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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自: 中国数学会, 已获授权. [遇见数学] 特此感谢支持! 时下，帅哥美女、神童天才越发多了起来。当然这并非人类进化产生了突变，也不是说帅哥美女或天才的标准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个励志型社会里，大家不过是图个开心热闹而已，同时也增加一点自信。多数人毕竟还有理性，不会异想天开。理性人是经济学的重要假设。近1个世纪以来，经济学从研究稀缺资源这个重心渐渐偏向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对策论可说是功高至伟(尽管关于理性人假设目前存在很多争议)；而对策论的开创者，倒是个举世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加帅哥”——约翰·冯·诺伊曼，说他帅哥还有一个原因是此公50出头就去世，所以他老了啥样就没人知道了。当然对一个科学家来说，天赋远比外表重要，在遥远的未来，当人们回顾科技史的时候会发现，冯·诺伊曼在他所处的20世纪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冯·诺伊曼 信息时代的科学巨人 说起冯·诺伊曼，稍微了解点科学史的人都不会陌生，这位美籍匈牙利人首先是“电子计算机之父”，这一光环掩盖了他的其他杰出成就。人们常说，通晓各个领域的科学巨人在20世纪已不复存在。但在20世纪上半叶，横跨多个领域的大师并不罕见，冯·诺伊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只是到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颁发给对策论，至今已达5次之多，人们才开始关注冯·诺伊曼的另一个光环，“对策论之父”的美名也开始流传，尽管还不够响亮。 像冯·诺伊曼这样伟大的人物，有部传记是迟早的事，然而事实上关于他的传记又晚又少（最近他女儿写了一部）。这是否对我们的科学天才不太公平呢？是有一点，但也不尽然。很多不及冯·诺伊曼的科学家都写过自传，故而出版相对较早，而一流大师一般不写自传。此外，由于数学家传记一向难写，数学家传普遍出得很晚也是不争事实，像庞加莱这样的大师至今没有一部像样的传记。好在冯·诺伊曼身处动荡年代，还算是有点故事，于是便有了这本《天才的拓荒者》。相比之下，维纳是少数写自传的一流大师之一，故而早在30年前就引进了中文版，而近年来，冯·诺伊曼和图灵最权威的传记也被翻译进来，《信息简史》则以香农为主角。自此，信息时代的科技界巨人都算有了传记的中译本。 本书是一部思想传记，中文版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数年前出版，笔者记得好像曾推荐过，2014年，该书重新设计封面出版，突出了冯·诺伊曼的帅哥形象。作者麦克雷是受到了斯隆基金会的委托（本来是请其他科学家写的，但没有写成）。此时已距冯·诺伊曼去世数10年之久。作者在书里说，他庆幸冯·诺伊曼的许多亲友还活着，可以采访到不少第一手资料；而且在冯·诺伊曼去世多年后再来看其思想遗产之重要性，就显得更为清晰。全书是我见过的最为通俗、流畅的传记之一，部分原因正在于冯·诺伊曼所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故而为许多人耳熟能详，而冯·诺伊曼本人的贡献又是如此地实在、耀眼。麦克雷只要把他的各项贡献作为节名展开即可，无需挖空心思找些徒有虚名或较为生僻的东西(可能这也是中文翻译方便的地方)。他的困难是搜集详实的资料，以确定冯·诺伊曼还有哪些重要工作被遗漏了。 我觉得唯一的缺憾是此书似乎写得还早了一点，对对策论所花的笔墨不够多。而冯·诺伊曼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扩张经济模型（EEM），倒是多次提及，还说他影响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麦克雷要是再等上几年，就会为非合作对策的主要创始人纳什等人也留上点篇幅。 约翰·纳什：博弈论创始人 原版的主标题就是“John von Neumann”，副标题是他的一些最重要工作的罗列。翻译成“天才的拓荒者”实在合适不过。迄今，关于冯·诺伊曼的生平体现不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冯·诺伊曼为人比较低调；二是他为美国军方服务，有些事要等一段时期方可陆续揭密（此书无照片即是明证）。这与为英国破译德军密码的图灵的传记姗姗来迟颇为相似。在此之前，冯·诺伊曼无人匹敌的记忆力、计算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通过种种传说，已散见于其他科学家的传记中，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在这部期待已久的传记里，不少逸事并不新鲜（但总要提到）。 