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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宽17.2、通高34.8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像为二号坑B型中唯一一件平头顶戴冠头像，其顶盖与头像分铸。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究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者头像，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通高12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这件人首鸟身像原铸于小型铜神树树枝端部。该像为平头顶，头戴頍，面带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与纵目面具眼球造型相类似。其鸟身较短，参考与之造型完全相同的同树另一枝枝端人首鸟身像，可知该像现残断的双翼原当呈宽展状，尾羽构型亦当为分叉相上下卷曲状。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小型铜神树外，在同坑出土的青铜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铜神树树枝端部与铜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国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三星堆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然，这仅是我们的初步看法，尚待深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造像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宽138、高6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最威风的要算青铜纵目面具。纵目面具均出自二号祭祀坑，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而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B型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A型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 B型面具就是这件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它是天神还是人中至尊？最令人费解的就是其夸张的双眼与双耳，是视通万里、耳听四方的神异能力的象征？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同坑出土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或许与“烛龙”神话有更密切的联系。目前，对这尊造像的研究除普遍认为它表现的是蜀族始祖蚕丛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等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件面具既非单纯的“人面像”，也不是纯粹的“兽面具”，而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树干残高359、通高396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Ⅰ号大型铜神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通高3.96米，树干顶部及龙身后段略有残缺。在我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这株神树也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 铜树底座呈穹窿形，其下为圆形座圈，底座由三面弧边三角状镂空虚块面构成，三面间以内擫势的三足相连属，构拟出三山相连的“神山”意象，座上铸饰象征太阳的“☉”纹与云气纹。树铸于“神山之巅”的正中，卓然挺拔，有直接天宇之势。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的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全树共二十七枚果实，九只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的身似绳索相辫的铜龙，整条龙造型怪异诡谲，莫可名状。 关于这株铜树的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但将铜树界定为“神树”，则是共识：一种意见认为，这株铜神树的造型与内涵应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建木”相关，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人交通于天人之际的特殊宗教权力被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所独占的情况。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青铜神树并非建木，从其构型分析，更多的与《山海经》描述的“若木”相似。另一种意见认为，青铜神树具有“社”的功能，与载籍所记“桑林”一致，应为“社树”。一种意见认为，铜神树为古蜀人的宇宙树，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青铜神树起源于古人对日晕现象的认识，代表东西两极的扶桑与若木。 这里，我们对这株铜神树作一简要分析：铜树上铸有九只鸟，有何具体寓意呢？在古代“十日神话”中，太阳的运行是由自在飞翔于天宇的鸟背负而行，这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古代很多民族都将鸟的形象作为太阳的象征，这在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有大量的记述。中西考古资料中也有不少鸟日并见的图像。三星堆铜树上所铸的神鸟当即神话中金乌（即太阳）的写照。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制作者表达的构型意图是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吧。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载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花果与神龙，而铜神树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话传说中所谓“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表征这是一株挺立于大地中心的神树。 