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钉纹高足杯 第二、三次发掘出土窑具 灵芝村窑址位置图 3、磁县、临漳县、峰峰相关窑址 需要提一下与相州窑相关的河北省磁县、临漳县、峰峰北朝至隋代瓷窑情况： （1）贾壁村窑1959年冯先铭先生发现并进行了调查。采集标本有：碗4式，高足盘、钵、盂、12足砚、壶、罐及少量支烧具。胎质分粗细两种：一种胎质细腻，瓷化良好，颜色灰白，青绿色釉。另一种是粗质，胎色青灰，颗粒较粗，多有黑色斑点，远未烧结，胎面施以青绿色透明釉。两种瓷质器物的内部均满施釉，器外半截釉，器外青绿色半截釉的轮廓清晰，青褐色釉轮廓不规整且多有垂釉。
高润墓出土瓷器 二、安阳北朝、隋墓出土瓷器安阳一带，北朝、隋墓中已发现大量瓷器，且有不少出自纪年墓中，这为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瓷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相州窑的发现又进一步解决了这些墓葬出土瓷器的产地问题。所以探讨安阳相州窑瓷器应该与当地墓葬出土的北朝、隋代瓷器资料结合起来研究。 1.北朝墓出土瓷器 建国后的豫北地区，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北朝瓷器不断有重大发现。在安阳发现武平六年（576年）北齐凉州刺史范粹墓，出土瓷器13件（一说15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北朝白瓷，有白釉四系罐2件、白釉带绿彩三系罐2件、白釉壶1件、白釉碗2件（一大一小）。濮阳北齐武平七年（576年）李云墓、武平七年李亨墓沁阳县北朝墓、南乐县北朝墓、安阳县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也出土有青瓷。在鹤壁二矿俱乐部东出土1件北朝青瓷莲花八系尊。2002年内黄县发现北齐天保元年（550年）的王谟及其家族墓三座，也有青瓷发现。2005年至2009年在河南安阳县固安的南水北调总干渠中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处北朝墓葬群，发掘面积25000余平方米。已经清理出和正在清理的墓葬333座，据不完全统计，已发掘出的墓葬有战国32座、秦汉68座、魏晋6座(曹魏3座)、十六国3座、北朝144座(东魏50座、北齐92座、北周2座)、隋3座、唐3座、宋1座和清6座。其他正在发掘时代尚待判定的墓葬60余座。出土文物2201件。据已报道的编号M2的北齐墓内随葬瓷器13件，器形有豆、罐、碗、盏等，其中出土的1件标本M2：罐，通体施白釉，釉色偏青。高20厘米，口径8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9厘米,罐施白釉，形状为侈口，圆唇，束颈，圆肩，小底，最大径在肩部。虽然胎体呈白色，但是质地较粗不纯，仍然保持了早期青瓷的某些特性，表面釉层很薄，与胎体结合不牢。釉色虽白，但是白中泛青，应该是处于从青瓷向成熟白瓷过渡阶段。另在M72中也出土一件带绿彩的双桥形耳系的白瓷壶。范粹墓出土瓷器：
李云墓出土瓷器： 隋代典型器物。北朝时期目前没有发现，唐代也有双身的造型，但双龙柄单身的器形则很多。瓶的特征是盘口，细长颈，斜肩，有的腹部较圆鼓。 （4）壶的造型很多，有象首螭把，肩有八系，盘口有盖；有喇叭形座，扁腹长颈带盖的；还有带盖的腹部有四个环及口部似流尾装饰。 （5）天鸡壶（鸡首壶）一类器物 北朝时期，壶的腹部较宽矮，底部也比较宽，鸡头小，鸡颈像管状。隋朝造型比较修长，上腹较圆鼓，下腹瘦长。鸡头雄健，鸡颈粗肥，像一只矫健的雄鸡。唐代初期天鸡壶较少见，个别造型类似茶壶（注子）。（6）罈的上部为多级状的盖，器身侈口，束颈，身似圆桶，下有座。（7）盘的形制可分为3式：Ⅰ式圆形，圈足低矮，盘心稍鼓起，内有凹弦纹；Ⅱ式上作浅盘形，口沿微外侈，圆唇，下为喇叭形高圈足；Ⅲ式为浅沿平底，盘底用泥条做成三个环足支撑盘体。（8）高足盘一类器物 盘较浅，口沿微外侈，圆唇，平底，多数盘内心有阴线弦纹二周，靠近盘心或周边。并在盘内心有3或5个支钉的痕迹。足有高或矮之分，高的为束腰形，矮的为喇叭形。北朝时期盘的边沿很直，沿唇较尖，喇叭形高足比较高而窄。隋朝的口沿比较宽，口微侈，喇叭形高足，比较宽矮。（9）碗 大多数碗的口微敛，腹部微鼓，腹壁较浅，浅实足，足心微凹，施半截釉，碗内心有3个支钉痕。少数碗是直口，腹部斜直，腹壁较深。可分为四式：Ⅰ式口微敛，曲腹平底；Ⅱ式直口或微敞，腹较浅直，碗里有三个支烧痕；Ⅲ式直口微敞，深腹；Ⅳ式为敞口外侈。与北齐的深曲腹，高实足外撇，有明显区别。（10）平底杯可分为三式：Ⅰ式口微敞，曲腹平底，杯心有三个支烧痕；Ⅱ式敛口深腹，腹部圆鼓；Ⅲ式直口或微敞，深腹，腹壁较直，在盘心有一圆柱。（11）枕的特点是枕面凹下，两端翘起。