书中也并不到处宣扬冯·诺伊曼的天才，倒是花费更多笔墨提到他的家庭出身和早期求学经历，试图说明这对于一个科学天才成长的重要性。冯·诺伊曼1903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当时布达佩斯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极度繁荣的城市，而且那里是欧洲少有的对犹太人不怎么歧视的地方。父亲马克斯是一位银行家，家族因地位显赫得到了“von”的称号。后来据冯·诺伊曼弟弟回忆，父亲及母亲家都十分注重精神生活，家里像是一个文化沙龙。诗歌、历史和音乐等都是家庭讨论会的内容，马克斯还把银行的投资决策带回家讨论（这大概也为冯·诺伊曼后来对经济学发生兴趣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他还特能买书。冯·诺伊曼最迷历史，他风卷残云般地读完了44卷《世界史》，此后不仅能记住整段整段的细节，而且学会实地考察，随行人员觉得他像个非常称职的导游；他还对世界局势做出准确分析，料定二战迟早会爆发。有意思的是，书中提到，历史知识的丰富也是他吸引第一位妻子的部分原因。这个家庭有了女儿（后成为杰出的经济学教授），但还是以离婚告终，不久冯·诺伊曼建立了新的家庭。 在年幼时期，家里聘请了家庭教师，10岁时冯·诺伊曼进入一所精英中学。在那所中学里，还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维格纳，因为寿数长，作者着重采访了他，维格纳的话在书中随处可见。他在提到那位杰出校友时几乎总带有一丝恭敬甚至自卑。不过书中披露说，冯·诺伊曼的记忆力和心算力是极强，但也没有一些人吹得那么神乎其神。 在中学里冯·诺伊曼已崭露头角，甚至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也在关注他。然而，由于当时化学工程吃香，所以他进入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攻读这个专业，只是虽然读得轻松但并不十分感兴趣。在毕业的同年，他也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其实他并没有在那所大学上课，只是在每个学期期末赶回学校通过所有考试而已！毕业后，冯·诺伊曼来到了当时的数学圣地——格丁根大学，当上了世界数学泰斗希尔伯特的助手。冯·诺伊曼研究了算子代数、谱理论、连续几何，部分地解决了希尔伯特第五问题。这都是非常突出的数学成就，可使他跻身世界顶尖数学家之列。所以，尽管冯·诺伊曼贡献多多，人们还是首先称呼他为数学家。 当时的格丁根大学也是个理论物理中心。海森伯提出了量子力学。希尔伯特不明白这个年轻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于是冯·诺伊曼就把量子力学用希尔伯特空间的形式重新改造一番，希尔伯特觉得非常满意。后来的“冯·诺伊曼代数”就发源于此。在量子力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冯·诺伊曼深深的印记。这在书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当然也包括薛定谔和狄拉克的名字。 年纪轻轻的冯·诺伊曼在欧洲已是数学的雄鹰。这时有两件事改变了他。作为希尔伯特的助手，他研究公理集合论，宣扬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但是哥德尔提出著名的不完备定理后，当其他人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时，冯·诺伊曼第一个意识到这个发现的革命性，意识到形式主义行不通了。其次是他的留存问题，因为德国的学界论资排辈很厉害，而且欧洲局势动荡，战争一触即发，他又是犹太人，所以，当美国向冯·诺伊曼招手时，他就前往美国，不久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上了那里最年轻的教授。也许是对哥德尔定理和纯数学形势的理解，又由于美国军方的需要，此时冯·诺伊曼把重心转向应用数学，尤其是与军事有关的项目。尽管哥德尔、爱因斯坦、外尔都是他的伟大同事，他却与这些理论家渐渐疏远了。 理性的鹰派 冯·诺伊曼到了美国后，又是怎样受到美国军方重用的呢？很多书里都提得不多，此书则阐述得较为详细。原来，美国军方需要一些弹道学家来研究火炮。冯·诺伊曼对此自然得心应手，于是参加军方的考试，因年龄关系略经周折，后终如其所愿。不久，海军要他去研究德国人先进的水雷。由于曼哈顿工程需要高端爆炸的专门知识，洛斯阿拉莫斯也看中了他。后来冯·诺伊曼就成了美国军方的“香饽饽”，来往奔波于海军军械局、陆军军械局、洛斯阿拉莫斯和普林斯顿。 通过计算，冯·诺伊曼得出结论：尽管铀弹重，用飞机运载是可行的（事实上，运送轰炸广岛原子弹的飞机差点飞不起来）。