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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病毒都从这个村子里带走一些人

 jimmyliusss 2017-12-03
本世界纯属 非虚构

熊桥村的村民在自己家中


每一年,艾滋病都从这个村子里带走一些人——就像一场现实版的“狼人杀”,“天黑请闭眼”,他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交出了性命。


冷暖人生2015年节目 《艾滋村十年》节目完整视频


在异常拥挤地铁站,很少有人留意散在角落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单,上面隐约写着“12月1日,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那些看起来离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生老病死,似乎很难说服人们去分神关心,以至于很多人大概已经忘掉,十多年前轰动一时的河南艾滋村,以及我们镜头里记录下的那些村民们,现在还活着吗?

 

艾滋村

 

在过去十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多次探访一个看上去非常平静而普通的村庄。这个并不起眼的村庄,那些错落在四处且残留着几十年前审美的庭院,街上到处都是背着手慢慢踱过的村民,屋檐下晒着太阳打起盹的老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一辈子,就连眼瞅着陌生人远远走来,他们脸上那种微妙的好奇与羞涩,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居民并无二样。


但事实上这个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住着艾滋病人,每一年,艾滋病都从这个村子里带走一些人——就像一场现实版的“狼人杀”,“天黑请闭眼”,他们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交出了性命。

 

从熊桥村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以来,十几年时间,这里大概有两百多名艾滋病患者相继离世。

 

记者随村民走进熊桥村


这个叫熊桥村的地方是河南省内一个艾滋病人数超过百人的重点村,也就是人们平日里常说的“艾滋村”。每一次走进熊桥村都会听到一些有关死亡的消息,那些曾经和我们远远对望、擦肩而过、抬头相看,又或是拘谨着在镜头前留下记录的面孔,与我们的邂逅几乎都是最后一次。


熊富贵,熊桥村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民。他反复念叨着:“光俺们庄,十天死八个,十天死八个!”那个时候和病毒对抗的药物还未被研发出来,村里的死亡率叫所有人心惊胆战,而很大一部分患者都是因为卖血染来的艾滋病。熊富贵的妻子记得清清楚楚,头一回卖血的时候她才37岁,今年已经72岁高龄了:“我记着呢,光卖血你看卖多少年了。”

 

而这笔叫很多人付出生命代价的交易,价钱却低得可怕。

 

“卖一次血给多少钱啊?”

 

“45块钱。”

 

“给45块钱啊,这也干不了啥啊,45块钱能干啥呀?”

 

“那时候钱足够贵。养育孩子,卖血供孩子上学,就这个劲,我跟我丈夫一起卖。”

 

熊富贵和老伴


熊富贵今年80岁,他和老伴是熊桥村最早因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患者。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村里放眼望去尽是人多地少的窘况,生计往往难以维持,卖血成了村里人补贴家用的最快捷方法。而那一片随之衍生开来的采血站多是破陋不堪,无人监管且采血手法毫不负责,最终引发了艾滋病在这一地区的大规模爆发。两位老人当时和大多数父母一样,为了几个儿女的生活得以维持下去,选择了这条迅速却暗藏荆棘的换钱捷径,不幸的是,大儿子夫妇俩最终都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老俩口眼下靠几片薄地活着,生活满目疮痍。

 

这一年五月份的安息日,熊桥村教堂里传来这样的声音——“不从恶人,恶人的计谋,不沾厄灾,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亵慢人的作为。”

 

这一家人都没有了

 

2001年,国家卫生部门公布了艾滋病疫情,上蔡县成了艾滋病的重灾区,全县13个乡中有8个乡的村民,因为卖血而大面积感染艾滋病,疫情由最初的血液传播,扩散至夫妻间互相感染,最后通过母婴传播,导致了很多婴儿一出生便成了艾滋病毒受害者。环环相扣,触目惊心。

 

记者指着一个院子随口问道:“那个院子还有人住吗?”村民抬起眼看看:“有个老婆儿”,问起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得来一个“都死了”的回复。

 

“等于这一家人都……”

 

“没有了。”

 

“你们都是健康人吧?”

