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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徽宗朝所制的大晟乐，其理论根据是魏汉津所提出的“以指生律”说。据《宋会要辑稿?乐二》所载：徽宗崇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书、门下省、尚书省送到魏汉津札子，“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日《大卷》
。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汉津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以人君的指跃作为“律度”的标准，此即“身为度”之说。
魏汉津的“身为度”说在当时就受到了猛烈的批评。据《宋史?乐四》记蔡攸弟蔡绦的话云：“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当时以为迂怪。”《宋史?乐四》记云：“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饰，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侏子语类》卷九十二记朱熹语云：“徽宗时，一黥卒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又云：“其乐只是杜撰。”杨荫浏先生在《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更直斥为“荒谬、无耻的主张”，称魏汉津为“—位无耻地取媚于统治者的音乐政客”。
的确，魏汉津的“以指生律”说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在批判魏汉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的问题。在魏汉津的荒谬理论指导下制作出来的大晟律足否也同样的荒谬？
如果不是，那么大晟律到底是根据什么创制出来的呢。
“以指生律”说虽是如此的荒谬，但是在它基础上生成的新律“大晟律”却得到了长久的认可。《宋史?乐六》说：“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这里明言绍兴大乐所用即“大晟乐”。朱熹在《朱子五经语类》中也说：“蔡京用事，主张喻世清作乐……其乐只是杜撰，至今用之。徽宗时一黥卒魏汉津造雅乐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学上丁用者是此乐。”《
宋史?乐一》。“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此处所指“先朝之旧”。实即“大晟乐”。照此看来，自大晟乐律诞生之后一直到南宋末年的一百七十多年，基本上都是沿用的大晟乐律。
不仅南宋王朝的雅乐一直用的是大晟乐，就是金、元、明的雅乐也是使用大晟乐。据《金史》卷三十九：“雅乐……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按此可知金所用雅乐即徽宗时所制之大晟乐。而据《元史》
卷六十八载：“元初，钟用宋、金旧器，其识日‘大晟’、‘大和’、‘景定’者是也。”可见元代雅乐仍然是沿用大晟乐。《明史?乐志》日：“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洪武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而据《续文献通考》：“臣等谨按《明会典》所载六曲与《
明史?乐志》同。据《乐志》
云云。应是詹同等所更制矣。考之宋、元《乐志》……其迎神等五曲皆大晟乐府所撰，而彻馔一曲，则又大晟袭景佑之旧也。然则终明世用大晟旧乐。”
以上所论，只是大晟雅乐在北宋之后的流传情况。那么大晟燕乐的情况又如何呢？
据张春义《大晟曲谱》南宋流传考，“据《武林旧事》理宗天基节排当乐次，‘第二盏，赐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盏，歌板唱【踏歌】。’《梦粱录》度宗朝皇太后圣节乐次，‘第一盏进御酒，歌板色一名，口昌【中腔】。“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按理、度二朝‘圣节’所用【中腔】、【踏歌】与徽宗天宁节以及政和年问赐高丽的‘大晟曲谱’略同，今星凤阁抄本《闲斋琴趣外编》卷六载‘新填微调各首’有‘【中腔卜首、又一首，与前腔不同
、【踏歌卜首、又一首，与前腔不同。’之存目，又王安中有【微招调中腔】、万俟咏有【钿带长中腔】，均可证【中腔】、【踏歌】曾被作为大晟‘微调曲’得到应用。”大晟‘徵、角二调’除在南宋宫廷宴享得到运用之，还曾流传于民间宴集。”
据毛开《樵隐笔录》所记：“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
渭城三叠》。……其谱传之赵忠简家。忠简于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仪真江口，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叩获九重故谱，因令家伎习之，遂流传于外。”从中可见南宋初大晟乐还流传于民间。至于魏了翁《鹤山集》“耳听宣政升平曲”、刘辰翁《须溪集》“再见大晟舞罢”，则可看到至南宋末大晟乐还在民间传唱。
如上所论，大晟乐应该是有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决非根据荒谬的“以指生律”说制作出来的。事实上，徽宗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了。《宋史》记云：“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
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日：“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
