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于临床亦不喜套用前人成方，而以自出机抒者居多。然每治一证，必立法于前，法立而后方药系之。余之重视立法，得益于家传师授。先父文魁公供职清末太医院，为一品院使，后又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其治病以立法严谨著称于世。余自幼从父学医，未及弱冠即悬壶京师。后又受业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京都名医汪逢春。此三先生医技高超，特色各异，而重视立法则其所同也。尝观其临床脉案，必明其脉舌色症若何，病因病机若何，而后确立治法，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何者主治，何者兼治，一一详明，而后遣药组方，无不与病情丝丝入扣矣。宛如大将将兵，指挥若定，旌旗所向，稳操胜券矣。故法者，所以论治者也。理寓于法中，法合于病机，方随法而立，药因法而用。辨证之精审，于法中可见，用药之奥妙，赖法以指挥。法之作用，固不可忽视，法之运用，又在乎医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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