 

“是”

 

“万幸。”

 

后头的人弱弱地补了一句:“我是那病号啊。”说这话的人叫熊四民,他是熊富贵最小的儿子。早年因为卖血,和父母哥嫂一样染上了艾滋病。相比起年老的父母只记挂剩下的一亩三分地,他对于十多年前村里发生的一切,至今记忆犹新。

 

熊桥村村民 熊四民


人们对于艾滋病都是什么反应?“有的发现有这病,自己喝药的、投井的、吓死的,都有。真的是吓死了,一点不假,检查出来就吓死了。很多死了男人的妇女,都改嫁了。”

 

一家六口都被艾滋缠身的熊四民,日日借酒消愁。2004年的夏天,八岁儿子因病去世,他的意志摔到了谷底,在漫无边际的惶恐中他一度想过放弃自己这条命。长期以来弥漫的病痛和死亡令村里人在某种层面上已经有些麻木——“来串门的都是爷们儿关系不错的,没病的人轻易不会上门来,你上人家家里,人家也不待你。”“有的亲戚来了,不吃饭就走,有个节啥的,他都有忌讳。其实这病一起说话没事儿的。”

 

想活着看到女儿走出艾滋村

 

熊四民是熊桥村第一批走出村庄谋生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来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食堂里做帮工。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始终是他一生当中快活得发光的经历。那会儿熊四民一心想着把人大的活儿干好了,搞好关系,年数长了说不定也能转正,他后来就常常卡在这儿——“那一步走错了,我要是一直在干,不回来,我不至于得这病。”

 

2004年,当地政府开始对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这对于绝望中的熊四民夫妇无疑是一道微弱却抓得住的光。夫妻俩强打精神,靠着养猪维持生计。2010年那会儿他花光了所有积蓄奖老屋翻修,盘算着自己和妻子若有不测,也给女儿留下一个可以继续生活的地方——“我想的是盖上房子,将来考大学了她去外面,回来家里有个好环境,想着将来找个倒插门儿,两边都管住,上那边管住这边管住。”


熊四民翻修新建的房子


熊四民养猪已经有8年多了,尽管身体经常不适,但从来没有放弃女儿的学业。对他而言,能够活着看到女儿考上大学,走出艾滋村,就什么都值了——“我想房子给你盖上了,我自己尽我最大的能力,将来我挣钱供你,我的义务就尽到了,学习上的东西人家有你有,我只能做到这点,接下来只看你的了。”

 

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

 

十三年,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不算很长,我们数次走进熊桥村,甚至连普通人家的这个小院都来不及发生什么变化。但十三年对于患病的人来说,又太长了,他们身上经历的一切都远远挣脱了我们的想象。

 

张梅英的丈夫熊自成在2002年被确诊为艾滋病,为了让家里唯一的高中生,也就是他们最小的儿子考上大学,熊自成带病外出打工。


两年后小儿子熊长东大学毕业,苦苦经营着总算在外安家落户,张梅英眼看着日子一天要比一天好过,但是运气倏地就跟这个家庭擦身而过,2003年长子熊长永也被查出艾滋病。

 

熊桥村村民 张梅英



命运像是跟张梅英不经意地开了一个玩笑——她不曾想父子二人的命运竟如此巧合,同样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又同样为了子女的学业不得已带病外出谋生。熊长永的三个孩子一个到了上学的年龄,一个得考大学,还有一个也该娶媳妇了。“腿再不得劲,出去干活也比在家里呆着强。”——十三年前,就在这个小院里张梅英的丈夫熊自成跟我们说过同样一番话,这个家庭,猛然间似乎又回到了当时最为艰难的时刻。

 

那会儿日子再难,熊自成也坚持让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熊长东不要放弃学业。他铆着劲,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咬着牙下地干活。当时政府给每个艾滋病人一百多块钱的特质票券,患者可以拿着到医院看病用药,熊自成常常偷摸着把票券换成现金,给在城里念书的熊长东寄去。

 

2004年熊长东参加高考,考取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成为熊桥村历史上第三个大学生。

 

熊自成提起儿子考上大学掩不住笑意


这是2004年熊自成在镜头前留下的一段话:“几辈子也没出过大学生,赖赖好好总是个大学,对不对,俺这几辈子也没出过这么大的学生,赖赖好好总是大学,赖赖好好这不管咋说,考个大学上上。  ”那些年熊家欠着许多外债,家里的老屋也倒了,一家人只能寄人篱下,但他用尽了办法,也要把儿子推进大学的门口。

 

那一年夏天,熊长东在遥远的哈尔滨收到了父亲的一封短信——“你要争取成为一个有用的,不要愧对那么多人对你的帮助和关注。”父亲并不是一个习惯袒露情感的人,这唯一一封信竟成了父子间最后的诀别。

 

两年后,熊自成病发去世,时年57岁。

 

