戏，戏生榆罔（注共10世炎帝）。所以跟黄帝大战的那个炎帝不是我们引为圣人的那个炎帝，而应为末代炎帝称号的榆罔。又有人说“神农氏统治经历了七十个世代（一说十七个世代），到黄帝部落崛起的时候才衰落下去了。”这个说法出自《尸子》。《尸子》：“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按《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 根据前面分析古埃及从阿姆拉特后期文化，经格尔津文化，到涅伽达前期文化这段时间正是表现农业文化发展出题的文化统一时期，且尼罗河三角洲遗址众多，故可猜想这段时间正是八代炎帝神农文化时代。有意思的是前王朝时期的下埃及的统治者名单在巴勒莫石碑中被提及到（且是唯一考古证据被提及处）。巴勒莫石碑列出前王朝时期下埃及的国王有8位。如果以《帝王世纪》为准，则有炎帝称号也有8世，接近530年的说法：
下表列出巴勒莫石碑列出的前王朝时期下埃及八位国王与八代炎帝世系之间的可能对应。由于考古资料缺乏，明确对应前王朝时期下埃及国王与炎帝世系目前还存在困难。炎帝第八世榆罔，因德不及其弟轩辕（即黄帝），故让位，把榆罔对应达布尔-福尔肯，因为古埃及考古方面也认为这个时候上下埃及可能统一，符合轩辕黄帝代榆罔炎帝之说。
古埃及“第0王朝”是按照考古发现的蝎子王I世之后开始算起，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先假设蝎子王I世即对应黄帝，按照530年的神农时代说法，再加上黄帝统治约百年时间左右，那么古埃及的神农时代大约介于公元前3830年到前3200年之间，其上限与拉斐尔定义的阿姆拉特文化开始年代公元前3900年极为接近。 现在可以大胆假设，《尸子》所言“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主要是指苏美尔的神农氏文明时代。大约从公元前3900年左右开始，少典氏和有蟜氏等几个家族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迁徙到尼罗河流域。按照维基百科介绍，科学家们有个理论认为，苏美尔人很可能是乘船从波斯湾绕行阿拉伯半岛，经红海上岸穿过沙漠到达上埃及的吉夫特(Coptos)，他们说在古埃及前王朝早期的一些绘画雕刻中可以看到有大船被拖着穿过沙漠的景象描绘,经红海上岸穿过沙漠到达吉夫特是当年苏美尔人把文化传播到尼罗河的一条路线。吉夫特这个区域有重要战略位置，从这里有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最短路径,尼罗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向东突出的大弯。吉夫特的尼罗河西岸即是涅伽达遗址。从涅伽达向北不远是提尼斯/阿拜多斯，向南不远是鹰之城尼肯（即希拉孔波利斯）。这三处遗址可能与少典、有蟜等几个家族有关。少典氏可能是在北边的涅伽达和提尼斯发展，而有蟜氏可能在鹰之城尼肯发展，由此尼肯也成为埃及秃鹰女神奈赫贝特的故乡，奈赫贝特又被作为母亲形象，或与有蟜氏世代与少典氏通婚，出自于尼肯的有蟜氏女登和附宝分别生下炎帝和黄帝有很大关系。吉夫特有第一王朝之前以巨像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巨像手握男性立起的阳具，其上有后来成为古埃及敏神（生殖之神）的符号。原石像高2.6米，头部遗失。其头像可能类似于同时期其他象牙雕刻或石雕上苏美人风格头像。下图中的头像是同时期的一个象牙上的雕像。
少典和有蟜等几个家族带着苏美尔女娲氏的鹰蛇文化，带来苏美尔人传承了几十代的伏羲神农氏农业文明成果，进入尼罗河流域开始繁衍。少典氏家族与有蟜氏家族世代通婚，先是少典娶有蟜氏的女登或曰任巳，生下炎帝，炎帝继承苏美尔人神农氏称号，并向北方尼罗河三角洲发展，有蟜氏与被描绘为人首蛇身的苏美尔女娲氏存在血缘和文化上巨大关系，炎帝借助母家任巳的影响，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布陀城建立了最早“神圣毒蛇”瓦吉特女神的“神谕”，传递苏美尔的“宗教”文化。几个苏美尔人家族共享相似的苏美尔文化，在尼罗河流域建立松散的部族联盟，奉神农氏炎帝为盟主，他们向南驱逐更早的原巴达里文化的主人。经过八代神农炎帝，500多年后，在神农氏之末，提尼斯的少典氏又娶有蟜氏之女附宝为妃，生下黄帝（蝎子王I）。黄帝的母亲附宝与鹰之城奈赫贝特女神形成可能存在关系。这样与炎帝母任巳和黄帝母附宝有关的瓦吉特女神和奈赫贝特女神成为古埃及文化发展的“神谕”源头，并成为保护国王的“双女神”，母亲护子向来是自然界的法则，双女神形象还制作在国王巾冠上，形成汉字“王”。而头戴下埃及红冠手握权杖的瓦吉特女神形象又成为“龙”的起源，头戴欧西里斯阿泰芙冠的奈赫贝特女神又成为“凰”的来源。“凤”的来源最早应起源于提尼斯，他们是少典家族追溯荷鲁斯神的真正王者，头戴红冠或双冠的荷鲁斯隼鹰就是“凤”。 前王朝早期，国王的名字一般是在名字旁边有个“王宫门面”符号，即国王名字一般放在王宫门面的外面，直到前王朝后期的Ka国王时，才确认从他开始把国王名字放在王宫门面扩展的庭院里面，且庭院上方站立有荷鲁斯鹰。这个带有王宫门面的符号
传说中“炎帝故里”在中国有多处。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今中国境内有两处炎帝陵，一处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境内，一处在陕西省宝鸡市常羊山。株洲炎帝陵自宋太祖干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毁屡建。炎帝陵祭典是千百年来后人为缅怀炎帝丰功伟德所形成的一套祭祀活动。原始的炎帝陵祭祀活动包括祭天、祭祖、祭神，而封禅和蜡祭、傩舞又是原始祭祀文化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蜡祭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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