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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运河

2017-12-02  微湖渔夫
历史上的大运河 兰文飞  
 

3月11日,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就大运河保护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举行了一次集体采访活动。其实,早在2005年12月15日,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三位专家就联名向大运河沿岸18市的市长发出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以期引起这些政府官员的重视。在信中,他们还提出了加快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建议。 而在此后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有58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大会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

历史学家杨联陞在他的《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一文中认为,中国历史里头,著名的巨大工程很多,俯拾即是。随便举例来说,“华北边境上的长城、联络平津地区与长江流域下游的大运河、历代王朝京城(比如说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与内外的宫殿陵寝、建有高塔的玄宫梵宇,以及满室琳琅的雕刻与壁画,令人难以忘怀的洞窟。”实际上,在他所举的大运河凿通以前,运河作为古代的人工水道,在中国史上,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即已开始修建。如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就是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候开凿,借以沟通长江和汉水的江汉运河。后来伍子胥率吴师伐楚,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进入楚国,故又称“子胥渎”。其他著名的还有,吴国修建的古江南河、邗沟、菏水,以及魏国的鸿沟等。这些运河的凿修,是各诸侯国为方便与外界交往,在所控制区域内开凿作为沟通自然水系之用。而先秦运河的特点在于,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的有利条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此后的秦帝国虽然运祚短暂,但它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了先秦时期留下的运河,甚而开凿灵渠,将运河的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灵渠使得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堪称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秦以后几个朝代,统一与分裂时有交替,但对运河的开凿修建均未停止。如汉末三国时期,从建安七年(202年)起,曹操就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这六条运河对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河北平原的海河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后来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隋唐时期,运河被称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有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到宋代始称为运河。隋炀帝为了便于漕挽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运河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由洛阳通到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十几万人开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修筑御道,栽种柳树。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一百多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余杭(今浙江杭州)。这条大运河长达四五千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沿途的通都大邑都连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这些运河加上自然水道,保证了隋王朝能够获取所有最富饶地区的资源,唐代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继承和改善了这一运河体系。通往东北的永济渠的开凿,不但带来河北的税收,而且出于战略考虑,能够为防御北方和东北部分区域运送兵员。运河的南端则延伸到杭州,这大大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得杭州从此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但从历史记载上讲,以营建东都洛阳和开凿运河为标志,隋炀帝本人却被视为荒淫无道的君王,预示了统一富足的隋王朝的灭亡,情形与不二世而亡的秦帝国何其相似。《隋书·食货志》里记载了开凿通济渠的605年隋炀帝从洛阳巡行至扬州的情形:“又造龙舟凤  ,黄龙赤舰,楼船蔑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

到了唐代,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的漕渠、汴河(通济渠东段)和淮南漕渠更加起到了近乎于王朝生命线的作用。唐高祖、太宗以后,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经安史之乱,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可以说,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亡。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了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当经过四年平定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将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作用。

而到了北宋时候,“国家根本,仰给江南”,它的定都开封,更与漕运有莫大干系。当时即有人议论:“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由此可见一斑。

元代修凿完成的北起大都(今北京)、南至杭州,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为后来明、清运河的畅通和现代大运河奠定了基础。它全长三千里,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扬州运河;以及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

明、清两代在运河工程上,主要是在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进行修治。修治的效果如何主要有自然地理因素和人为因素。从自然角度讲,因为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整个中国大的水系都是从西到东的走向,而元、明的会通河,直贯南北,正逆于自然地形。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的原因,经常苦于水浅不能通航。如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就派人一面疏浚江淮运河,一面命人修治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因此才能畅通。清代也是继承明代做法,继续疏浚和整治。还有一个自然原因也影响到运河的通航效果,就是清代在修治大运河时,除人工开凿河道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而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都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走向与运河正相交错,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非常繁复。

在繁复的工程中,更有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中最大者,莫过于掌管两河——大运河与黄河——整修工作官员的贪污。在本文开头所提杨联陞的那篇文章中,他引用冯桂芬(1809―1874年)《校邠庐抗议》里的说法,在冯所处的那个时代中,每年有五百万两银子是指定来作为两河日常整修之用的,可是实际用在该项工程上的,却不到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其余的都装到总督以下一班人的口袋里去了。只有少数清廉官吏,在实际的工程上会用到经费的百分之三十。其他官员用得更少,并依他们贪婪的程度而略有区别。就极端的例子说,有些官员除非在火急燃眉的时刻,否则是连一毛钱都不肯支放的。也因此在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公共工程时,杨联陞要说:“在任何官僚制度的国家与任何官方经营的事务中,贪污渎职是见怪不怪的。”正缘于此,到咸丰五年(1855)时,由于黄河在河南铜瓦厢的决口,改道北徙,大运河长江以北的运道,大部都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至此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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