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学传承图3/仇英，《松下高士》，明，文物商店旧藏 仇英正式习画的老师，为苏州当地著名的画师周臣。周臣的绘画，主要继承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传统，用笔刚健有力，多采侧笔斧劈皴，水墨渲染酣畅，善于表现山岩峻峭的体积感和坚硬的质感。仇英从周臣那里学习到准确的造型能力、雄健爽利的笔墨和营造抒情诗意的能力，形成他中年时期艺术的主要基调。与此同时，仇英也与吴门书画家密切往来，不仅才艺深受文徵明赏识，在艺术思想和绘画上亦深受文徵明工致秀雅的画风熏染，在院体画的基础上融入了文人画所崇尚的主题和笔墨情趣。另外，仇英也透过和江南地区收藏家项元汴、周凤来、陈官等人之交往，有机会研习、观摹到他们所收藏的宋元名迹，不仅临摹肖似原作、几可乱真，通过此一摹古过程，也让仇英的创作在技巧和表现力上明显优于同时代的画家，甚至被认为足以与宋代的绘画大师匹敌，在文人画家云集的苏州画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仇英山水人物画的类型图1/仇英，《秋江待渡图》，明，台北故宫藏 仇英可以说是明代艺坛上难得的全能画家，其画山水、人物、花鸟、楼台界画，无所不备，无论工笔或写意俱臻精妙。其中，就山水人物一项，正如明人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指出的：“（仇英）画山水人物，峡深岚厚，古面奇妆，有苍苍之色。”对照仇英传世画作，着实不难看出，当中既有脱胎自周臣之继承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并融合吴派温妍古雅之设色及用笔来描绘物象的作品，如台北故宫收藏的《秋江待渡图》（图1）；另外也有一类重彩设色山水，借用唐代李思训或南宋赵伯驹的传统，以浓重的石青、石绿搭配赭石、朱膘、白粉来描绘景物，并搭配流畅的线描或细致的皴染来描绘物象，让画作既深得古法，又于艳丽中带有一股雅致之气，如天津市博物馆收藏的《桃源仙境图》（图2）和北京故宫收藏的《玉洞仙境图》，皆是其中代表。 图2/仇英，《桃源仙境图》，明，天津市博物馆藏 再观仇英此幅《松下高士》（图3），其风格便是介于上述两类山水人物画之间：画家用重墨晕染山石，借以调和色彩艳丽的矿物性颜料，又以灵活的行笔描绘山石、云水、松林和人物，如此一来，即可于保有重彩设色山水富丽堂皇格调之同时，亦融入文人笔墨清雅的韵致。另外，仇英于此画中，将青绿山水所构筑的奇瑰宏丽之神仙境界，与凡间具有文人情趣的活动巧妙结合在一起，也是其山水画的一个重要特色。只见画面中，峰岫层起迭涌，云霭氤氲、缭绕谷间；在由远山与古松挺立之近景所框出的空间里，两位文士正坐在平岗上观赏云水，清谈问道，一旁有一名童子侍立于树下，手捧书卷，尚有另一名童子正渡桥抱琴而来，此番画意既表现出明人对于远离尘俗之仙境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映射出当时文人所憧憬的隐逸生活之理想面貌。 《松下高士》的画风和年代关于《松下高士》的创作时代，由于本幅并无题跋，且画家署款“吴门仇英实父画”又无纪年，因此无法从中得知此画绘制的明确时间与脉络。不过，若是借由将此画与仇英存世画作进行比对，则可清楚看到它们在笔墨、风格上的关联，并能对其画风和年代有进一步的了解。
《松下高士》 《桃源仙境图》 图4/《松下高士》与《桃源仙境图》，松树画法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在《松下高士》中，高大的松树分为两个聚落，分布在画面的左、右两侧。尤其是近景左方主松高拔至中景，几乎占据画面一半高度。画家对于姿态宛如蛟龙的主松描绘十分写实，先以浓墨勾勒出树干轮廓，再用圆弧线或细碎踢挑的笔法，刻画出松鳞及表面粗糙的纹理，再于枝干旁施以苔点；树上的松针则是以劲挺尖瘦的线条描绘，呈团状整齐排列在松枝上，生长茂密。与此相似的松树造型和描绘技法（图4），亦见于仇英《桃源仙境图》，显示两幅画同出一手且创作年代相近。
