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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南海一号”古沉船在广东阳江海域整体打捞出水。本报记者在现场见证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历史性时刻。 从1987年第一次发现“南海一号”沉船，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时间过去了整整20年；而从这条南宋时期古船不知原因地沉没，到它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岁月已经走过了800多个春秋。 “南海一号”已经不仅仅是一条古船，它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甚至成了某种符号，某种象征。 20年前的海底发现 中国文物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曾被南海的文物失窃问题深深困扰，一筹莫展。 1986年4月，荷兰阿姆斯特丹嘉士德拍卖行举行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23.9万件之多的中国文物，多半为明清瓷器。接到海外华侨举报后，中国国家文物局极为重视，而西方冒险家在南海海域盗捞沉船的事实也浮出海面。 后来我们知道，那次拍卖会的几十万件中国文物出于英国人迈克·哈彻之手。此人于1983年和1985年在南海海域各捞到一条沉船。拍卖的中国文物正是来自于这两条船上。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说，由于外国商业打捞公司并不公布打捞沉船的地点，或即便公布，地点也往往是在主权存有争议的地区，因此，“除非我们当场抓到他，否则很难申诉主权。” 1986年，国家文物局派出了两位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携带了3万美元，想买回部分文物。可是这点钱，当时连一件像样的文物也买不起。而哈彻在整整三天的拍卖中，共赚了两千多万美元。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南海海域捞船盗宝的并不止哈彻一家，哈彻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步，迈克·哈彻这些西方盗宝人的刺激，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向记者说。 刺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起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就是“南海一号”的发现。 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3名雇员，在荷兰海事博物馆的一份旧报上发现，一艘名为“YHRHYNSBURG”的18世纪东印度公司轮船载着6箱白银、385.5吨锡锭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发生海难沉入海底。由于当时有船员逃生，因此对沉船地点有一个相对细致的描述。 英国海洋探测公司找到中国有关方面要求合作打捞这条沉船。当年8月份，中国救捞总公司决定接受请求，由下属广州救捞局具体承接这一业务。当时英国的打捞船用声呐确定了几个可疑点，并用一吨多重的抓斗去试抓。其他几个地点什么也没有抓到，但在其中一个地点，一抓斗下去却抓到了很多瓷器和中国古钱等等文物，还有一些船板的碎片。 “当时到底抓了几下已经不可考证了，但肯定不止抓了一下。”魏峻说。就在这时，广州救捞局方面的人员及时站了出来，制止了英国人继续打捞的企图。“这是中国的文物，不是你们要找的那条东印度公司的船，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你们不能继续打捞了。” 英国人要找的那条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最后并没有找到，“那条船应该还在阳江附近的海域内。”魏峻说。但是，那一次的发现，意义远比找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大得多。 中方人员对已打捞上来的文物进行了及时保护，并上交广东省文物管理部门保管。在清理出的200多件文物中，不仅有宋元时期著名窑系的精美瓷器、“政和通宝”、“绍兴通宝”铜钱，还有一条具有异域风格的长约170厘米，做工精细的镀金腰带。 随即，国家文物局根据捞上来的文物初步鉴定，认为这是一艘宋元沉船。当时它还没有“南海一号”这个响亮的名字，只是被平实地称为“南海宋元古船”。 当年9月，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水下考古机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虽然起步了，但“那时候我们真叫一穷二白，没钱没技术没设备，甚至连潜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张威这样回忆。 “南海宋元古船”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但当时我国根本无力独立打捞，只得先派出水下考古队员出国培训，并积极组织近海考古训练和演习。 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国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正式签订了合作进行南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发掘的意向书。“那一次合作，虽然只进行了5天，但是还是有成果的，虽然没有接触到沉船船体，至少我们又找到了沉船的大致方位。”张威说。 1989年11月15日到20日，中日考古工作者对“南海宋元古船”进行了首次水下调查。