他还对投掷高度和爆炸效果等做了计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涉及大量计算，这也是使他后来为什么对计算机如此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数值天气预报）。此时，冯·诺伊曼受到美国政府的最高度重视——邀请他加入原子弹目标委员会，对决定目标城市进行投票。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大大减少了美军登陆日本本土可能造成的伤亡。这并非不为鸽派科学家考虑到，但他们坚持认为使用原子弹并非唯一途径，并反对氢弹的研制。但在苏联1949年搞出原子弹后，在特勒等人坚持下，美国于1952年研制氢弹获得成功，冯·诺伊曼也积极加入，后来都不想回普林斯顿了。其实，鹰派观点与鸽派观点孰是孰非，很难一言道尽。如果当初美国不开发核弹，是否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也很难说。冯·诺伊曼肯定是理性的鹰派，决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战争疯子。可惜的是，很可能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时受到了核辐射，冯·诺伊曼被查出患有骨癌，于1957年英年早逝，年仅54岁。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也与原子弹和对策论紧密相关。正是这件事，为人们重新重视对策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一直作为对策论的经典例子被到处引用。这一切都发生在冯·诺伊曼身后不久。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较为重视应用数学，特别是对策论。要是冯·诺伊曼还在世，想必也会有所感慨，当然获奖几乎是肯定的，尽管他把纯数学也玩得团团转。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匈牙利人，美国政府有幸找到了他，他亦有幸得到不怎么讲究论资排辈的美国政府之信任和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这个最大移民国家的人才政策的成功。 丰厚的思想遗产 在冯·诺伊曼的遗产中最突出的，除了数学，就是计算机和对策论了。冯·诺伊曼以“关于ED-VAC的报告草案”为题，起草了长达101页的总结报告。报告明确规定，计算机由计算器、逻辑控制装置、存储器、输入和输出五大部分组成，并阐述了这五大部分的职能和关系。这份报告是计算机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开辟了电子计算机的时代。计算机在今天取得了长足进展，仍都是按照冯·诺伊曼所提的模式。因此，冯·诺伊曼自然被人们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但他并没有把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而是抬出了曾担任过他助手的图灵，于是计算机科学的最高奖就成为“图灵奖”。图灵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死的比冯·诺伊曼还早。1966年图灵奖开始颁发，计算机科学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但冯·诺伊曼或许是唯一的例外：如果他活到1966年也不过63岁，肯定是第一届图灵奖得主，不过获得以一个曾经是自己助手的名字命名的奖励，冯·诺伊曼大概会有一点尴尬。 冯·诺伊曼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肤浅应用，他希望经济学对数学本身的刺激，犹如物理学催生了微积分。在自感电路和化学方程式里有可看成互为因果的量，需要用微积分；社会规律也类似，比如在独裁制度下，必然会产生愚民和刁民；而愚民刁民社会里，也必然会产生独裁。弄到后来，这两件事情也就互为因果，一旦达到某种“均衡”，成为习俗或规矩（对策论的说法是个人的对策结果），哪怕是逆向选择，也很难改变，这时就只有傻瓜而没有天才了。彼此的决策互相影响，这就是对策的数学模型。但这一句话的内涵是多么丰富啊！对策论是对信息最复杂的运用。冯·诺伊曼对微积分的创立评价固然高，不过他感觉到，经济学概念比之物理学太模糊不清，需要全然不同于物理中的新数学工具，对策论就是这样诞生的。《对策论与经济行为》（与摩根斯坦合著，但主要是冯·诺伊曼写的）这本开山之作，表达了冯·诺伊曼希望的类似于微积分革命在物理学中的成功。对策论并非在冯·诺伊曼之前一点苗头也没有，正如牛顿之前也有力学一样。冯·诺伊曼的工作是奠基性的，但远未“封顶”，也正如微积分和牛顿力学在牛顿之前萌芽了很长时期、牛顿之后仍有长足发展一样，对策论今天仍在蓬勃发展中，在世界顶级刊物《自然（Nature）》中不乏这方面研究成果，这说明对策论已经使（至少很大一部分）经济学成为一门硬科学。