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清初苏州地方史中，阳山巨富朱鸣虞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既有暴发户那种一掷千金的豪奢，又有热心公益的善举，还曾卷入“哭庙案”与金圣叹作为同案犯一起被关入江宁（今南京）牢中，并因此遭受破家之祸。可惜后世对其记载颇少，本文钩稽相关史料，对其作一简单考察。 先从朱鸣虞之父朱希文谈起。据道光《浒墅关志》记载，朱希文字范若，家居阳山，为宋代乐圃先生朱长文之后。他少年丧父，由母亲周氏抚养长大，周氏生性严肃，在教他功课时，常常旁边放着锄镬之类农具，并且对他说：“若不为士，即佃农终耳！”朱希文因此发奋读书，弱冠就中了秀才。后来虽功名未显，但由于他笃于孝义，多行善事，“母终则鬻产襄事，弟夭则恤嫠训孤，暨姻党间赡枵槥殉，焚劵还孥，诸懿行不可殚述。”因此颇有高名，去世后被学者私谥为“端仁先生”，并入祀乡贤祠，后人称赞其“功德在任恤，事业在孝弟”。朱希文生四子，均中了秀才，其中以朱鸣虞最为有名。 朱鸣虞，名嘉遇，字鸣虞，又字上萃，史记载其“富甲三吴”，但其因何而致巨富，史无明载，仅道光《浒墅关志》载“白墡坑为阳山朱氏世产”，可能与此有关。清朝初年，朱鸣虞迁居申衙前明代状元首辅申时行旧宅，自此申衙前有阳山朱弄之名。他的左邻有一姓赵的，混名赵虾，原为平西王吴三桂侍卫，因此骄横跋扈，常常和朱鸣虞斗富，凡是朱家邀请的优伶，赵虾必定百般罗致。有一年端午，优伶们计划先到赵家贺节饮酒，然后再到朱家，所以在赵家饮酒时都留有余地。赵虾用银杯自小至大罗列于前，对优伶们说：“诸君将往朱氏，吾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优伶们大多都取小杯立饮，等喝完后赵虾大笑说：“此酒是连杯偕送者。”也就是喝了小杯酒的就送小银杯，喝了大杯酒的就送大银杯。此言一出，优伶们后悔不迭，赵虾也因此将了朱鸣虞一军。朱鸣虞富而无势，惧怕吴三桂的势力，因此对赵虾只有处处忍让。 元宵节到了，当然又是两家斗富的好机会，这次朱鸣虞率先在门前挂了数十盏精美的珠灯，赵虾见了“愧无以匹”，因此恼羞成怒，竟命家丁把朱家门前的珠灯全部打碎。朱鸣虞不敢和赵虾硬碰，但一直忍让下去也不是办法，便求助于雅园主人、在籍官绅顾予咸。顾予咸心生一计，让朱鸣虞以重金邀请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赴朱家宴饮，席间斛光交错，宾主尽欢，席散后游园时，朱鸣虞先让家人把那些碎了的珠灯放置于路侧，王永宁看见后问：“可惜好珠灯，何碎不修？”朱鸣虞回答说：“此左邻赵虾所为，因平西之人，未敢较也。”王永宁会意，传语家丁，连夜把赵虾驱逐出苏州城，一时大快人心。 朱鸣虞平素奢侈，在当时影响很大。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了一个关于朱鸣虞的传说。传说有一天他在家中，忽然有僧人上门求见，朱鸣虞出门迎入，见该僧相貌异常，形似古佛，于是请其入坐并问来意。僧人说：“吾与君同住空山，修行数十年，竟忘本来面目耶？特来点化耳！”于是让人取三盆清水来，指着其中一盆水说：“请君看前生。”朱鸣虞走上前去，看见清水中映现出一老僧的模样；僧人又让他看另一盆水，里面是他现在的容貌。最后让他看第三盆水，说里面是他来生的模样，朱鸣虞看水中出现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朱鸣虞大为惊诧，那僧人说：“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虽疯丐亦不可得矣。”说完后就出门而去。朱鸣虞急忙派人追过去，那僧人却忽然无影无踪了。这个故事虽然荒诞不经，但从中可见当时不少人对朱鸣虞的豪奢之习颇有微词。 无论僧人以来生为疯丐警示朱鸣虞杜绝豪奢之习是否确有其事，但不久以后他确实因此卷入“哭庙案”中，几乎遭遇了破家之祸。“哭庙案”是由吴县县令任维初的暴虐贪污激起的。任维初上任后，一面典守自盗，侵吞了常平仓粮食三千余石，一面酷刑催逼赋税，并因此杖毙一人。而当时的江苏巡抚朱国治也不断罗织大狱，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激起了众怒。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顺治皇帝去世的哀诏抵达苏州，苏州的百余名秀才趁地方官哭临的机会，到文庙鸣钟击鼓，并到府堂跪进揭贴，后来参加者达到千余人，号哭而来，都要求惩治贪官任维初，巡抚朱国治实施镇压，当场就有十一名秀才被逮捕，并被押送至南京审问，在审问的过程中，不断有人被波及，其中就包括著名文学家金圣叹及曾给朱鸣虞出主意赶走赵虾的在籍官绅顾予咸，而朱鸣虞也未能幸免。 在十一名秀才被逮捕后囚禁于苏州府治时，朱鸣虞可能是同情秀才们的遭遇，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豪富之风，他派人给这些秀才们“馈酒食十盒”。