（12）砚为圆形，直领，砚面隆起，周围凹槽，下有间隔不等的15-22个蹄足。（13）隋代器物底部一般为小平底，底下安一圆饼状实足，足的边棱用刀削去，部分器物出现浅圈足。北朝时期通常没有圈足，而初唐时期逐渐多起来，圈足也逐渐加高。 2、装饰特点相州窑烧制的器物不仅釉面光亮，而且往往还有花卉纹饰。装饰方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多种方法。器物的纹饰简单、质朴。花卉类的莲花瓣纹样仍是装饰的主流，有仰莲、覆莲，有的装饰的瓶的颈部，有的刻在盘子的内底。出土大量瓷片标本中，有相当数量的器物是利用覆莲瓣的形状巧妙地做成器座，这在隋墓出土器物中经常见到，在相州窑标本中也有相当数量带有莲瓣图案的残片。这些莲瓣装饰的大量使用，是受北朝佛教装饰艺术的影响。属于花卉类的还有卷草纹、花叶纹、宝相花纹等。另外，在相州窑瓷器的装饰题材中，也有不少几何纹，有阴刻或凸线纹，还有乳钉纹。相州窑出土器物中几件高足杯，杯身施满大小不一的乳钉纹、新颖别致，在同期隋墓中很少见到。相州窑隋代青瓷器里处施釉，但外部施釉不到底。釉为青色玻璃质，光质较强，透过釉层，可以窥见胎面。釉厚处色浓，釉薄处色淡。常见的有青中带绿，青中带黄以及青灰、青褐等色。施釉薄而均匀，流釉现象较少。因系叠烧，器物里面往往留有支烧痕迹。纹饰以莲瓣为多，常见于器盖的顶部，碗芯的中央，瓶的肩部和器座的表面。莲花纹样的出现，看来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邺都在东魏、北齐时期佛教盛行，出现了竺佛图澄、道安、法上、僧稠、僧凭、慧光、僧达等高僧，曾劝说隋文帝恢复佛教的名僧昙迁也曾隐居过邺西林虑山净国寺。由于佛教广泛流传，象征清静高洁的莲花作为图案标志就反映在某些生活器皿里。瓷器的装饰艺术也就有的经过艺术提炼的莲瓣图案，并渐扩展。与佛教有关的纹饰还有卷草纹，又称忍冬纹，主体呈二方连续的横向S形，在S形的不同区域可随意添加不同内容的花草纹饰，构成变化多端面又延绵不断的绳枝形图案，象征着动物息息相生，永无止境的强盛生命力。其它装饰题材有草叶纹、三角形纹和水波纹等。以少量的模印或刻划在器表上面简单朴素纹饰为绿黄色的薄釉笼罩，使器物表面显得分外美丽，这些均为相州窑青瓷的显著特点。 四、相州窑的烧造年代有关相州窑的烧造年代，古文献中并无记载。从窑址试掘材料看：出土的大、小碗、高足盘、矮圈足盘、四耳罐与隋仁寿三年卜仁墓同类瓷器相似；小碗、矮圈足盘、四耳罐与隋开皇九年宋循所出器物相同；武士俑及莲瓣装饰和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器物相似；云形饰物与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六年（610年）姬威墓出土的方形玉饰也相同。另窑址内还出土隋代五铢钱。据此，有关学者已推出该窑的烧造年代为公元七世纪的隋代。由于该窑址只是发掘面积有限，出土遗物欠丰富，不能在整体上揭示该窑的内涵。窑址的上限还不清楚。但从相州窑址内发现了贾壁村窑早期产品相近的青瓷罐器形、莲花纹饰、耳系装饰等。都在相州窑同类器中有承袭关系，所以李云、范粹等北朝墓中出土的部分瓷器也应属相州窑的早期产品。因此，相州窑烧造瓷器的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北齐时期。 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元善迁都邺城以后，政治中心转移，豫北冀南的漳河沿岸一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北齐时，这一带出现短暂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所以陶瓷手工业才得以较快的发展。隋王朝统一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各种的窑口迅速兴起，开创了制瓷手工业的新纪元。仅从安阳市西南部的洹河两岸密布的唐、宋、元各代古瓷窑址，相州窑给后代瓷业发展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五、相州窑青瓷的渊源与发展有关青瓷的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学者已作过很多研究。随着我国陶瓷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改变和深入，那么安阳相州窑的青瓷究竟起源于何时，也是需要我们深入广泛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到解决。青瓷的产生主要由瓷土作胎，高温窑炉创制成功，以及釉的发明这三个条件所决定的。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1977年底至1987年发掘的汤阴白营龙山文化聚落遗址中，出土了夹砂白陶鬶把、器盖、器盖纽及细砂黄白陶鬶各一件。