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神树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神灵藉此降世，巫师藉此登天，树间攀援之龙，或即巫师之驾乘。 三星堆神树是中国宇宙树伟大的实物标本，当可视作上古先民天地不绝，天人感应，人天合一，人神互通之神话意识的形象化写照。三星堆神树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它在古蜀人的神话意识中具有通灵、通神、通天的特殊功能，是中国宇宙树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伟大的实物标本。 人像高180、通高260.8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像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领袖”人物。以往殷墟出土的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雕像系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其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人物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其作法的道场——神坛或神山。 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究竟象征什么身份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既是政治君王同时又是群巫之长。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形象酷似汉语古文字中“尸”字的字形，应将其解读为“立尸”。这种观点所提到的“尸”，大体来说，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该人像与古文献中所谓“立尸”或“坐尸”的内涵截然不同。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其衣服上的几组龙纹装饰似有与神灵交感互渗的意义，其所穿之衣很可能是巫师的法衣。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古蜀历史早已偃旗息鼓，无言的文物抛给人们的是难解的文化之谜…… 宽：2.5～4.3、通长20.4～21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青铜戈61件，其形制均为十字形。按其形态的相对变化，共分五种类型。 三星堆十字形青铜戈的援呈细长等腰三角形，两侧有锯齿或连弧状刃口。一般认为，这种铜戈可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巴蜀三角援无胡式铜戈的祖型。就器物分类而言，铜戈属“青铜兵器”，但从三星堆铜戈呈薄片状、不大具有杀伤性这点看，其应属仿实战兵器制成的礼仪用品。推测三星堆十字形铜戈是在宗教仪式表演活动中用作仪仗，以壮其隆仪。此外，在古蜀人的祭祖请神仪式中，也可能使用这种铜戈作驱邪之法器。 牌饰背部上宽17、下宽17.6、高34、通高46.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人身形器整体造型颇似一无头无手之人体，古怪莫名，用途难测。此器上部如穿衣袍之人身，下有双腿，腿前内凹，下端饰凸弦纹。器身满饰图案，主题纹饰为两组倒置的变形鹳鸟纹。上组为两鹳鸟，下组为三鹳鸟，布列紧密，鸟喙长及等身，风格缜密奇古。该器所饰鸟纹应非一般装饰，应与古蜀的鸟崇拜有关，器身所饰鸟图像或系神鸟之象征？ 此器是三星堆文物中最神奇的器物之一，究竟如何放置才是制作者与使用者的本意，让今人难得其解。如依鸟纹的正看面，安放时似应腿部向上，腿部顶端的凸弦纹可系绳而用于悬挂，当是三星堆神庙中的祭祀物品之一。 长14、宽4.9－5.6、厚0.2厘米 三星堆遗址出土 A型。铜牌形制为呈圆角的长方形。牌面形式处理为镂空花纹图像，牌面中心为一主干，两侧有五对10个“S”形的镂孔，空隙处饰20个三角形镂孔和4个弯月形镂孔。一般认为，该铜牌的图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兽面纹。 通高35.4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为二号坑Ⅱ式铜圆罍，器型略显瘦高。器物为方唇窄沿，器口与器颈、腹部皆平直，近底处弧形内收，圈足稍外撇。颈部饰三周凸弦纹，肩外缘补铸四个卷角简化羊头。肩部、腹部及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肩部与腹部上沿饰象鼻龙纹，腹中部主纹兽面纹的正中起一浅凸棱，主纹两侧系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其下为目云纹饰带。圈足饰双列式目纹。1987年湖北沙市近郊出土的一件铜罍的形态特征与这件铜罍极为相似，颇具比较研究价值。 通高45.5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该器为Ⅴ式铜圆尊。其肩外缘补铸三个卷角羊头，与三立鸟相间，羊角之间也有一立鸟。尊肩部饰象鼻龙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腹部主纹为以双夔龙合构而成的兽面纹，两侧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地纹亦为双钩云雷纹。器圈足上部环周饰以凸弦纹，其下主纹为虎耳龙纹组成的兽面纹，两侧仍为以扉棱为中轴的倒置兽面纹，以双钩云雷纹为地。其整体风格庄重典雅，颇为美观。 圈足高12、残高43.3厘米 一号祭祀坑出土 器肩上铸高浮雕的三龙呈蠕动游弋状，龙头由器肩伸出，龙角为高柱状构型，龙眼浑圆，身饰菱形重环纹。尊腹部为三组相同的花纹，主纹均为高浮雕的虎与人。虎颈下铸一人，人头上对虎口，人物曲臂上举，两腿分开下蹲。这与商代人虎合体卣的图像很相似。这种主题的图像可能是表示人对虎的崇拜，并由此获得虎的力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该铜尊出土时，器内装有经火烧过的玉石器残片、海贝和铜箔饰件等，说明铜尊入坑前曾作盛物献祭之用。 这件具有明显中原色彩的商代铜尊在安徽阜南等地也有发现，是从类型学上确定一号坑年代的重要标尺之一。 残长：43.4、宽：13.05厘米 三星堆遗址出土 这件器物系三星堆遗址出土。铜虎巨头立耳，张口露齿，昂首怒目，虎尾下曳，尾尖翘卷，一面微拱呈半浮雕状，光素无纹，另一面全身铸有虎斑纹凹槽，槽内由小方块绿松石镶嵌填充平整。铜虎前后腿部拱面有半环纽，应是用以套穿绳线或铜丝，以便悬挂。其造型以简驭繁，气韵生动，不仅说明蜀人对虎的观察相当仔细，也表明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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