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阻止了334个人自杀,越来越懂得“好人难做”

2017-12-05  cpx106502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了解人,在走进每一个可怜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时,也要对他的可恨之处有所准备。”




口述 | 陈思

| 杨璐




从2003年开始,每个周六日,南京市民陈思都会骑上电动车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巡查,救助在大桥上跳桥寻短见的人。据他自己统计,自2003年开始巡逻以来,他已经阻止了334人自杀。

 

他因此多次获选“南京市十大杰出志愿者”,“南京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等称号,BBC甚至还花了三年时间给他拍了部纪录片,取名“南京天使”。他也被当地人称为“南京好人”。

 

但在这14年中,随着救的人越来越多,见到的人越来越多,对这件事越来越投入,陈思越发意识到,救人、做好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以下是陈思的自述。

 


1

 


我第一次救人是2000年。那天我在南京长江大桥上看风景,发现一个女孩子一边哭一边把身子探出了桥栏。我吓了一跳,赶紧跑到桥头堡售票处找工作人员帮忙,结果人家说:“这种事天天都有,哪里救得过来?”

 

我只好拉了几个围观的人帮忙,一起把女孩拖了下来。那个女孩被我抱下来的时候就像一团棉花,全身都使不上劲。

 

女孩说她本来想来南京打工,结果被骗进了传销组织,找亲戚借的钱全被骗走了,没脸回家面对父母,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来跳桥。我找人帮姑娘凑了点钱,把她到了火车站,看着她上了回家的火车。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真正让我下决心定期巡逻救人是三年后。那天我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放着新闻:一个手上戴满了金银珠宝的男的从大桥上跳了下来,摔在一个花坛边上,脖子上的金项链还反着光。我一看那个场面,菜都炒糊了。

 

当时,电视屏幕下方还有一行字,“2003年9月10日,今天是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我那时在南京开一个小商店,收入还不错,那是超市什么的还没起来的年代,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但这行字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救人的经历,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决定去利用周末去南京长江大桥巡逻救人。


巡逻的次数多了,也陆续救了一些人,我也总结出了一套救人的经验。在桥上,我主要观察那些步伐沉重、神情恍惚的人,还有坐那十分钟一动不动的……总之,想轻生的人都有个共同点:眼里都是空的,眼睛再大也没有神。

 

发现轻生者后,我会根据他们性别年龄等情况,跟他们搭话,稳定住情绪。然后把他们带下桥,找个小饭馆,一起吃饭喝酒,让他们倒倒苦水。

 

最初的时候,我把这件事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救人而已嘛,但当你持续做下去之后,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有些人没那么快开口,吃饭不解决问题,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的小旅馆陪护,等彻底缓过来之后,再送他们回家。但没过多久,旅馆老板把房钱退了回来,求我不要再去了,“万一他死我这,以后生意就做不了了。”

 

这就是我最初没有料到的。我很理解旅馆老板的想法,从他的角度来讲,这些顾虑都是正常的,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你救人可以,但你要对各种现实状况考虑周到,不要给无关的人添麻烦。

 

后来,我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取名“心灵驿站”,我还会和南京一些高校的老师联系,找一些学生志愿者来帮忙。我们轮班陪那些轻生的人,让他们写毛笔字、下棋……过渡一段时间,等开导得差不多了,再联系他们的家人把人接走。



2

 


除了准备不足、考虑得不周全,最开始救人的时候,我还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救的是人,而人是复杂的,但当时我的经验明显不足,惹了很多麻烦。

 

有一次,我救了一个得抑郁症的姑娘。我看她在大桥上情绪不是很对劲,就把她带到了我成立的“心灵驿站”。刚救下来的那段时间,她只肯告诉我她叫刘帆,别的什么也不肯说。一天晚上,看护的志愿者睡着了,她拧开了液化气的阀门打算自杀。好在我及时发现,要不然就是两条人命。


我给她制定了康复计划,每天早上爬山50分钟,写两小时毛笔字,晚上在体育场快走50分钟,吃大量的香蕉。半年后,她的状况开始好转,越来越信任我,给了我她父母的电话。我给她妈妈打电话,希望她把女儿接回去,结果她妈妈说:“你直接报警吧,这女儿回来我们老两口没法活。”我只好让她继续留在驿站。

