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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 影纪

 茂林之家 2017-12-10


杨德昌: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杨德昌(Edward Yang),1947年11月6日出生,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1岁时移居台湾,电影导演及编剧。


2007年6月29日因结肠癌在美国去世,享年59岁。


文 | 陆支羽

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后最重要的事,恐怕当属纪念杨德昌导演的祭日。遗憾的是,时隔多年,终究不曾有人来完成他未竟的遗愿——《追风》。2007年,筹划数载的武侠动画《追风》尚未完成,杨德昌便撒手人寰。妻子彭铠立说,他死前最后一刻都紧握着画笔。而在影迷们眼中,握在杨德昌手中的,除了画笔,还有一把隐形的手术刀。无一例外,他总是熟稔地操持着锋利的刀刃,剖析着台湾都会里的林林总总,也剖析着我们的心。


有人说,杨德昌是华语电影世界中最会讲故事的导演,只可惜天妒英才,尚不曾迈入花甲之年,便匆匆离世。回想年轻时代的他,曾疯狂着迷于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他曾说,费里尼的《八部半》看到第四遍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而他自己的一生也最终休止于类似“八部半”的魔咒里;准确地说,他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七又四分之一部(四分之一是指收录《光阴的故事》中的第二个故事《指望》)。终其一生,从《指望》到“台北三部曲”(《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新台北三部曲”(《独立时代》《麻将》《一一》),他的作品着实屈指可数,但每一部都弥足珍贵。


2007年6月29日下午,杨德昌因结肠癌在美国洛杉矶的比佛利山庄去世,享年59岁。相比于那些年逾耄耋、功成名就的电影大师,他实属英年早逝。二十几年的电影生涯,对他而言终究太短了。除了未完成的《追风》,他还有太多故事想拍,包括他在心中酝酿已久的动画武侠梦。想来,那个病榻上的杨德昌,也正如昔日的费里尼,直到弥留之际,依然在慨叹自己还有太多故事没有讲完。


记忆中,杨德昌属于大器晚成的导演。而立之年,他的生活依然与电影毫无交集。直到35岁那年,他才放弃原先的生活轨迹,正式跨入电影行业。他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短片名为《指望》,与柯一正、陶德辰和张毅三位导演的短片共同收录于《光阴的故事》。那一年,他们一群人便成为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驱。


在新电影运动的五年期间,杨德昌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阶段。1983年,时年36岁的他拍出了《海滩的一天》,张艾嘉和胡茵梦主演,杜可风担任摄影。在影片中,杨德昌以婚姻为由,表达了都市人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两个人结婚以后总是圆满大结局,而大结局之后呢?没有人告诉我们。”也是在同一年,侯孝贤拍完了极具乡村风情的《风柜来的人》。自此,台湾电影史上的两座丰碑渐露雏形,杨德昌的“都市”与侯孝贤的“乡村”,开始成为评论界绕不开的重要话题。


《海滩的一天》剧照


三年后,杨德昌在《恐怖分子》中道出了他对台北现状的忧虑,他说,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恐怖分子。于是,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彼此伤害、相互胁迫,直到绝处,无力逢生。李立群饰演的李立中,与缪骞人饰演的女作家周郁芬,最终都逃不出命运的囚笼,而李立中的疯狂复仇更像是一场梦魇。影片最后那一声枪响,李立中头破血流,倒在澡池中,伴随着蔡琴那温柔绵长的女音,这一刻成为太多影迷心中抹不去的痛楚。


杨德昌发掘张震,是从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那一年,张震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几经打磨,才渐渐成为文艺电影演员中的翘楚,大导演中的抢手货,包括侯孝贤、王家卫、金基德等,都一度垂青于他。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张震饰演的小四就像一头叛逆的困兽,游走于夜幕四合的漫漫长街。影片最后,他从胸口掏出一把匕首,杀死了心爱的女孩。时过境迁,这一幕依然堪称华语影像中最残酷的青春瞬间。2001年,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在拍《关于莉莉周的一切》时,就借用了杨德昌的这个结尾,却已然褪去了太多的残酷,更像是一场祭奠。


