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收获》| 笛安：2003年的冬天

老鄧子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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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笛安

2003年的冬天

笛安

2003年，我念大一。二十岁才上大学，是因为刚刚出国的那两年必须在语言学校里像个儿童那样从头开始学习别人怎么说话。我至今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将自己丢进了完全陌生的一种语言里面去，可能，我也不会那么早开始写作了。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人生第一篇小说是在《收获》发表的，而二十岁的时候，我其实还不大懂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少女时期的我是个自卑的人——自卑这个词用在这里，不是小清新的文艺修辞，而是实实在在的，像氧气一般跟生命共同呼吸的存在。倒不是说我活得有多不快乐——我是个很容易就能开心起来的人，只不过，我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一定做不到我想要做到的任何事——不过，这也没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有人梦想成真，那么自然就得有人把失望当成是人生的全部——所以，乐观就好了。

“自卑”对于当时的我，已经完全成为某种体系的内核，围绕它，很多的价值观得以完整地形成，我甚至不敢问自己一句：是不是，真的，没有别的可能了？

所以，当我写完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准确地说，我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就跟自己说好了一件事情。我一边在键盘上敲字，一边忍受着那种写下自己也很得意的句子的喜悦，但是同时在心里跟自己商量：“亲爱的，你也知道的，如果没有人会喜欢你写的这个故事，也没什么，这件事我们就这样说定了，无论你自己在写的时候有多么由衷的骄傲，你也要记得，很有可能你其实写得一点都不好，可是，真的没什么的”——所以，我只好相信，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笛安中篇《姐姐的丛林》刊载于2003-6《收获》

2003年十一月的月底，我拿到了刊登着我的小说的那期《收获》。因为国际邮路的关系，还是耽搁了两周。那时候我问自己：是不是真的？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一期《收获》，是巴金先生百岁华诞的纪念刊。从那天开始，至今，我知道有太多人都在说：瞧那个女孩，她多幸运。他们说得都是千真万确的。可是我想没人相信吧——九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捧着那本崭新的，泛着油墨香的《收获》，轻轻地翻了两页，就看到自己的名字，我当时的签名还像是小学生——没人知道我那时候有些害怕地问自己，如果这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瞬间了，那往下的日子，我该怎么办？

我害怕这只是个美妙的，还没开始就会结束的开始。我害怕这就已经是我所能做到的全部。我害怕类似此刻的那种觉得一定还有更好的事情会发生的期盼。多年以来，其实我总是在跟自己说一句话：不要再期待了。因为上帝是不可能永远垂听你的期待的。一个内心自卑的女孩，就这样，开始了她充满惶恐的写作。她还是决定继续写下去了，至少——《收获》愿意用她的稿子，也许这证明了，她可以，允许自己接着写。

九年过去，她想起当时因为过分开心而伴随着的恐惧，依然会笑的。她已经懂得了一件事。那个幸运的女孩，她承载过那么多诚挚的期待，随着岁月，她马上就要抵达一个不好再被称为“女孩”的年纪——她会让其中的一些期待落空，会让一些人失望，尽管她依然记得必须对所有曾经期待过她的人致谢。有时候她也问自己，她想写的那种小说，会不会，终有一天，曾经所有期待过她的人都会觉得上当受骗了，会不会，终有一天，那条路上就只剩下了她自己，过去一路上不同种类的繁华或是盛景，都会幻化成一个望不到边际的，没有什么植被的荒原呢？她耳边只有风的声音，她希望她可以把她的小说锻造成为传说中的屠龙刀——至于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过，不管她怎么变，总觉得这世上还有些东西是一直不会改变的。比如那本第一次发表她的小说的刊物，五十五年了，一直在那里。目送过多少作者来来往往，也见证了不知道多少的光荣和梦想，失败和伟大。这是一件温暖的事情。好像只要一回头，那个名叫《收获》的码头，一直都在的。

最近一次刊登在《收获》上的小说，写于2011年的秋天。对比着2003年冬天那篇处女作，这其间的改变一望而知。我再也没有当初那种不自知，不害臊，却无比珍贵的稚嫩了。那与文字无关，改变的，是人。2011年，我其实像当初那样，认真地，把《收获》上的每行铅字反复地看。人并不会因为长大了就能写得更好，但是的确会因为长大了而减少一点对人生的恐惧。我知道，二十岁那年的自己永远存在于那篇《姐姐的丛林》里的字里行间，我不需要任何照片，任何影像，只要我能把那些文字再重头读一遍，就看得见当初的自己——穿着边缘磨破的牛仔裤，坐在一个木地板“吱吱”作响的小房间，比现在要重起码五公斤，讲话的尾音总是往上扬的，最重要的是，满眼都燃烧着强烈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