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郑和早126年下西洋的中国船队

比郑和早126年下西洋的中国船队

 

明朝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尽人皆知，被国人引以为傲。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据有关史料记载，郑和却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下西洋的官方船队。

郑和奉命率领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是在明朝永乐三年，即公元 1405 年，而早在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即公元 1279 年，广东招讨使杨庭壁就曾奉命率领元朝官方船队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出使西洋各国。杨庭壁下西洋比郑和整整早了 126 年。虽然元朝的这支船队不论是规模还是航程都无法与郑和的下西洋船队相比，但毕竟是中国官方船队下西洋的一次有益试探。那么，“马上打天下”的元朝为什么会组建起一支官方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呢？这还要从当时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的经济发展说起。经济繁荣是出海的后盾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侵，大量中原百姓涌入相对安定的岭南地区，使广东的人口急剧增加。这些南下的百姓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农业耕作经验，而且还有许多制瓷、冶铸等手工业工人，从而提高了广东的农业耕作和手工业技术水平，为广东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两宋时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潮汕地区的平原已普遍种植双季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引进种植。据说，占城稻“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而特别有利于像岭南这样的山地丘陵地区水稻产量的提高。当时，广东粮食连年丰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接济其他地区。广州成为岭南最大的米市，也是全国的重要米市之一。除了水稻之外，广东的经济作物也有了较大发展。岭南盛产荔枝，不仅北运京师，而且远销海外朝鲜、日本、阿拉伯等地。此时，柑橘已不再是贡品，民间多种柑橘以求其利，便开始大规模地种植。香蕉除供鲜食外，还用以加工成芭蕉干。尤其是蔗糖业规模扩大，广东各地到处可见糖坊，生产的片糖已为“天下所资”。两宋时期，广东西部以苎麻代替桑麻，宋真宗时提高了麻布的收购价，使苎麻种植业获利甚丰；而广东东部则大力发展的蚕丝业，因此有“稻得再熟，蚕亦五收”之说。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广东工商外贸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宋末元初，广东的广窑吸收了北方窑的先进技术，瓷器生产取得了较快发展。当时，广窑林立，遍地开花，特别是潮州的笔架山窑、韩山窑居广南陶瓷生产之冠，有“白瓷窑”、“百窑村”之称。广州西村窑既能仿制全国各地名窑烧制各种产品，又能烧制出独具地方特色的褐彩花纹及几何纹饰的绿釉器皿。另外，惠州的峡山窑、佛山的石湾窑、南海的廉江窑的产品也很著名。宋元时期广东瓷器大量出口，今天在日本、菲律宾、印尼乃至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都发现过此一时期广东的陶瓷产品。在这一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运用，不断开辟了中国船队新的远洋航线。当时从中国到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的海上航线被称为“中西航线”，而“中西航线”在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拓展。“中西航线”的拓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而且也使“中西航线”沿岸国家来宋朝贡的次数和人数都大大增加，一时盛况空前，即便是盛唐时期也望尘莫及。广州在秦汉时期最早形成中国第一个港市之后，直至南宋初年，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到了元代，泉州港迅速崛起，广州港虽然屈居第二，但仍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保持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局面。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和岭南的土特产、海外的舶货大都在此交汇融通，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也要从广州运往海外。因而，广州已成为一个“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港口城市。

元朝开国时，元世祖忽必烈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对海外贸易还是十分重视的，“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并招抚和优惠外国商人。至元十五年，即公元 1278 年，忽必烈制定了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并让朝廷发言人郑重宣布：“诸著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久之心，可因著舶请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同时起用前朝有经验的官员“计谕诸蕃”，也就是主持对外贸易的计划管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即公元 1279 年，忽必烈派遣广东招讨使杨庭壁，从广州启程出使俱蓝国，即今印度西南岸的奎隆地区开展招商贸易活动。“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语声咿哑。苛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户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开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这首名为《广州歌》的诗词正是元朝时期广州的真实写照。当时的广州内港西澳一带,商贾云集，船舶蚁聚，珠宝珍奇，香料异物，堆积如山，好一派“商舶是脉，南北其风，⋯⋯珠水溶溶，徒集景丛”的国际贸易繁荣景象。广东招讨使杨庭壁正是从这里扬帆出海下西洋的。商贾往来加速贸易发展元朝时期，不仅亚洲国家，而且非洲甚至欧洲的国家的商船已不断驶入广州港口开展贸易活动。所谓“诸国蕃船岁至”，“广(州)蕃舶凑集之所”说的就是这种繁荣景象。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广州出发的海船，“张帆则大者由十二帆起，依次递减。至少者三帆止⋯⋯每船水夫共载一千人，其中六百人为水手，四百人为拥勇、铳手之属，每大船随带三只较小之船，大小长短广狭，约当大船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皆造于泉州及广州两处。⋯⋯船分四层，内分舱房及公用厂房，以供船上商人之需，且舱房之中，尚附带有小间，各人自有其门户锁匙。”杨庭壁当年就是率领这样的庞大船队，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