冯·诺伊曼要是活在今天，一定会感到欣慰。 冯·诺伊曼、摩根斯顿著 其实普通读者也有必要了解对策论（如今书店里良莠不齐的对策论著作，从专著、教材到普及读物已屡见不鲜）。不过这里有个误区，以为学了对策论就可马上派用场（这跟对概率论无知的人劝数学家炒股票、买彩票差不多）。其实理论和实践是有着巨大距离的。生活中人们的理性行为是一种实践理性，概率论、统计学和对策论未必会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但确实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视角，使得人们的修养大为提高，不再相信算命师和分析师们的胡言乱语，让骗子们赚取大把的钱。很多原本看不懂、看不惯的现象，通过对策论的解释就显得那么自然了。这一点笔者深有感触。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一些普及著作仅仅停留在寓言和案例分析上。这确实贴近生活，很吸引人，但对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来说，再写本《庄子》或《伊索寓言》就很可笑了。20世纪是科学大综合时代，需要提炼、抽象成一个个概念和定理，出于人们认知的规律，这类工作一开始总不为多数人接受。当时冯·诺伊曼的对策论确实应者寥廖，之后出于二战需要，他很快把关注焦点转移到原子弹和计算机上去，成就瞩目，不过，冯·诺伊曼还是把自己的对策论进行普及，引起了曾雇用过他的兰德公司等机构的注意，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理论计算机科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们思索生命和思维的本质。在最后的日子里，冯·诺伊曼研究了这方面的深层问题，留下了《计算机与人脑》这部未完成稿。人们形容他的工作“无处不在”和 “令人生畏”。例如，冯·诺伊曼曾发现复制和代谢是两个可以独立的过程，因而计算机病毒被他预言就不足为怪了；他还提出元胞自动机的概念，对人工生命乃至物理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策论最终也大张旗鼓地渗入生物学，特别是社会生物学和进化论（演化对策论）。冯·诺伊曼在生命尽头念念不忘的是三个领域：天气预报、大脑和基因。在今天，仅仅是基因领域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另外两个则不尽如人意——它们仍是热门话题，但离最终答案非常遥远。毕竟，即使是这位20世纪具有最高一等智力天赋的人，也难以预料所有学科的发展速度。 科学家不是电影明星，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评价比公众知名度（后者往往不太标准，有炒作嫌疑）重要得多。冯·诺伊曼影响了一批学术精英，这些人“修成正果”，再去影响三流的人……大家似乎孜孜不倦地跟随冯·诺伊曼的步伐，缔造了20乃至21世纪科学之主流，这一点上他比爱因斯坦要强（将来则不一定）。不过，话或许反过来说更为合适，冯·诺伊曼敏锐地嗅到了这个时代的主流，选择了最有意义的工作，他是时代的弄潮儿。 思维习惯与处世哲学 这本传记，基本上是依照冯·诺伊曼的工作来罗列展开的，但书中还是穿插了大量的逸事，留给读者很多启示。 当我们回顾20世纪的科学时，会看到量子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核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等的光辉身影，尤其是玻尔、海森伯、希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哥德尔等人。在冯·诺伊曼的这本传记里，这些人几乎都像走马灯一样出现。可是除了冯·诺伊曼，几乎没有谁能在这些相去甚远的领域里自由驰骋，更何况冯·诺伊曼的寿命都远不及上述诸位！（不过也不能断定别人的脑瓜逊色，也许人家并无涉猎广泛的兴趣。）作为天才加实干的典型，无论是纯数学，还是应用数学或其他学科，都是冯·诺伊曼要涉猎的领域。关键是他做啥像啥，而不是自我吹嘘、高谈阔论。冯·诺伊曼的本事源于从小养成的极度专注，我猜想他可能是立体地去读数学或物理的书，惊人记忆力使他能在瞬间顾及书中前后相关的东西，从而联想出比书中还多的东西。以致等他把书看完，自己差不多就能写出一本更好的。书中提到他在黑板上写数学，竟然能说“根据三次或六次前擦黑板时某某处写过的一个定理”之类的话。因此，他能迅速透彻理解新生事物、然后把别人远远抛在后面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意思的是，他往往记不住前一天见过的人的面孔。这是他专注的“代价” ——必然有不在意的时候。甚至有年轻的女雇员抱怨说，冯·诺伊曼常看她们露在裙外的美腿。其实，专注使很多科学家做出奇怪举动的例子并不少见。 一般人总以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纯数学和理论物理的天堂。