 

后来,驿站又来了两个想自杀的女孩。因为陪护人手不够,我只能天天待在那儿,差不多连续20天没回家。我老婆就有意见了,说“这三个大美女把你的魂都勾掉了”。

 

那时候,刘帆的病情已经缓解了很多,但就是赖在驿站不肯走,还说要跟我过日子。我知道她是对我产生了依赖,必须戒断。我把她带出驿站,很坚决地让她走,但她走到马路上,整个人像“大”字一样趴在路中间。我没办法,又把她带回了驿站。

 

志愿者和我老婆都来劝她,没想到她跟我老婆说,“大姐,你也不爱我大哥,你把他让给我。我哪怕生十个,也一定给他生个儿子出来。”

 

我老婆很生气,说要跟我离婚,闹了好久。那段时间,我的压力很大,我只好说服我老婆轮流去驿站守着刘帆,我老婆对她的精神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才理解了我。

 

后来,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凯伦把刘帆接到学校,给她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了一份工作,这个事情才算真正解决了。

 

还有一次,我在桥上救了一个中年男子,连哄带骗把他拉到了桥下小饭馆。他说自己叫王永益,从宿迁来南京打工,在大桥下边开收货站。事业正起步的时候,女儿突然被查出白血病。他借了三十多万高利贷,压根就还不上,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

 

当时正好有媒体找我采访,说想采访一个我救上来的人,我就找了老王,心想媒体的报道也许能帮他筹点儿钱。果然,有个超市看到报道后,让老王去超市收纸盒,我也找到了学校,帮他女儿减免一半学费。他的日子渐渐好转,有空的时候还来跟我做志愿者。

 

后来,好多记者来采访时都想找一个我救上来的人聊一聊,别人都不乐意,老王是唯一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我觉得总拉着人家采访,占用人家时间很多,我就得多帮助他一些。

 

有一个基金会奖励给我一笔奖金,我想着老王住的地方没有抽水马桶,没办法洗澡,也没有空调,就拿出一部分帮他在桥南盖了一栋房子。后来拆迁,他因为这栋房子拿到了十几万拆迁补偿款,然后整个人就消失了,电话号码也换了,再也不跟我联系了。

 

遇到这种事,我要是说我没有一点不舒服,那是假的。但我既然要做这件事,就得接受这些状况,就得尝试去理解他们。就像我们常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些事也让我越来越了解人,在走进每一个可怜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时,也要对他的可恨之处有所准备。

 


3

 


除了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我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人我都救得上来。


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赶不及而没救到,这会让我非常内疚,觉得也许这个生命的消失我是有责任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一次,我蹲在桥头正吃着盒饭,看到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姑娘背着名牌包包,踩着高跟鞋,笑嘻嘻地讲着电话从我身边走过,空气里还飘来一股香水味。

 

这姑娘和我平时遇到那些寻死的人太不一样了,我没多想,就继续埋头吃盒饭。结果环卫工人跟我说,“你看那人干吗呢?”我一抬头发现她一条腿已经跨过栏杆了。

 

当时我离她也就80米左右,把饭一扔就冲了过去,但等我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跳了下去,只见她红色的长发飘在江面上。一会儿功夫,连头发也不见了。

 

这成了我这些年来最大的遗憾。我一直以为我看人很准的,但看她那天走路那么轻盈,而且还笑着打电话,我完全没有发现问题。那次误判,我一直都很内疚。

 

那段时间,我经常梦到那个女孩。梦里的场景和现实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我拼了命地想冲上去,但发现自己怎么跑也跑不动,只能听见女孩像狼嚎一样的惨叫声。我总是被这叫声吓醒,好不容易再睡着,梦到的还是一样的场景。

 

最近这四五年,当我再遇到追过去但人已经跳下去的情况,我会把脸转过来,不去看了。否则,那些画面一辈子都忘不掉。


还有一种没救到的人是那种反复寻死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一米八几的男人想跳桥,我们八九个人把他拽过来。抬着他往桥下走的时候,男人突然咬舌自尽,鲜血喷了我一脸。

 

