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历史的起跑线上 一、四大文明古国 说起历史，很多人的直觉就是中国的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位列四大古文明之一。但当我们细数这四大文明，就不难发现，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前三个文明相比，显然不是同一届的。四大文明中最古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产生了城市的雏形，并且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发明了原始的楔形文字；古埃及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于尼罗河两岸陆续形成了许多城邦，这些城邦在公元前3200年被法老美尼斯统一，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几乎产生于同一时期；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河流域，这里发现的古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古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类似文字的印章；而中国最早的都邑，二里头文化遗址大约起始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而作为文明重要的标志：文字，相对也起源较晚。汉字的鼻祖甲骨文大约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中后期，比楔形文字晚了整整1700年。  最早的啤酒配方，由苏美尔人发明  甲骨文撰写的天干地支纪年法 当古埃及的文明达到她的巅峰，在公元前2500年建造出胡夫金字塔的时候，我们中国还处于文明的前夜，社会组织的形态还未达到文明的水准。当时文字还未出现，对于这一时期的记忆仅残存于我们先民口耳相传的传说中。不过，埋藏在地底的遗迹却透露了更多关于先民们的信息。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广泛地分布着一些农耕部族，这些部族有一些相似的文化特征，最显著的特征是黑陶的广泛使用，考古学家把这些分散的聚落统称为龙山文化。这一时期的先民们使用制作精良的石器、骨器；在北方相对干旱的土地上种植粟、黍，在南方湿润的河谷平原垦造水田栽培水稻；这一时期小麦才刚刚从西亚辗转传来，只有少量种植，还未成为主食；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村落扩大为更大聚集区，但还未出现带城墙的城市；出土的大量礼器玉器显示着一种以原始宗教祭祀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已经形成，这种体系能有效地组织更大规模的人群相互协作，向着国家形态逐步迈进…相对其他三大早期文明，我们的先民在通向文明道路上进展相对缓慢，好比其他文明已经幼儿园毕业，中华文明才刚刚开始蹒跚学步。这么说，完全没有贬低中华文明的意思，这些都是客观的历史进程。研究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国家的历史比别人家的更古老，只有没有自信的民族才会那么做；研究历史是为了更清晰客观地回顾来时的路，也能帮助为未来的前路指明方向。 那么文明产生的先后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客观得说，文明出现的早晚，和人群的智力水平并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一种自然和人的双向互动。在农耕文化出现之前，人们都生活在采集狩猎的模式下，和其他自然界的动物一样，采集狩猎部落依赖于天然生产的食物，对于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天然生产的食物是相对匮乏而有限的，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每当在一段时间内的气候风调雨顺，部落的人口便会相应增长；如果紧接着气候发生了不利的变化，食物供给不及往年，不足以支撑那些新增的人口，这时部落就可能发生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去到其他未知的地域开拓新的领地。这种类似的过程不断重复着，原始部落缓慢地扩散、分化，从非洲的一隅，逐渐扩展到了除了南极洲以外的所有的大洲。而这种狩猎采集的生活模式一直保持了几十万年，直到有一天，人与某些植物的微妙互动产生了革命性的结果。 原始的小麦分布于西亚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间，生活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的部落开始种植这些富含淀粉的植物。随后小麦种植的概念先后传入两河流域、尼罗河中下游、印度河流域，这些区域都处于北纬40度左右的温带，大河充沛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使得小麦种植的范围和数量大幅增加，这些区域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口的密集激发了社会的变革，最终点燃了文明的火种。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方，原始的粟分布于我国的黄河流域，原始的水稻分布于长江流域；也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我们的先民们分别驯化了粟和水稻。