但读了此书后，我有点吃惊地发现，书中披露的一些故事与我想象的着实有些距离：在那里，纯数学家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使他们对院长的管理曾表示尖锐意见，连爱因斯坦也卷进去了，但务实的冯·诺伊曼却没有参与其中。至于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也闹分裂，但没有对冯·诺伊曼表示明显不满的记录。冯·诺伊曼希望高研院能支持他进一步的计算机研究，作为理论天堂的高研院不太乐意，不过还是破例开了个实验室，他一去世就把这个项目终止了。这表明，理论归理论，利益归利益，搞纯理论的人也不可能真不食人间烟火。在政治上，冯·诺伊曼是鹰派人物。鹰派常常被鼓吹和平的鸽派科学家和文化人指责为好战分子，但偏偏就没有人数落过冯·诺伊曼。所有一切都可见冯·诺伊曼的处世之低调，而且他在表态之前已有理性而慎密的思考，这就有了书中所说的他不愿与人辩论，因为别人总要败倒。他具有从不把人惹毛的本事，大家都很信任他。 新时代科学家的典型形象 冯·诺伊曼是信息时代科学巨子的代表。在这个时代，信息应该是最重要与最核心的名词，所有学科应该体现或围绕着这个概念展开。 迄今，人类文明历经了几个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其标志概念分别是力、能量和信息。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中，人们总结的力学规律以阿基米德为开端，当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时，便是力学发展到顶峰之际，我们知道那是牛顿的工作。而在牛顿、莱布尼茨时代已有机械能的概念，到19世纪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是一个高潮，最后以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为顶峰，完成了工业时代所做的物理。而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在19世纪中后期已初见端倪，即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玻尔兹曼等人对熵的研究。至于到爱因斯坦时代，包括爱氏本人，已经对信息的概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冯·诺伊曼指出，19世纪要解决的是熵的本质，这是一个热力学与进化论之间矛盾的问题，20世纪则要处理复杂性的概念。这些问题今天是否已得到完满解决，目前尚难定论。 科技作为人类最普适、创新的力量，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早期，人们还未看出它的强大。在错误政策的干扰下，科技的发展会停滞或变慢脚步，但也不至于出现人文道德领域的徘徊、走弯路甚至倒退的现象。进入信息时代后，受干扰就少了，科技反过来要影响甚至决定政策。即使是处处跟美国作对的恐怖分子也没法拒绝计算机、手机和武器。然而新问题也随之产生：过度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全球变暖正是冯·诺伊曼预言且为本书作者强调的一个话题）；另一个代价是大科学的产生，以及科技与人文的疏离。因此，新一代科学家扮演的角色是群体合作，而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冯·诺伊曼本人大概是最后的几位英雄之一了），人类已不会再产生爱因斯坦、牛顿之类的极受崇敬的象牙塔中“半人半神”形象；这些人搞科学纯粹或几乎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此外，他们多半还有一些人文、哲学乃至宗教情怀，甚至舞文弄墨，编制出大量格言警句，直到今天还在中小学教育中随处可见。实际情况却是，人类自打进入现代社会后，人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由于缺乏人文宣传，科学家都退到幕后去了，尽管科技在今天影响更大。这些都为冯·诺伊曼敏锐地感觉到。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像个精明的商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喜欢美酒、舞会甚至飚车；他并不像一些文人一样义愤填膺，而是用他理性的数学反抗法西斯和霸权主义，这往往也更加有效。 冷战结束后，对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及数学家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强烈的后果，“冯·诺伊曼效应”越发明显。