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第一个问题：殷商人擅经商——完全就是现代人的自动脑补，望文生义，以讹传讹。没有任何证据表面殷商王朝是一个重贸易的王朝，有的只是剥削纳贡——殷商的朝贡体系和后世可不一样的，就是予取予夺，分文不还。不仅不互惠互利，而且还要钱要命： 《小臣墙刻辞》（文字多，卜辞加事辞），记述商末的一场战争，其中有：“比伐，擒危髦……馘千五百七十”。 馘，割去左耳。危国被迫献上1570个割掉左耳的战俘。 上述事实，贯穿殷商王朝600余年，从未停止，殷商王朝的海量人殉就静静躺在殷商作证！ ①武丁（公元前1339年—前1281年）时期：58年间祭杀9021人； ②祖庚、祖甲（公元前1280年—前1241年）时期，39年间祭杀622人； ③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公元前1240年—前1210年）时期，30年间祭杀3205人； ④帝乙、帝辛（公元前1209年—1123年）时期，83年间祭杀104人。 ——《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胡厚宣 所有的殷商史专家、甲骨文专家都认为，殷商的人殉数量绝不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尸骨遗骸这个数。 虽然我们可以《诗经》中的“相土作乘马”、“王亥服牛马”等看出殷商的先祖有经商的影子，但这并不代表殷商王朝的国民经济就是贸易经济，更不代表殷商独尊商业。实际上，殷商的农业也同样在发展，所谓“商重贾周重栗”这都是不严谨的说法。正如上面的人殉那样，殷商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更多来自于战争掠夺。 “商”一字在甲骨文中和商业、商贸没有任何关联，而是指刑罚： 同时又有“焚烧祭天”的用意——众所周知，“商”是以祭祀神权与教法治国的，因此，殷商人用“商”来自称自己，实际上就是表示生杀大权，而不是商业商贸。 《说文解字》的解释，“商”是指“从外知内”，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至少要到汉代，如《白虎通》才首次出现商是指“通四方之物”——在“商”之前，另有专词指代商业： 《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 又《易·系词下》：“日中为市，交易而退”。 可见，最初的商业是“贾”与“市”，而不是“商”。 “商”变为后世多商人、商业、商贸的代名词，主要是两个改变： 1、“赏”——补偿 “商”=“赏”多见于商代青铜器铭文，这里可以看作殷商王朝已经失去了绝对优势（人殉在大量减少），要求方国“登”、“赉”（都是指朝贡）后，开始要“回赏”给对方。 这是“商”为商业的最早来源。
三国魏时张揖撰《广雅》：“商，度也。” 《正字通》说：“商乃漏箭所刻之处。” 甲骨文中的“商”又有表示沙漏之意，也就是《广雅》与《正字通》解释都时间刻度，后来由周朝中负责监管市场物价的“贾人”与“三市”中的活动，“商”逐渐与“量”发生联系，至此，“商”方为商业之“商”。 第二个问题：韩国与箕子也就是朝鲜半岛与箕子了，由于目前没有发现箕子朝鲜的考古遗址（既然按照周朝的历史记载，箕子朝鲜是一个国家），而且史学家上对于箕子朝鲜是位于朝鲜半岛还是辽吉，目前尚无定论。 注：但按照《山海经》的解释，朝鲜又的确是接近朝鲜半岛，而不是辽吉内陆——《山海经·海内经》：“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 朝鲜古籍《海东绎史》《三国史记》也记述了“箕子开朝”的历史。因此，“箕子朝鲜”当与今日朝鲜半岛在地缘上更接近。 《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汉四郡”是古今中外，唯一最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铁证（地望上也没有任何疑问）。 既然如此，那么朝鲜半岛与箕子，也就是殷商，是脱不了干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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