不过与小麦相比，粟的人口承载能力相对较弱，而水稻的种植方法相对复杂，在工具和种植方法还不够完善的初期没法完全发挥它的作用。与同一时期的西方的另三个文明相比，虽然农业革命起始的时间比较接近，但由于种植作物的差异，在远古中国的土地上，人口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中华文明被引发的时间相对较晚的确也是是合乎情理的。 二、西方的多样性和东方的统一性的起源 在起始时间的先后上，中华文明似乎失去了一千年的时光。但也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华文明获得了其它三大文明所不具备的特点。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里唯一一个将文化主体延续至今的，其它文明都先后由于外族征服而消逝无闻。 以文字为例，现代的汉字直接传承于甲骨文，经历几千年的演化渐变，从未中断，是现存唯一还在广泛使用的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表意文字。而埃及文明，在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征服，先后又经历了希腊和罗马的统治，其独特的象形文字在流传了三千多年后，最终于公元四世纪左右终止了传承，成为后人无法解读的谜题，湮没在撒哈拉的黄沙中。之后一千多年的岁月里，风云变幻依旧，罗马帝国分崩离析，随后阿拉伯帝国崛起，埃及被伊斯兰化…直到18世纪末，法兰西帝国的远征军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块刻有古埃及圣书体、世俗体和古希腊文的石碑，法国学者商博良根据这个石碑为突破口，重新破译了这失传已久的文字，至此，那些尘封于石刻上的辉煌篇章才得以被今人知晓。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在被世人遗忘千余年后才由近代的学者重新解读。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更是早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由某种未知的原因而衰弱，其独特的印章文字至今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当然，这些文明的先驱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文明进程的终止，这些早期文明原创的一些概念被周边族群学习，成为了他们文明发展的基石。比如埃及文字包含一些专门用于表示语音的字符，生活在地中海延岸的腓尼基人通过和埃及人商贸往来学习了这些字符，并加以改造和简化，形成了包含22个符号的腓尼基字母，来记录他们自己的语言-闪米特语。随后这些腓尼基字母被传播到了希腊，希腊人借鉴了这些字符，又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增加了一些元音字符，成为带有24个符号的希腊字母，以此为基础，古希腊城邦得以繁盛，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得以开创各种学说…到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文化和军事已经空前强大，亚历山大率领他的远征军击溃了波斯帝国后，占领了积弱已久的埃及，开启了历时300多年的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 一个后起的文明学习了前序主导文明，最终超越并取代前者，这在西方的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将不是最后一次。可以说，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的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文明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和史前人类的迁徙和分布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分子生物学已经完全证明：亚欧大陆，澳洲，南北美洲的现代人类全都源于东非某处。来自东非的智人走出非洲都会经过阿拉伯半岛。早期三大古文明所在的区域：北非、西亚、南亚次大陆西缘，都处在阿拉伯半岛周边。这些地区既是5-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人群的早期定居点，又是到达亚欧大陆腹地草原后又回迁的人群的目的地；像是一个十字路口，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各种语言截然不同的民族在这里比邻而居。根据已知的历史和考古证据可以推断当时的人群分布状况：在公元前3000年文明初创的时期，在两河流域下游分布着讲一种和其他语系都没有关联的黏着语的苏美尔人，他们是全世界率先进入文明世界的人群；而在苏美尔人周边生活人群的基本都属于闪米特语族，如两河流域的中游阿卡德人、上游的亚述人，以及更西面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当时的古埃及人说的语言是一种和闪米特语有一定亲缘关系的科普特语，共同从属于闪-含语系；在小亚细亚半岛则分布着说印欧语的赫梯人；在同一时期，印欧人的主体部分还在东欧平原游牧，千年以后，他们其中的一支将到沿着黑海海岸西迁并南下进入巴尔干半岛，他们最终到达了半岛的南端，创造了希腊文明；与西迁同步，另外一支古印欧人将向东翻越乌拉尔山，一部分进入伊朗高原成为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另一部分进入印度次大陆，征服了本地的达罗毗荼人，缔造了吠陀文明。 