可以这样说，冯·诺伊曼与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事，仅仅差了一代，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爱因斯坦最后一项伟大发现“广义相对论”是在一战期间完成的(1915年)。一战被公认为是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故爱因斯坦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最后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尽管他的贡献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为伍的还有罗素、玻尔等人；而冯·诺伊曼、费恩曼等则代表了现代科学家的全新形象，他们较少关心哲学、社会，较少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尽管我更喜欢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形象，但时代的变迁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施尔玛赫在他的名著《自私：生命的游戏》中提到： 1996年，物理学家平布雷在美国物理学会举行的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安慰这个职业受挫的人们的心境，“今天，每一位物理学家都必须面临这个问题，接下去的职业生涯从哪里起步。”然后，他向同事们推荐了华尔街。他并不是媚俗，认为钱赚得越多越好，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向：物理学家是被逼无奈，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讲话结束时，平布雷高声说道：“要是爱因斯坦在今天还是个小伙子，他很有可能会在华尔街工作。他一定收入很高，晚上下班准保筋疲力竭，只可惜，他再也不可能有朝一日名扬天下。' 可以说，物理学家（以及数学家）的遭遇在科学家群体中比较典型。其实，如果冯·诺伊曼活在今天，他或许是最愿意投奔华尔街的科学家。而麦克雷的书中则幽默地说，在今天，“与时俱进”的冯·诺伊曼亦会对电子游戏的原理感兴趣。冯·诺伊曼自己就曾表示，他来自匈牙利这个小国，缺乏生存意识意味着可能穷途末路甚至在战争中当炮灰。在这样的情势下，怎么可以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去选择研究的课题呢？ 然而，冯·诺伊曼毕竟是伟大的，他不仅与实际结合，还在于他是个真正流芳百世的大师。纯数学家哈代说过，好的数学作品与好的艺术品都是永恒的。冯·诺伊曼总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他的思想和理论，所以他的应用数学也具有永恒的价值。无论是纯理论还是应用，科学发现有如探藏，大师做的固然是发现金矿，但要让别人相信，往往也要亲自发掘一下。 冯·诺伊曼 冯·诺伊曼早年主要是数学家，做经济学时，他并不是经济学权威；在搞计算机时亦是如此，所以他不得不亲手挖上几大桶金，以提醒世人：这个方向是有价值的。 很显然，信息产业会与人类共存，就像农业、工业一样，但是信息业的高潮——也就是信息时代——或许会在未来被生物技术替代，至少现在它仍是如日中天。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大多集中于信息产业就说明了一切。毫无疑问，任何一种产业的迅猛发展，都对人类社会的思维、生活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永久性的改变。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最终是什么，在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完全看清的。就像农业破坏了生态（很多历史遗迹如西域、撒哈拉都由绿洲变成了荒漠），工业带来了环境污染与核战争的威胁，信息业也必然且已经带来负面的东西，但这与科学家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我们无限留恋的那种崇尚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渐渐消逝，现代年轻人除了歌星和CEO，几乎说不出几个科学家的名字，可那些科学家的贡献已深深地融入人类的生活中，永久性地改变了历史。 田延彦（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出版社科学部） 来源：《中国数学会通讯》2015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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