还有一个25岁的小青年,我发现时他整个人已经骑在桥栏上了,我只能控制住他的一条腿,只好报警。他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我也跟着去做了笔录。两小时后,我从派出所出来,又上桥巡逻。一上桥,我就看见那个小伙子一头扎了下去,跳江死了。

 

另外一个北大女学生的状况也类似。她在桥上吃了100片安眠药,想爬桥栏爬不过去,口吐白沫,吐得像消防栓里喷出来的泡沫一样,我只能报警。警察把她送到了医院洗胃,然后把她送到了救助站。她还是没有放弃寻死,从内衣里抽出藏好的刮胡刀片试图割腕,结果被警察发现了。最后她还是在救助站趁人不备自尽了。

 

这些事让我一度觉得救人没用,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我的确救了人,但只能暂时把他们拉回来,后面的路还很长,我做不到的事,可能要比能做到的多很多。

 


4

 


其实,比起没救到的人,还有一种状况更让我纠结、难过——很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寻死,我拦下来了,之后,他们的生活可能生不如死,那么,我救人的这个举动真的是在帮他们吗?

 

有一次,我在桥上巡视的时候,看见一名中年妇女正将自己的儿子推下大桥,嘴里还念叨着:“冤孽啊,我在这世上被你拖累得很,我死了,留你在世上也不好过,妈妈带你一起走。”

 

我一个手掐她膀子,一个手把小孩给拖下来了。我说,大姐你要干什么啊?虎毒还不食子啊。

 

大姐说,她丈夫在送儿子上学时出车祸去世了,儿子也因此得了怪病,经常毫无征兆地昏倒。她带着儿子去看了好多家医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赔偿金,还是没有一家医院能给孩子确诊。走投无路之下,她想到了轻生。

 

那次,在我的劝说下,他们没死成,回了家。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回访,她儿子接的,一接电话就哭了。他说,“我妈被逼疯了,拿剪子想戳我脖子,我伸手挡了一下,手都被扎破了。”我再一问才知道,前不久,这个大姐还被查出得了慢性肾炎,这对他们的家庭来说,完全是雪上加霜。

 

我给大姐发短信,安慰她说马上就能改变,但其实我知道,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就像个骗子,说些好听的话,骗他们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这样骗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有一个类似的自杀者,跟我讲过一句话:你救了我们,让我们多活一天,等于是让我们多遭一天的罪。有一段时间,每到周末我去巡桥时,脑子里会反复响起一个问题:把人从桥上拉下来真算是救人吗?我到底在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那段时间,我压抑得不行,都快崩溃了,甚至去了栖霞寺,想要出家。住持知道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没有人可以救所有人,你救他是让他有个时间来过渡,不要觉得他们是你的包袱,也不要把全部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的事自有后来人去做,你救下他们,责任已经尽到了。

 

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些年,我也反复提醒自己,做自己能做到的,不要和自己较劲,不要苛责自己,尽力而为,顺其自然。



老实讲,最早上桥救人时,我是想当英雄的。毕竟,救人的成就感和你开个小商店赚点钱不一样。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救过的一个人专程从济南给我带了几桶趵突泉的泉水,来报答我的救命之恩。

 

这件事也的确让我出了一些名,我拿了很多荣誉称号、还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过活动。有很多媒体报道了我救人的事,除了国内的媒体,还有国外的媒体。还有很多基金会给过我资助。

 

我和家里人曾经都因此觉得很骄傲、很风光。我女儿有一次对炫富的同学说:“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

 

但如今,14年过后,我只是觉得,英雄并不好当,救人这件事情实在太复杂了。经常有人夸我是“南京好人”,“南京天使”,但我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是什么高尚人,也不是什么天使,只是一件事做了这么多年,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从去年10月起,南京长江大桥封桥维护。我没法再上桥救人了,只能在周末时沿着江南、江北两岸各巡一天。这件事也让我的心情很复杂,大桥上不去了,这一年多,我遇到的轻生者数量明显减少,但我发现他们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能给的帮助也越来越有限。

 

最初上桥救人的时候,我35岁,年富力强,今年,我49岁了,真的感觉自己老了。现在巡江时,我会有种透支的感觉,一身汗转眼不见了,转眼又是一身汗,这也让我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我能做的非常有限,对不起的还将继续,能对起的仍需努力。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帆,王永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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