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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决定孩子的一生.mp3 10:11 来自有书共读 从小到大，她在学校都是学霸，开挂的学习生涯锐不可当。小学时大家就抢着读她写的言情小说，还引发了很大的争执。 到了中学，张爱玲因为文才出众成为国文老师的宠儿，常让她写稿在校刊上发表，每每都会成为全校师生议论的焦点。大学时代她更是门门功课都得A，有一年甚至包揽了本年级文科两项奖学金。 这些都让她增强了自信，甚至很有些傲气，她暗地里将林语堂作为自己的榜样。在中学毕业年刊调查表时，她在“最恨”一栏中填入了这么一行字：“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可见，张爱玲认定自己未来一定大有所为。 但是，咬啮性的蚤子般的烦恼是无处不在，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方面，家庭原因让她意气消沉，懒散，郁郁寡欢。母亲从小在外，父亲也是个甩手掌柜。母亲回来后父母又吵个不停，可以说家里永远处在低气压。这些都对她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拮据。15岁时父亲再娶，后母听说爱玲和自己身材相仿，从娘家带了一箱子自己做姑娘时的衣服来，从此爱玲一入旧衣深似海： “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 ，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 投靠母亲后，虽然有学上，但出于长远经济安全考虑也没有余钱给她做衣服，文具用品也差人一等。 青少年时期，正是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偏偏爱玲特别敏感，上的又都是些贵族学校，那些领口磨出毛来的过时衣服，是多么的触目！别人用新款自来水笔，自己只有蘸水笔，多么的扎心……这也是导致她不善交朋友，总爱隐藏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她知道自己没有坚实的依靠，父亲那边根本无法指望，母亲又是这样华丽丽的一块寒冰，想靠上去却总要化掉——不论是经济还是感情，都无法给她以安全感。 她的同学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我忘了”。她总是忘交作业，理由是“我忘了”，她总是没按规矩把鞋放进柜子导致鞋子被示众，也是一句“我忘了”。 我想，根本原因是那些难堪的蚤子，让她干脆遁进冷漠迟钝的盔甲里去，久而久之，这盔甲也就成了她的一部分了。 张爱玲知道自己可倚仗的只有自己的天才，她加倍地用功念书打磨自己的才能，期待破茧的那一天。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 这个1941年的年底，九莉和同学正在饱餐战饭迎接考试，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炸弹在海面焰火般绽放，日军开始攻打香港。 “现代史打上门来了。” 张的早期散文《烬余录》中写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生活。 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这一场英日之间的战争在张爱玲看来，和自己没多大关系。再加上她一向远离“国家主义”，所以整个战事期间，她的表现可以用“冷漠”来形容。 她曾做过临时看护，对伤兵的呻吟声充耳不闻，穿过整个房间去热一瓶牛奶；她被调去做记录轰炸时间的工作，却只顾着看书，差点被辞退。后来她到了美国后，一次在学校里做研究工作，因为沟通不畅真实地经历了被解职的难堪。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就像她在天才梦里坦白的那样，旁若无人的自我一方面让她常充满生命的喜悦；同时也让她在需要与人交接时笨拙不堪。 战争带给她最切身的体会是饥饿，四处走避时的慌乱，尤其是历史老师安竹斯的死亡。 安竹斯的原型是她在港大的历史教授佛朗士，张爱玲在他那里感受到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对张爱玲人生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而且，他就是那八百港币私人奖学金的给予者，可见，他对这个天资聪颖又勤奋的学生也是另眼相看的。 佛朗士教授是英国人，开战后被应征入伍。一次在回兵营的路上边走边思索问题，没听见哨兵的询问，被哨兵开枪打死。在轰轰烈烈的战争时期死在自己人手下，这次乌龙事件更加深了张爱玲对战争的荒诞体验。 无疑，张爱玲的重要作品《倾城之恋》就取材于这次战争。 但是，学业被迫中断的张爱玲自己对这座已倾之城可没有任何留恋，她把存在银行里的所有钱都取了出来，换成船票，与好友比比，也即现实生活中的炎樱，一起回到了上海。 这次战争还发生了一件对九莉来说影响很大的事——母亲想去投奔结婚的男友在新加坡炸死了。 而且因为战乱，母女俩失去了联系。 炸弹像老天爷开启了闪光灯，定格出九莉的孤独——如果自己被炸死了，翻遍脑海，竟发现无人可以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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