杨庭壁第一次下西洋，带着大量的丝绸、绢帛、锦绫、布匹以及陶瓷品等。他们一方面将这些中国的特产与印度洋诸国交易,一方面还换回了象牙、犀角、鹤顶、珍珠、珊瑚、碧甸子、翠毛、龟筒、玳瑁、沉香、速香、黄熟香、打拍香、喑八香、占城香、粗熟香、鸟香、奇楠香、降香、戎香、檀香、蔷薇水、乳香、金颜香等大量商品。从这份进口商品的清单中，不难看到香药占了很大的比例。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进口货物以香药为大宗，占进口商品的 1/3 以上，而香药在广州进口的占全国 90%以上，这不仅说明广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说明国内对香药有较大的需求量。后来，广州开始对海外进口的香料和本地香料进行深度加工，发展起自己的香料加工业来。这使广东的香料加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有关史料记载，杨庭壁抵达俱蓝国时，波斯人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也在其国，听说招讨使杨庭壁的到来，都表示愿意遣使入贡。苏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蓝国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全都遣使来元朝贡。外国来元朝贡实际上是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形式之一，也叫做“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元朝与朝贡国之间互赠物品。这种“朝贡”，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即对外国的“进贡”物品，元朝给予一定数量的金银、物品作为“回赐”，如英宗至治二年，即公元 1322 年，就给安南国“朝贡”物品回赐“金四百五十两，金帛九、帛九”。为了发展这种朝贡贸易，至元二十三年，即公元 1286 年，广东市舶提举司在广州设立，印度半岛的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来来；苏门答腊的南无理、吉兰丹；尼古拉群岛的那旺；马第 3 页共 3 页来半岛的丁呵儿、急兰亦带、苏木都刺等国家和地区争相到广州“上表来献，仍贡方物”。于是，广州成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集”之地。因此，延祜七年，即公元 1320 年，元仁宗便不断遣使来广州购买蕃货。

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当他在古里时，曾见有元朝 13 艘商船停泊在港口内。由此可见，元朝国使船队的规模，应该是 13 艘商船左右。这比郑和下西洋时的船队规模 240 多艘要少很多。但是就海船质量来说，一点儿也不比郑和的船队差。这说明元朝时期中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船水平。

至元十八年，即公元 1281 年，杨庭壁第二次出使南印的俱蓝国，这一次是从泉州出发的。正月从泉州登船，路经马八儿国新村码头时，其国宰相马因的对杨庭壁说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说明了当时两国贸易的繁荣及彼此的友好。贸易与外交相互促进杨庭壁的出使，繁荣了中国和印度洋诸国的商品贸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太，都说他们在印度见到了很多中国商船。在俱蓝国北面的喀里克脱，航船经理告诉伊本白图太，中国商人大都预购来回船票，船舱已没有空位。可见当时往来贸易之繁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罗马教皇的使者鄂多立克奉罗马教皇之命出使中国，就是在印度乘坐中国的商船前往中国广州的。他乘坐的船只是能够乘坐 600 人的一艘商船，足见当时的中国商船规模之大。

在中国开辟航线走出去发展商品贸易的同时，许多外国的商使纷纷沿着唐宋时期业已开辟的亚、非、欧至广州的航线前来广州开展贸易活动。据宋末元初学者陈大震的《南海志》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 141 个，而与元朝全国有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220 个。当时，广州“为善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弹⋯⋯其来者视昔有加焉。”中外商船凑集于广州贸易，其数量之多超过了当时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家。意大利游历家鄂多立克在游记中记述元朝中叶的辛迎兰，即广州船舶数量时说，这“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该城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至于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在广州停泊如此众多的商舶，既有外国的，也有从广州起航出海贸易的中国商船。广州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广东的繁荣。

    元朝中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使者有很多，杨庭壁只是其中的代表。其他还有周达观曾出使柬埔寨，写下的著名的《真腊风土记》，是研究柬埔寨吴哥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甚至有人说，人们通过周达观才发现了吴哥文化。元世祖时期还派遣国使出访远至非州的马达加斯加岛，开辟通商贸易。元惠宗时期，朝廷也曾派出一个16 人的使团，出访法国，当时法国称富浪国。他们来到在富浪国南部的亚维农拜访罗马教皇，罗马教皇随即派使团回访东方大国的元朝，并向元惠宗朝贡西方的良马宝驹。可以说，元朝外交活动的加强和远洋船队的快速发展为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大规模地开展贸易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