’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炳试之。时炳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此一段话道出了其中原委。原来大晟乐律虽然足依据魏汉津的“以指生律”说而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没有经过精确的测量，只是取了—个大概，作一个大略的估计。大晟律实际上是刘炳所定。大晟律的实际音高。“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由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磐，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宋史乐三》：“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词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综上材料可见，大晟律实际只是由魏汉津提供了“以指生律”的理论依据，而由刘炳主持，由工人根据他们的实践来定律、制器。它的实际音高，则相当于周、隋、唐的乐律。
既然大晟律根本就是由刘炳主持，由工人进行定律、制器而和魏汉津的“以指生律”说全无干系，那为什么非要抬出魏汉津的这一“荒谬”说法来作理论指导呢？
这和徽宗与蔡京的心理需要有很大关系。
徽宗其人，并无经世治国之才，只有好大喜功之心，本就做不了—个好皇帝。《
宋史徽宗纪》 对他的评价可算是说得彻底了。据《宋史徽宗纪》
“宋中叶之祸，章、蔡首恶，赵良嗣厉阶。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章、悼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辽天祚之亡，张觉举平州来归，良嗣以为纳之失信于金，必启外侮。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迹微宗失国之由……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因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椽丧之余，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
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但偏偏是这样—个无治国之才的人，却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少见的贤明圣主。《宋会要辑稿 礼》 二八之一八提到徽宗亲作的《天真降临示现记》，
在描述了一番神奇的“祥云”祥瑞后说：
朕考栽籍所记，高宗之梦得说。武王之梦与龄，其精诚相感。于寤寐恍惚之间，陟降在帝左右而已。未有示现若此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知凼明之故，通神明之德，以赞天地之变化，非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先是辛卯六月一日夜梦至一宫殿，有幢幡羽盖旌节，跪受帝训兴隆道教，与今所见大概相类，夙夜震秉。不敢遣宁。今上帝降格，来止来临。顾何德以堪之，
夫天人相与之际，其势若高远不可及。惟德能动，惟诚能格。朕敢不面稽天若，励精寅畏，以答扬顾谛光显之训，为宗庙万民之庆。
在徽宗所自作的这篇《天真降临示现记》
里，我们看到徽宗把自己看成了上古传说中的圣君，甚至连殷商王高宗武丁、周武王等圣主也比不上他。这种心理。在大晟乐制成后的多次诏书里均可看到。在崇宁四年九月大晟乐刚好建成第一次演奏的时候，徽宗所下的诏书中说：
“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日《大晟》 。”
再如《高丽史 乐志》
中所记徽宗诏书说：“三代以还，礼废乐毁。朕若稽古，述而明之。百年而兴。乃作大晟。千栽之下。聿追先王。比律谐音。遂致羽物。雅正之声，诞弥率土。以安宾客，以悦远人。退惟尔邦，表兹乐海。请命下吏，有使在庭。古之诸侯，教尊德盛，赏之以乐，肆颁轩厦，以作尔祉。夫移风易俗，莫若于此，往祗厥命，御于邦国，虽疆殊壤绝，同底大和，不其美欤，
今赐大晟雅乐。”
这里，徽宗将新制成的大晟乐和尧、舜时的《大章》 、《大韶》
等乐相提并论，可见他内心里也是把自己当成尧、舜一样的圣主的。再加以北宋社会由于长期的和平发展积累，经济持续发展。仅以人口增长为例：“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
文献通考》 卷十一《户口》
。正因如此。蔡京投合其心理，“蔡京复每为帝言：‘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帝惑其说，而制作、营筑之事兴矣。”《
宋史》。 “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宋史》。
而魏汉津所上札子中提到“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汉津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却也正好合于徽宗白比黄帝、禹、尧、舜等前古圣贤帝王的心理。
而且，魏汉津的身份：“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这一身份，被蔡京所加以利用。而在徽宗之前，魏汉津也曾有两次献乐的经历，却并未被采纳，独独被徽宗所用。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蔡京选择魏汉津的“指律”说来作为制作大晟乐的理论依据，本来就只是为了取得徽宗的欢心，好进一步攫取权力。而徽宗也正需要这种理论来证明自己可与古圣先王比肩。“徽宗用以文其治，蔡京用以售其奸”，采用魏汉津的“指律”之说，本来就是一场君臣互相配合演出的闹剧。（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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