由于当时季节不好，风急浪大，海水能见度极差，尽管使用了美国生产的SMS—960旁侧声呐搜寻，并有13人次的潜水探摸，也仅仅只采集到一片白瓷碗碎片。 也许是在现场亲身感到探摸难度太大，也许是对探摸的收获有些失望，日本方面后来没有把合作继续下去。但经过把捞出的白瓷碗碎片与1987年打捞上来的瓷器对比，认定属于同一批的物品，这就为确定沉船遗址的方位提供了依据。 这次考查另外一个小小的收获是，当时的中日联合调查队队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给这只古沉船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南海一号”。 “但那时，‘南海一号’可不像现在这么有名，只是少数一些考古、文物工作者知道。为了防止盗宝者非法发掘，当时还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张威说。 从那时起，张威他们与“南海一号”一别就是12年。这期间，他们先后进行了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清代初期沉船调查、山东长岛古代沉船遗迹勘察、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调查与发掘、西沙群岛水下文物抢救发掘等一系列工作，打磨队伍，积累经验。但“南海一号”始终是他们心中放不下的一个梦。 12年后重启探查之旅 2001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启动了重新探查“南海一号”的车轮。 香港有一个“中国水下考古探索研究会”，由一些从事潜水教练、旅游潜水工作的热心人士组成，在一些合作中与张威等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很想无偿援助国内水下考古研究一个项目，但这些人并非富豪，也拿不出太多钱，只有120万人民币。 “120万不算多，但当年我们水下考古队一年的经费也只有200万。”张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香港朋友推荐“南海一号”。依靠香港朋友提供的120万，国内有关方面又配了一点资金，一共200万，张威就带了一支水下考古队，于2001年4月重新奔向了广东阳江水域。 时隔12年，能否再找到那支船，谁心中也没有底。寻找过程确实很艰苦。他们依据的沉船定位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做出的，当时对沉船定位用的还是六分仪之类的船用导航定位系统，还没有卫星定位的GPS，精确度不是很高。而在能见度极差的水下，哪怕只有一点点误差，要想找到沉船也是极为困难。 由于沉船已被埋入一米多深的淤泥中，普通的声呐探测已不起作用，只能依靠一种能穿透泥层的叫浅地层剖面仪的特殊声呐。即使这样，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经费眼看要用完了，船还是没有找到。 对于1987年沉船的坐标，一开始是使用由香港朋友从英国公司方面找来的数据。后来，考古队又从广东救捞局方面找到了数据，发现二者之间差别较大，他们尝试使用广东救捞局的数据进行搜索，果然有了收获。 “水下摸查沉船，即便设备再先进，也需要耐心和毅力，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张威说。在海底几乎完全没有能见度，完全靠手摸的阳江水域，运气似乎更不能缺少。在一次水下作业中，老队员崔勇意外摸到一块沉船凝结物，“经验告诉我，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克制住内心的喜悦，他们继续下水探摸，这一次，崔勇找到了一枚瓷片。出水后，大家惊喜地看到，这是一片带裂纹的青白瓷片，与此前沉船中捞出文物的特征完全相符。 他们使用差分GPS对地点进行了精确定位。同年10月，考古队复查时，再次探摸到大量瓷片，遗址的重新发现得到了确认。 获得了对“南海一号”的准确定位后，这个项目得到了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2002年春季，张威率领的考古队对“南海一号”进行了4平方米的试发掘，仅仅是这样小范围的试掘，就打捞出陶瓷约4000件，此外还有漆器、石制品、铁器、铜器、银锭及大量铜钱等，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一座宝藏真正展现在世人眼前！ 自2002年后，又经过多次勘测调查，“现在可以基本确定，‘南海一号’长30.4米，宽10米，高4.5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魏峻告诉记者。 据保守估计，船上载有文物6万至8万件，且有不少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 “海上丝路”的实物坐标 所谓“南海一号”热，真正热起来，就是从2002年以后。 对于普通人来说，说到“南海一号”，大约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上面价值连城的宝物。然而对于文化学者们来说，他们更看重“南海一号”承载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它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证作用。 2003年，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等人，到阳江考察“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当时明确了它有四个“第一”：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文物最多，内涵最丰富。基于这四个“第一”，并从丝绸之路的范畴出发，黄伟宗等专家提出用“海上敦煌”的概念，来概括“南海一号”的地位和代表性。 “海上敦煌”的说法提出后，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不乏有名的专家学者。 