《松下高士》 《桃源仙境图》 《美人春思》 图5/《松下高士》、《桃源仙境图》与《美人春思》，云水画法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松下高士》画面上方的山谷间有云雾缭绕，形状奇异，变幻无端；下方则与瀑水相接，溪流湍急，激起浪花回波。画家以圆柔且细笔白描的方式来描绘不同形态的云水，运笔灵动流畅，于自然写实之外，亦机趣横生。此种以淡墨白描勾勒云水的手法，亦见于仇英《桃源仙境图》与台北故宫收藏之《美人春思》等作品（图5），展现仇英写生的能力和掌控用笔的高超技艺。
《松下高士》
《桃源仙境图》 图6/《松下高士》、《桃源仙境图》，席地而坐的人物画法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松下高士》对于两位文士的描写极为具体生动，不仅人物风姿潇洒的神态刻画入微，人物之间的言谈互动也表现得相当传神。以本幅对照前述《桃源仙境图》，则于此两件作品上（图6）都能找到席地而坐的人物，两者不仅造型意念相同，以健劲爽利之“折芦描”笔法来描绘衣纹的方式也十分接近。
《松下高士》
《秋江待渡图》 图7/《松下高士》、《秋江待渡图》，人物画法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此外，若分别观察左、右两位文士，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文士身体右倾的坐姿、衣纹皱褶的描绘，以及脸部五官与眉须的刻画，在《松下高士》和《秋江待渡图》这两张作品上皆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图7）；至于左边文士仰头的角度、高鼓饱满的额头与带有鹰钩的鼻梁等特征，亦经常出现在仇英的诸多画作上，比如见于《松下高士》《汉宫春晓》《桐阴清话》和《蕉阴结夏》等之画法均如出一辙（图8），可说是仇英画人物最典型的风格标志。
《松下高士》
《汉宫春晓》
《桐阴清话》
《蕉阴结夏》 图8/《松下高士》《桐阴清话》《汉宫春晓》《蕉阴结夏》，人物画法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款印
图9/仇英，《松下高士》，明，画家款署及钤印 《松下高士》画面右上角，除了有画家以隶书书写之“吴门仇英实父画”七字，还钤盖“仇英之印”“仇氏实父”两方印（图9）。其中，“仇英实父”的署款，在《汉宫春晓》《沙汀鸳鸯图》《松荫煮茶图》这三件名画上，皆可见到同样的结字与用笔特征（图10），如“仇”字的浮鹅勾以断续方折而非圆转的笔法来书写；“实”字下方“贯”部之横画写法改为左右两长撇；而“英”字的左撇画及“父”字的捺笔，则是重按后再轻挑出锋。
图10/仇英款署比较 由左至右为《汉宫春晓》《沙汀鸳鸯图》《松荫煮茶图》《松下高士》 另外，“仇英之印”“仇氏实父”两方印，也能在《蕉阴结夏》这件作品上找到完全相同的印文和钤印顺序（图11），可以辅助说明《松下高士》之可靠性。
（11-1）
（11-2） 图11/《松下高士》（11-1）、《蕉阴结夏》（11-2），“仇英之印”“仇氏实父”印比较（◤点击查看大图） 综合以上比较，可看出《松下高士》无论在画风、技法、款印上，皆与仇英存世作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至于此画的创作时间，若是由画上署款与仇英纪年作品《沙汀鸳鸯图》（1540）之签款相近，以及本幅画风与仇英为晚年结识之友人陈官所绘制的《桃源仙境图》有着极高相似性此两点予以推断，《松下高士》大约应绘于1540～1552这十余年间，为仇英晚年艺术臻于成熟巅峰时期所创作之佳构。 文・图 ∣ 廖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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