这个举动无异于与巡抚朱国治唱对台戏，朱国治知道后大为光火，因此就逮捕了朱鸣虞及其第三个儿子朱真，并污蔑朱真也参与了“跪进揭贴”之事，朱鸣虞父子和金圣叹等人先后都被押送江宁会审。 到江宁后，朱鸣虞父子和顾予咸囚禁在一起，顾予咸后来在其著作《雅园居士自叙》中记载，当时狱中音讯不通，全靠朱鸣虞的一个仆人和外界沟通，该仆人颇聪明，并且“闻必以告，捷如响”，刚开始判顾予咸“绞决”，顾予咸得知后对朱鸣虞说：“以我而至法场就死，不如自尽！”并请朱鸣虞把他的官名、姓名分别写在背上和腿上，并在其胸前写了“千古奇冤”四字，好在后来顾予咸无罪释放。而朱鸣虞的儿子朱真在审问的过程中也弄清了未参与“哭庙”之实，只是被逮捕的一个叫顾伟业的秀才受刑不过，所以才胡乱攀及的，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朱真还是被革去秀才功名，并痛打三十大板。史料未载朱鸣虞究竟受了何种惩罚，但不管怎么样，比起同案的金圣叹等十八名秀才被杀头的结局要好得多了。 如果就是这样结局的话对朱鸣虞来说也算是有惊无险，但偏偏其中出了点意外，在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十八名秀才被判斩决后，苏州府县奉巡抚朱国治之命对其进行抄家。当时的长洲县知县刘令闻看到抄家牌上有一朱姓者，以为是朱鸣虞，能够抄到这样的富家是当时县令梦寐以求的肥差，刘令闻马上奔赴朱鸣虞家大抄特抄，“家资财物劫掠无算”，朱鸣虞的一妻两妾和儿子朱真之妻都被投入狱中。只有次子朱典由于赴京参加会试没有回来，才幸免于难。后来刘令闻才弄明白抄家牌上的朱姓是另一秀才朱时若，而非朱鸣虞，抄家竟然抄错了，大为尴尬，于是赶快把朱鸣虞的妻妾及儿媳从牢中放出来，而去抄朱时若家。人是放出来了，但已经抄掉的财产却损失惨重，朱鸣虞就以这样阴差阳错的方式几乎破家，此后史料中再也没有他豪奢的记载了。 其实朱鸣虞在当时的苏州并非仅以豪奢而闻名，他也是当时著名的绅士，据康熙《吴县志》记载，他曾经捐资兴修过吴县学尊经阁，《元和县志》还记载他曾向官府“请行销圩法，绝虚田赔累”，造福乡人甚多，因此“吴人德之”。 道光《浒墅关志》也记载他“有文行”。他死后归葬阳山祖墓，康熙二十七年（1688）入祀苏州府乡贤祠。 朱鸣虞见于记载的有三个儿子，除卷入“哭庙案”的三子朱真外，还有另外两个儿子，一为朱澄，字天鉴，曾任安徽石埭县教谕，史载其“廉洁持已，训课有方”，后改授江陵县县丞，崇祀石埭县名宦祠。一为朱典，字天叙，号即山，以苏州府吴县籍于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中三甲十二名进士，两年后与名士陈梦雷等人一起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著名戏剧家洪升在佟皇后服丧期间上演其代表作《长生殿》，遍邀朝野名流观剧，时任候补侍讲学士的朱典也在被邀之列，当时有一位名叫黄鸿六的官员，生性奸滑，因未被邀请，怀恨在心，上书朝廷，弹劾洪升等人当“国丧”期间，招客宴饮观剧，实为“大不敬”。康熙帝见后勃然大怒，传旨将洪升逮捕下狱，应邀观剧的朱典也受到牵连，而且还弹劾他常斗马吊牌。虽然吏部认为朱典斗马吊牌之事“并无实据，应毋庸议”，但康熙皇帝认为他“人品学问俱属平常”，因此被勒令休致回籍。同时因看戏受到牵连的还有赵执信、查慎行等五十余人。时人感叹曰：“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朱典因看戏打牌而被罢官，可见颇有富家子弟之作风。 朱鸣虞后世人才辈出，其裔孙朱心逸，字晋珍，博览群书，后代常在己未年中科名。另有朱璞字韫玉，读书精青囊学，擅长绘画，山水得倪云林笔意，乾隆南巡时，朱璞曾御前献画。还有朱朝琛字献南，乾隆十八年（1753）举人，经常揣摩科举中式试卷三千首，每日默诵一遍，后以贫困终。 乾隆以后，曾经鼎鼎大名的朱鸣虞已经不为人知了，嘉道年间，《履园丛话》的作者钱泳曾实地寻访，当时的申衙前尚有阳山朱弄之名，但问朱鸣虞的名字，已经“无有知者”了，民国时期的范君博在其著作《吴门园墅文献·谈丛》中已经弄不清朱鸣虞和朱典是否为同一个人了，还郑重写上“待考”二字。阳山朱弄也被讹为“杨山珠弄”，或“杨三珠弄”，范君博还特作诗考证曰：“闲扫苔阴置茗垆，春深考献费工夫。一条僻弄君知否，应作阳山旧姓朱。”1957年8月，该弄的三户住宅及一些地皮被拆为宽道，以后又陆续拆宽，此弄遂消失。此弄附近的世界文化遗产环秀山庄即为朱鸣虞旧宅，其中的假山为嘉庆年间的叠山大师戈裕良所为，虽然当时该园已非阳山朱氏所有了，但该假山却是仿阳山大石山而成，也算是冥冥之中的因缘了。
附注：该文发表于《苏州杂志》2010年第5期
（本博客所有文章均为原创，得到博主授权后方允许转载并请注明出处，谢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