本报记者此次赴阳江采访，恰好遇见了首次提出“海上敦煌”概念的黄伟宗先生本人。黄先生向记者详细解释了他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海上敦煌”的概念的。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中，丝绸和瓷器，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外贸产品。自长安或洛阳为东起点，经甘肃、新疆，再到中亚、西亚，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从汉朝开始，来自中国的丝绸就这样由各色商人牵着驼队，通过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运输到亚欧各国。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中，第一次给这条道路起名“丝绸之路”。 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也在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国外。这是一条从中国沿海港口出发，一直向西，穿过南海，抵达外部世界的贸易通道。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的两位大学者季羡林和饶宗颐，第一次提出中国古代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即有记载，当时中国船只从广东、广西、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岛东岸航行，最后到达东南亚各国。唐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演进，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更加遥远，贸易也愈显繁荣，对于中国瓷器来说，再也没有比水运更加便捷和安全的运输方式，于是丝绸之路也进而演变成“陶瓷之路”。 在获得重要的考古发现以前，这条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只存在于零星的文献记载当中，对于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人们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纪航线沿岸的一些港口，陆续发现一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和其他文物，人们才得以一点一点地拼接出有关这条航线的细节。这条航线显然早已超出东南亚的范围，而是穿过南海，驶过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甚至非洲东海岸的许多港口也有中国瓷器出土。 黄伟宗说，海上丝绸之路既然在世界上这么重要，它应该有个标志。这个标志现在找到了，就是“南海一号”。“南海一号”船头朝向西南240度，看来正是从中国港口出发，驶向外洋的货船。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如果说敦煌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的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黄先生把“南海一号”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敦煌”。 如果说，对“海上敦煌”这一说法的争论，还只是一种名词之争的话，那么，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非从发现“南海一号”开始，但“南海一号”的发现炒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话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5年，国家文物局宣布：争取在五年内，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及相关文化遗存串联在一起，申报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这其中，肯定有“南海一号”发现的重要影响。 黄伟宗记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始于1991年。那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东亚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当时黄伟宗也参加了座谈会。但那时的广州对此并没有做好认真的准备。黄伟宗说：“广州港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更多的是见诸史料，仅有南海神庙、怀圣寺等少数边缘遗址，跟泉州的古船和港口比，显得很弱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随即移师福建泉州。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南宋沉船和古代番商伊斯兰墓地等文物和遗址，激起考察人员兴趣。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唯一入选的城市。2001年，福建省批准泉州市政府，以“海上丝绸之路东端——泉州”为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以海上丝绸之路为名争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不仅有福建的泉州，还有浙江的宁波，后来甚至广西的合浦、浙江的杭州和香港地区，都加入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争夺中。