熊自成靠着打工和治病券换来的钱把小儿子推出了艾滋村,却无力照顾长子熊长永的命运,父亲去世后,熊长永夫妇将女儿托付给母亲,去了外地务工。女儿一直记着,母亲过年就走了,父亲留到了三月多才离开。她的学习成绩向来很好,心里暗暗想着要和叔叔熊长东一样,考上大学,走出艾滋村。

 

熊自成终于安稳地留在家中


熊长永答应女儿,高考前一定赶回来,但是父亲迟迟未归,奶奶张梅英无奈地和孙女解释:“他说把这活干完,干完人家给钱不给钱还不知道呢,他说回来把这活干完。现在找活困难,有的干完活还不给钱的,要也不给钱的。”而奶奶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孙女能够走出艾滋村,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不过是:“考上大学,别再过奶奶这样的日子。”

 

只有走出去,才能活下去

 

十多年里,外面的世界早已翻篇儿,这个河南的小村庄也修起了马路,盖起了新房,但无论是健康的家庭,还是艾滋病家庭,自始至终的一亩三分地远远难以维持无论十多年前还是十多年后的生活,外出打工几乎成了村民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熊喜堂的妻子魏银环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以后,他为了照顾妻子,外出打工的日子寥寥可数。这样的日子熬过一年又一年,妻子总有忧虑和不安,但熊喜堂心里很明白:“无辜的,她是个受害者,知道得这个病,谁也不愿意采这个血。”

 

熊喜堂的妻子 魏银环


和村里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心里执念着希望孩子能够走出村庄,两个正在上高中的儿子无疑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希望——“我一直都想着两个儿子(上学)我一定给他们供出来,我都一直没有放弃,每天晚上睡觉,一睡醒了,一睁开眼,一直在我脑子里想着。”熊喜堂趁着妻子身体稍好的时候赶紧外出务工,尽管自己有恐高症,他却不以为然总挑些高空作业的活儿来干,无非希望多攒点钱供孩子们将来上大学。因为只有走出去,才意味着能活下去。

 

“第一次也害怕嘛,就豁出去了,想着还能咋的,人家都能干,我就不能干吗?想到两个儿子上学,心里想,别想那么多,没用,就想小孩上学呢,要给小孩弄学费啊,再高我也不怕,再苦再累我说我也不怕,自己给自己鼓劲。

 

放弃咋弄呢,还得自己支撑这个事,没有谁替你支撑这个事家庭,自己的家,必须是自己承担这个家庭。没有跟人家说,想着跟别人说了有啥用,没有啥作用还起反作用,副作用,自己说那些干啥,高高兴兴的,自己要看得起自己就行了。”

 

熊桥村村民  熊喜堂


在两个儿子眼里,母亲非常勤快,也很坚强。父亲断断续续外出打工的这些年,她事无大小地照顾两个孩子的起居饮食,从未听过她喊一声苦。

 

一个村庄,同种病毒,一样命运

 

艾滋病漫长的潜伏期,令人们偶尔产生错觉,患者看起来似乎也和健康人无异,他们是常年外出务工的父亲,也是每日在家操劳的母亲,这种生活的表象让很多人都自以为可以忽略了病痛的存在。但走出这个院子,眺望远处田野上每年总会新添的几座新坟,却在时刻提醒着村子里的人——它从未走远。父母们苦于生计的烦恼,子女们求学路上的诸多的无奈,因为艾滋病带来的恐惧、孤独、歧视、伤害,还是无所不在。


只不过村庄里一群拥有共同命运的人们,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运。久而久之,好像也变得习以为常,个人的困境不愿意提及,而村庄背后的苦难也没有人愿意去触碰,就像是一道伤口,藏在每个人心里很深的地方。


熊喜堂那个曾经还在念高中的儿子最喜欢唱《往事随风》:“人的心事就像一颗尘埃,掉向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


走出家门送别记者的熊富贵二老


每次离开村庄时,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回过头去,对老乡们说:“好好活着,活着,我们有时间再来看你们,好吧。再见,再见。”


就像无力喃喃着一些明知无法兑现的承诺,每回头多看一眼,我们之间就少了一眼。那些走出去的走不出去的人,和这条生命气息那么薄弱又那么顽强的村庄,就像一个看得尽结局又说不完的故事。


文字编辑:Yiinghu

视频编导:郑福州

视频制作:邹温阳

统筹:蒋涵琦

微信编辑: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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