西方的语言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带来了各文明间难以平息的冲突。即使经历跨区域统一帝国的统治，这种多样性似乎也很难被消减。因为人的母语是在婴幼儿时期在父母亲人的影响下自然习得的，很难受外界政局的影响。一个城市可以被摧毁，一个国家可以被占领，但一个民族的语言却是最难被外力改变的文化基因。在某个文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其它操不同语言的民族要么地处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地带，要么暂时臣服于帝国统治，但其本民族的语言依旧继续传承，依然是维系自身文明的纽带，同时又不断学习当前的主导文明的经验，不断进步。一旦原有帝国衰弱，其它文明中的佼佼者便会寻找机会崛起成为新的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样的剧情在西方世界的历史舞台上不断重复，西方文明的主导权在不同的民族中不断轮换。由于缺少统一和认同的基石，独立和分裂成为常态。 与西方的多样性相对，东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统一和传承。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没有出现不同文明相互更迭主导地位的现象，只有一个文明从古至今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内部革新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不断进化。这种特征的形成，也可以归因于史前人类的迁徙过程。东亚地区远离人类走出非洲的起点，中途又被青藏高原阻隔，迁移到此处的人群成分相对单一：最终占据适宜农耕文明发展的区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是汉藏语系人群；而北方草原由操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占据。汉藏语系内部还可以细分为，汉语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这些语族从属一个语系，存在共通的特征，因此也更容易交流和同化。这种同化趋势也很单一，历史上一直是汉语语族，不断同化其它的语族。 这个趋势的形成，既有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汉语语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形成龙山文化；苗瑶语族分布在长江中游，形成屈家岭文化；壮侗语族（古越语）则分布在长江下游，形成良渚文化。当时，这些文化的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良渚遗迹中发现的疑似城墙的建筑表明，其文化发达程度可能高于史前中国的其他区域。当时长江下游发达稻作农业对人口数量的支持力显然要高于黄河流域的粟米种植。然而，到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种形式发生了逆转，黄河流域汉语语族地区率先发明了文字，成为了文明中心，后世称该地区为中原；而长江流域地区的文化发展速度相对落后，还未形成文字便已经被中原文明超越，然后被瓦解并被逐步同化。 为什么是黄河流域的文化得以反超？这可能和影响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种重要的要素有关，那就是青铜的运用。人类最早的青铜制品发现于东欧彦那亚文化（属于印欧农牧民族），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而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器的发现于甘肃，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其他发现的青铜器分布呈现规律为：西北部多，且年代久远；东南部少，且年代较近。因此，一种比较可信的理论说：青铜冶炼技术是由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自西向东传播的。黄河流域的先民通过和西北部游牧民族交流，先于南方掌握了青铜技术，生产力和军事实力大幅提升，新的工具结合之前累积的农业技术，促使人口密度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变革加剧，催生了文字、城市等文明要素的形成。当黄河流域步入文明社会后，形成了一个方国联盟，这些方国相对独立，但都属于汉语语族文化圈，相互既合作又竞争，并共同尊推其中实力最强者为盟主。盟主的地位也几经更替，按照盟主的国名划分朝代，是为夏、商、周三代。这些方国凭借军事和文化优势，迅速向周边扩张，特别是向南部长江流域扩张。原先该地区说苗瑶语族和侗壮语族的先民，一部分被同化，融入到了汉语语族文化圈，一部分向南迁徙，或迁入深山密林中，成为保留着传统语言文化的少数民族。随着商周时期北方草原的马匹传入中原，汉语语族文化圈的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由于北方地区更容易获得马这种战略资源，优势得以不断巩固，于是南方其他语系的文化再也没有机会争夺主导地位。后世的多把中国的大一统的格局归功于秦始皇，其实这种格局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萌芽。 站在历史的起跑线上，我们看到了一幕奇特的场景：西方文明的先驱者首先起跑，东方文明在停滞了一段时间后奋起直追；然而两个文明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奔向了各自的竞技场，表演起各具特色的花式项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