白营遗址早期年代距今4110±80年，晚期距今3700±100年。属于先商文化。这种白陶到殷商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胎色更加洁白。在殷墟发现的白陶有：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岗墓中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容器有10多件，陶埙一件，残片663片。1950年武官大墓内出土卣，缶、尊、盘、皿等残器10件，残片数10片。1978年，在侯家庄北一号墓出土白陶片820片。1984年，在武官北地一甲字形大墓（传出司母戊大鼎的墓）出土90余片。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发展时期。商代先后在安阳一带建都的有“亳”（今内黄亳城，）“殷”（今安阳小屯村）。由于都城的建立，不仅使这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手工业中的青铜冶炼创制了高温窑炉。高温技术的出现为烧造白陶提高烧造度进一步创造了条件，高温下的器物表面局部出现了一层极薄的“光亮面”。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受到这种“光亮面”现象的启发，反复试验，于是发明釉。殷代釉陶上面的石灰釉是后世青瓷的鼻祖。当人们有意识地把配制的釉料涂在用瓷土制成胚上，放入高温窑中锻烧，这就是青瓷的开始。这些原始青瓷大多见于殷墟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内，器形有豆、瓿形器、罐、壶、器盖等。西周时的青瓷，是1932-1933年间在浚县辛村西周墓出土的瓷器，器形有豆、瓿形器、瓮、尊连底器和器盖。1982年鹤壁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西周时期青瓷豆。战国时期的赵国，自三家分晋后，先都晋阳（今太原），后徙中牟，中牟城在今鹤壁市境内（据近年考古新材料和文献研究，赵都中牟应在林州境内）。东汉末年，曹操破邺城，营建邺都。接着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也相继在此建都。都城在此相继建立，使这一地区相继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为瓷器等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09年至2010年考古界最为轰动事件就是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墓中出土了3件青瓷罐。1974年，在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褐釉瓷罐。北齐李云墓和范粹墓出土的精美瓷器正是当时青瓷发展的一个缩景。北朝的青瓷工艺，为隋、唐青瓷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时期带彩瓷器的出现，证明了北朝晚期安阳地区的制瓷工艺，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从而使中原地区的制瓷工艺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隋统一中国后，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为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安阳一带墓葬出土的隋代青瓷及相州窑青瓷的发现，反映了这个地区在隋代制瓷工艺技术的成就，特别是唐代及其以后陶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综上所述，相州窑青瓷应起源于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即先商时期的白陶阶段，经过殷商时期的发展，出现了原始青瓷。到北朝渐趋成熟，形成自己独特制瓷技术的浓厚地方特征。到了隋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北方隋代青瓷重要产地之一，为唐代瓷器业的蓬勃发展作了技术上的准备。也为宋及以后中原地带制瓷业出现的“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的繁荣局面开创了先河。由龙山文化出土的白陶器，殷商时期的原始青瓷到北齐、隋唐的青瓷器，它们之间有直接的渊源承袭关系。