原本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一直显得低调和被动的广东，由于有“南海一号”的发现，仿佛被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南海一号”猜想 持续几年的“南海一号”热，已经让人们对这条古船充满了太多的好奇，有太多的谜底等待揭开。本报记者在阳江采访，《阳江日报》的同行们总结了关于“南海一号”的十大谜团，颇有趣味，这里也转给读者一同品味。 谜团一：“南海一号”因何沉没 有考古专家推测，“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与遭遇海上风浪有关，因为船体没有发生大规模断裂，不大可能是因碰撞而沉没，而且“南海一号”沉没的海域一直是台风等气象灾害频繁的区域。也有专家提出了新的猜想：“南海一号”是不是因为超载而发生沉没？根据目前考古发掘情况，“南海一号”上可能载有6万至8万件文物，其中有大量的铁锅等铁器。专家们进一步推测，如果遭遇风浪，“南海一号”沉没海底的状态应该是翻倾；如果遭遇触礁沉没，“南海一号”很有可能是船头或船尾先插向海底。而“南海一号”在海底淤泥中的状态是：甲板几乎与海平面平行。 谜团二：沉船的准确时间是哪年 谜团三：“南海一号”始发港是哪里 谜团四：“南海一号”的目的地是哪里 “南海一号”在海底的船头朝向是西南240度。有人推测，“南海一号”可能是开往东南亚或中东、非洲一带，但具体目的地是哪里，尚无实证。如能明确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宋代外交史、海外贸易史及航海史极有帮助。 谜团五：船主是什么人 谜团六：船上还有些什么人 谜团七：“南海一号”是哪里造的船 谜团八：船上铁锅是不是在广东加装的 “南海一号”上不仅载有大量瓷器，还出水了成叠的铁锅，它们都是码放在瓷器之上的，铁器比瓷器重，为什么这样装？对此，有专家分析，在宋代，广东佛山的铸铁业十分发达，一直到西方工业革命前，佛山都是中国最大的铁锅出口基地。“南海一号”可能是始发于福建或浙江某个港口，装上瓷器，然后又到广州或者佛山加装了铁锅等铁器。 谜团九：“南海一号”是否在阳江停留过 阳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港，其中东平和海陵岛是这条黄金航线上航船补给的重要港湾。“南海一号”途经广东海域时有没有在阳江停留过，有没有计划在阳江停下来补给和加装货物呢？ 谜团十：船上到底有多少文物 两种打捞方案的博弈 按照传统的水下考古方法，一般是采用布设水下探方，对沉船遗址进行逐区、逐层发掘，先发掘船内文物，再清理沉船本体的方法，即通常所称的“原地发掘”方案。这种方案有大量国内、国际的水下考古经验可资参考，安全稳妥，单次工作时间短，受海洋气候和环境因素影响较小，使用的设备和技术相对简单，工作强度和难度相对较低。 但这种方案也有明显的缺点，“南海一号”所在海域的海水能见度极差，一般只有十几厘米，这无疑会影响考古发掘和资料采集的科学性。此外由于沉船个体较大且埋藏于深达一米多的海底淤泥之下，需要好几个工作年度才能发掘完成。由于台风和东北季风的影响，每年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能够开展海底作业，由于海底淤泥沉积很快，每年都要面临大量的重复性清理工作。 就在此时，一个全新的想法出现在考古人员的脑海中：是否可以像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发掘殷墟YH127甲骨坑一样，采用整体取出、异地清理的办法，把“南海一号”整个移到一个新环境中进行发掘呢？如果这样做，不但避免了海洋气候、能见度对水下考古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可以为科学的、有计划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条件。这就是所谓“整体打捞”方案。 然而，这种方案对设备和技术要求极高，单次投入经费巨大，且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必须自己摸索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 当时在水下考古队内部也对这两种方案有不同的倾向，最后决定分成两组人马，各自深化两种不同方案。由国家博物馆方面牵头深化原地发掘方案，由广东方面牵头深化整体打捞方案。 2005年5月，国家文物局召集专家论证会，21位专家中有18人赞同整体打捞。 在阳江，记者向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的魏峻、崔勇等求证，到底谁是提出整体打捞想法的第一人？但他们都表示，对这一问题目前似乎存在不同看法，现在他们更乐于表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魏峻同时说，也许提出整体打捞的想法并不困难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从技术上来解决整体打捞的难题，而这主要归功于打捞技术专家们的努力。或许更重要的，是广东省文化厅有关领导对整体打捞方案的鼎力支持。“这么大的工程，没有领导者的决心是难以想象的。” 而显然，整体打捞取得的轰动效果和影响力，是原地发掘不能相比的。从这一点来看，当初的决策确实是“棋高一筹”。 整体打捞值不值？ 简单地说，“南海一号”整体打捞方案，就是将船及周围泥沙按照原状，固定在一个钢制沉箱内，由大型浮吊将沉箱整体吊起，再通过全潜驳轮将其转移到岸边的临时专用码头，最后通过岸上的专门通道，使用气垫移动的方式将整个船体移至专门为“南海一号”建造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按照整体打捞方案，工作人员使用静压力把无底的沉箱壁压入淤泥，整体罩住沉船及其周围淤泥，然后在沉箱壁中下部均匀地穿引36根底梁，再插入钢板封闭钢梁之间的缝隙形成沉箱，最后把沉箱整体打捞出水。 整体打捞方案一出台，就遭遇到了所需费用昂贵的质疑。 据现在公布的数字，如果不算建造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1.5亿元人民币费用，整体打捞“南海一号”的费用大约是7100万元人民币。 