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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瑞杰 “执政信义”言官玺 楚系官玺 秦系官玺 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以印示信的行为很早就产生了。 印章作为信物，其用途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象征权力。《说文解字》释印曰“执政所持信也”。《文献通考》亦云“无玺书，则九重之号令不能达之于四海；无印章，则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于所属”，对印章的政治作用作了洞彻的解说。 据当代印学家叶其峰考证，可识别的齐玺有二三十种，如“昜（阳）都邑圣□盟之玺”，此玺收录于郭申堂的《续齐鲁古印捃》，是比较典型的齐国官玺。为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盟约之用，当时有所谓“有事而会，不协而盟”的外交活动。可以想象，在动荡的社会中，大量的承诺和义务不得不靠相互约定来履行，而这种约定每每只能依靠信义。盟约被称为“信义外交”，有所约定并要求采取盟誓方式，反映了人们对约定的重视程度，即对“信用”的迫切要求。 目前可定为燕国官玺的也达三四十种。当然，在古文字学中古玺的发展，已超出叶其峰的“认识”。“单佑都市节鍴”，据《金文分域编》载，此玺于晚清时出土于河北易县，为燕物无疑。此玺呈长条形，有燕国官玺的重要特征。该玺籀文书写自然，文字重心向右略倾，憨态可掬。在燕国，此类长条玺均用阳文，有边框与无边框并存。我们认为燕系官玺形制不走“正方形”之“寻常路”，其深层之原因，耐人寻味。 据地名等特点，可推定的三晋官玺不下三十种。例如“左邑余子啬夫”，左邑即今山西闻喜县，战国属魏。“余子”或作“馀子”，即卿大夫的子弟之通称，可为官。啬夫为卑官，此印之啬夫为余子属官，所以称余子啬夫。可见，此玺为低级官吏用玺。晋玺有一个特点即印体形状小，目前遗存的三晋官玺中多是县邑小吏所配，边长一般为1.5厘米见方，比楚、齐、燕等国同级官吏配印小得多，且多为阳文。玺文与印体一同铸出，笔画较细，字体秀丽。春秋末年，历史上曾发生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件，因此三晋官印一脉相承，其共同的特征是形制小，寓平正于险绝之中，极富变化。 “郢粟客鉨”是楚系官玺。目前认出楚国官玺不下五十方，例如“连尹之鉨”“郢粟客鉨”等都是楚玺的标准品。另外楚官玺多刻凿、阴文，玺文排列无定式，其文字风格多雄健粗犷，印文有浓厚的楚系地域风格。 战国秦系官玺遗存较少。秦国玺文中的“咸”字，乃咸阳市亭的省称，故为秦玺。“工师之印”，此印定为秦物。秦国的势力发展较晚，但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玺印制度。秦统一全国以后，天子之印独称“玺”，百官印及私自印称“印”，赋予了印章的等级意义。此印上疏下密，体态敦厚，极似当时的器皿铭文。同时，还要考虑到秦国与楚国接壤因素，某种程度秦玺与楚国官玺有一定的相近性。 “君子取信”示私玺 古代成语玺 词语玺 战国私玺是指当时私人所使用的印章，包括姓名、箴言、吉语、肖形玺等。官印的本质是信，私玺（印）中的姓名印也代表着个人的信誉，因此其本质与官印相同。但是，其他类型的私印就不一定都是“取信于人”的凭证了。罗福颐编著的《古玺汇编》收录3700余枚古玺，剔除杂在其中的箴言玺、吉语玺，可达3600余枚，在此仅举一例“士君子”。“士君子”此词多见于《墨子》和《荀子》，为古代成语，指士中的君子，即士中最有知识、最有德行者，为两个圆形和一个三角形合璧式杂形玺，实为内方外圆、稍加装饰而又形似古币的小玺。类似的玺还有“吉富昌”，其为两小一大三个圆形的联珠玺，还有十分奇妙的分为上下两半，一半有凸榫，一半有凹孔，将两半合拢起来，颇类于后来的兵符与信符，上下级或内外人“各执一半”，以此取信验身。与 “士君子”相似的成语玺有“圣人”“君子”“王之上士”等。 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大功臣。我们知道，天下平定以后，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书同文”。就是说，秦以前的文字，“各自为战”，同一个字，会有部首、笔画的差异。譬如“宜有千万”，此印的“千”字和“万”字，已知写法不下十种，主要原因是当时文字尚未定型。 战国古玺有近一半的文字字义至今还释读不出来，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感受其艺术美。我们欣赏印章不能像是在读书，也不是要从文字里看出所谓其微言大义。其实，我们欣赏印章更像是在观画，是从线条的排列、文字的组合中去体会一种造型之美。 值得一提的是，“正行亡私”之类的箴语印、“千金”之类吉语玺，却为后来秦汉肖形印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形写神”现肖形 肖形印 战国时代，思想解放的思潮促进着人的觉醒及其审美意识从原始宗教桎梏中的解放，促进了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百家争鸣”，又推动了当时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肖形印，又称象形印、肖生印、画像印、画印，这类印章图像精美而小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此，叶其峰认为：“肖形印的起源可上溯到西周，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方龙纹印、一方鸟纹印，其纹饰风格与西周或春秋青铜器纹饰相近，其时代应确定在战国以前”。 总体看，战国肖形印的图像，均具强烈的时代特征。诸如英武刚毅的凤凰、奔腾若飞的独角兽、充满灵气的小鹿和略带稚气的小鸟。当然，类于战国青铜器上的纹饰，或可在同时期的玉器上找到它的踪迹。显然，战国肖形印，不是某种具体的动物形态，而是印工对某种动物长期的观察后而做出的一种艺术的高度概括。 战国时代的肖形印，内容上逐渐摆脱了原始宗教的恐怖与森严的气氛。除了表现崇拜自然的思想外，也直接从“人世生活”中取材，并在神话传说中的各类神怪的形象上注入“正义定能战胜邪恶”的时代精神。在形式上，原本那种严谨、精致而又单调、凄厉的格调正在逐渐淡化，而首先抓住表现对象总的神态及外形上的主要特征，加以极有概括力的大刀阔斧的处理，彰显粗犷与大气。战国时的文字印，印工在制作时还有一些章法布局意识，而战国肖形印则完全不在乎商周（春秋）时浓郁的“图案意识”传统，表现出一种豁达自由、睥睨一切、踌躇满志的社会情状和文化精神。无疑，战国时代的肖形印，是肖形印由商周（春秋）的萌芽迈向秦汉印章鼎盛时期的一个桥梁。 综上所述，战国古玺为我们呈现出“政治与制度”“信用与君子”“图腾与崇拜”的神奇画卷，为今天的文艺繁荣注入了“借古喻今”“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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