在不同时期，可能受到各个窑场的窑系的影响，互相进行过交流，但又确实扎根在予北冀南这个肥沃的艺术土地上，并形成自己雄建的艺术风格和农郁的地方特色，成为我国古代青瓷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六．安阳相州窑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收获1.解决早期北方地区部分出土青瓷的产地问题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尽管被多年来北方地区出土的大批青瓷所推翻，但是“北方青瓷”窑址到底在哪里，长期没有得到解决。近年来，河南安阳相州窑、灵芝村窑，巩义铁匠炉村窑、白河窑，河北临漳县曹村窑、磁县贾壁村、临水窑先后发现了北朝至隋代青瓷窑址。这些窑址成为探索我国早期北方地区生产青瓷的主要地方。2.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白瓷的创烧年代问题过去认为白瓷出现在隋朝，通过对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等墓葬及相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以北地区）白瓷产生的年代最晚应该在北朝晚期。白瓷和青瓷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原料中含铁的含量逐渐减少，经过长期反复实践，终于诞生了白瓷。（2009年巩义市白河窑出土了北魏时期的白瓷杯。）3.解决了安阳及周边地区墓葬出土瓷器的窑口问题相州窑位于隋代相州城北的洹河之滨，卜仁墓位于相州城西北7里定延乡（据墓志），张盛墓位于相州城北5里白素乡（据墓志），两墓皆距相州窑很近，而墓葬中出土瓷器相同。由此可知相州窑的产品不仅是相州一带居民日常生活用瓷，而且洹滨隋墓出土的明器也多出产于此窑。尽管河北磁县的贾壁村窑也生产隋代青瓷器，但毕竟距安阳相州的路途较远，所产瓷器品种也较为简单（碗、高足盘、钵类器），窑的规模也不及相州窑大。多年来，人们对安阳地区出土的大批青瓷的烧造地点猜测不一，如今相州窑的发掘确凿证实了这处窑口的地点，这是我国北方青瓷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 七．安阳相州窑的历史地位1.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北方地区生产早期青瓷的一处重要窑址过去，北朝烧造青瓷的窑址除山东外，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一直没有发现。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北齐和绍隆夫妇合葬墓、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李亨墓等，出土的精美瓷器一直确定不了窑口。这次相州窑的考古发掘，确立了由过去普遍认为相州窑的年代为隋朝而改为创烧于北朝晚期，隋朝达到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唐朝。2.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北方白瓷的诞生地之一隋代虽已经成功地烧制出接近标准的白瓷，但青瓷是生产的主流，相州窑出土的瓷器也证明了这个史实，无论是墓内随葬和窑址所见，当时青瓷的制作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唐、宋时代的瓷业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早期瓷器，属于青釉系统。安阳相州窑白瓷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没有白瓷，就不会有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的彩瓷。3.最早采用白色护胎釉工艺瓷器上釉前，在胎体上先施一层白净细腻含铁量特别少或根本不含铁的瓷土作为护胎釉，这样既可克服瓷器表面粗糙或凸凹不平的缺点，又可掩盖胎料中因杂质未除净而泛出的杂色或黑点。具有玻璃质特点的釉层有白色护胎釉衬底，能提高釉色的明亮、莹润和玻璃质感的程度。过去有人认为瓷胎上施白色护胎釉这项新工艺开始采用于唐代的邢窑白瓷，根据实物观察，隋代已采用，这是隋代制瓷工艺上的一个新成就。 举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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