对于这个数字是否准确现在还有争议，而这个数字是否属于“天价打捞”同样存在不同看法。 魏峻向记者谈到的看法是，与原地发掘方案需要的费用相比，整体打捞花费的7100万元并非不可接受。 魏峻举了一个例子，韩国于1976年发现的“新安”沉船，船体比“南海一号”小，上面主要装的是元代瓷器，他们采用了原地发掘的办法，一直到1982年才发掘完毕，前后做了十次工作，每次短的一个月，长的三四个月，这样总的花费下来，未必比整体打捞少多少。比如据张威透露，从2001年到2004年对“南海一号”的调查、试掘，花费就是两千万元人民币。 那么，为什么国外打捞公司从未做过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整体打捞呢？魏峻的看法是，由于国外很多海域的能见度都相当好，比如地中海海底通常有30米的能见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需要整体打捞。而“南海一号”所处海底能见度不足20厘米，原地发掘十分困难，整体打捞方案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制定的。 此外，“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需要很多特殊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可以普遍采用的方法，比如，它要求海水深度不能太深，“南海一号”所在海底离海面的高度为24米。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海底一定要是淤泥底，不能有石头，不能有沙子，否则就无法用静压的方法将沉箱压入海底。 “其实，最终决定采用整体打捞方案，是经过了反复论证与研究，确实有了十足的把握才开始实施的。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风险，当初也不会决定这样做。”广东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告诉记者。 “打捞‘南海一号’花费的资金是7100万元，建造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资金是1.5亿元，如果打捞有什么闪失，这些投入将付之东流。更重要的是，‘南海一号’和它装载的货物，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物，是无价之宝，如果打捞失败，这种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说。 有人还从另外的角度看待整体打捞到底值不值的问题。据广州市中国古瓷研究会会长赵自强说，四五年前，东南亚出水一艘唐代沉船，打捞者有意卖给中国，开价6亿元人民币。赵自强曾跟随国家文物局的人去看过，上面的文物精品很多。但由于资金有限，国内博物馆只能“望洋兴叹”，最后被新加坡一博物馆花5亿元人民币买走。 古船出水是否有利保护？ 张威说，“南海一号”在海里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曾经说过，“南海一号”沉没海域的能见度几乎为零，现在打捞上来放在水晶宫内，光照条件、微生物水环境的改变等因素，很可能导致船体及文物遭到侵蚀。 海底近30米的淤泥层犹如给“南海一号”提供了一个“保护罩”，使木质船体及船内文物经历800年海水的长期侵蚀而不腐坏。但一旦离开这一水环境，移至水晶宫12米深的人造海水内，“船体会不会因为失去海底压力，如同失重一样造成船体开涨？失去压力后，又在水晶宫内要重新承受12米水深的压力。一来一去，古沉船受得了吗？”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也曾表示过这样的忧虑。 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2002年从“南海一号”出水的部分瓷器，由于侵入瓷器釉面的盐分结晶，撑破原有的光滑釉面，现已出现裂痕。出水瓷器将来如何保存？“南海一号”古船木质已经稀松，在水晶宫内如何保证拆掉沉箱后船体不散架？如果沉船上发掘出丝绸或其他古代货物，出水后又该如何保存？ 张威说，围绕这些问题的破解，中国水下考古专家们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上演一台台好戏。 相比之下，魏峻的看法更为乐观一些。他认为，“南海一号”在水晶宫里最“安全”。尽管沉船在海底八百多年仍然保存完好很难得，但由于海底环境变幻莫测，时间过长保护难度就更大。而水晶宫作为人造的水环境，完全可以模拟沉船此前在海底的环境，“非但不会改变沉船所处的水环境，还可以祛除海洋深处对古船保护不力的因素，更好地保护它”。 关于“南海一号”，要说的话题还有太多太多。 “南海一号”考古研究的意义，中山大学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司徒尚纪教授就与记者从造船史、航海学、海洋交通、海洋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陶瓷史、宗教史、风俗学等方面总结了很多。每一方面都是长长的话题。 黄伟宗先生的一番话，更是引起了记者的共鸣。他说，“南海一号”不仅是一个文物事件，不仅是一个考古事件，也不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它更是一个社会事件。“南海一号”这样一条古沉船，引起了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对比敦煌藏经洞发现时遭到斯坦因等西方文物贩子大肆掠夺，而国民麻木不仁的愚昧表现，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南海一号”比作“海上敦煌”的话，那么这两座“敦煌”的不同命运，将会被历史永远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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