从上到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谁也不曾料到的是,2000年的《一一》竟成了杨德昌的遗作。那一年,正是华语电影如火如荼的大年。杨德昌借此荣膺戛纳最佳导演奖。毋庸置疑,《一一》是杨德昌一生中的集大成之作,英译名为“A one and a two”,每个人都注定孤独。恐怕,这也正是杨德昌终其一生的内心写照。人虽为群居动物,却注定彼此隔绝,20世纪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困境从未消失。


在《一一》中,杨德昌构筑了一个独属于台北都市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简南俊始终恪守着朝九晚五的工作,直至精疲力竭。母亲敏敏一如既往操持家务十几年,却因一个下午的哭诉顿觉人生虚无。女儿婷婷深陷于初恋的困惑与懵懂,及至发现自己不过是朋友爱情的替代品。儿子简洋洋则对大人们的世界充满了灰色的好奇心,直到在外婆的葬礼上,他苦恼地发现“他也老了”。在这个以“家”为单位的集体中,我们恍惚觉得,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经常听一些大人这样夸奖小孩子:千万不要与小孩子搭戏,小孩子的演技太可怕了。或许是出于对小孩子的钟爱吧,我最初看《一一》就是因为迷恋上那张“洋洋手持相机”的海报。孩子演得真好,超然于同龄孩子又不失孩子气。现实中的孩子叫“李洋洋”,电影中的孩子叫“简洋洋”。杨德昌大概是怕洋洋演不出孩子式的天真,便只是把洋洋的“李”姓改为“简”姓。洋洋还是洋洋,电影与生活本身没有两样。


《一一》海报


及至杨德昌去世,再回头看《一一》,忽而又有另一番感触。或者洋洋只是在演他自己,甚而不觉得自己在演戏,也或者可以把杨导给他的那些台词理解成“童言无忌”。但看完整部电影,你又会觉得洋洋宛如一个小大人,就像有人对这个孩子的定位:心理年龄是生理年龄的两倍半。


简洋洋拿着相机拍了好多人的后脑勺,一一对应地拿给大人们看。“洋洋,你这拍的是什么呀?”洋洋说:“你自己看不到啊,我给你看啊。”这是洋洋自己摸索出来的处世哲学,看似简单,却“别出心裁”地暴露了人群的窘困处境。正如他对父亲简南俊的一连串提问,“爸比,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啊,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爸比,我们是不是只知道一半的事情呢?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作为父亲的简南俊显然已经跟不上儿子成熟的节奏。洋洋的提问亦不是谁都能给出答案,即使杨德昌也给不出。我们唯一能够知道,《一一》讲述的是一群人的孤单。而这一群人就像是整个世界的缩影。


昔日看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听到父亲奥斯卡对剧院(小世界)的演员们大谈大世界的残酷与纷扰,恍然就想到了杨德昌的《一一》。扼腕痛惜之余,又兀自觉得有一种被称为“宿命”的东西在隐隐作祟。


一一》剧照


两个导演“死”在同一个夏天。《一一》成了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而伯格曼在拍就《芬妮与亚历山大》之后也宣称这是他的收山之作。两部作品的主旨与架构惊人地相似,只是伯格曼大谈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而杨德昌似乎什么也没说。唯有简洋洋的最后一段话成了华语电影的经典。“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我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有人说,杨德昌的伟大之处在于不可模仿,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始终将缜密严谨的工科思维投注于城市影像中,深度剖析着台北的现实与人心的变迁。对于电影专业出身的后辈们而言,杨德昌的电影太难模仿;相比之下,复制侯孝贤的抒情“乡村”则要容易得多。就近些年来看,台湾新生代导演中常有人效仿侯孝贤,虽气韵不足,却也偶有佳作。但遗憾的是,终究没有人能师承杨德昌。也正因此,在他去世后十年间,没有人敢站出来,继续完成他最后的半成品《追风》。


与法国新浪潮一样,台湾的“新电影运动”也曾诞生了不少重量级导演,除了杨德昌与侯孝贤之外,还另有陈坤厚、万仁、吴念真、柯一正等。纵观台湾影史,更不乏李行、王童、蔡明亮等一大批新老导演。但相比之下,杨德昌作为新电影运动的重要旗手,他的后续影响力显然更胜一筹,并誓将一直延续下去,为后世电影人树起一座沉甸甸的艺术丰碑。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曾说:“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影响,来自突破了传统的本土电影语言,用西方的概念,呈现当代台湾社会、家庭与人文的状态,手法犀利,但充满人性关怀,并提出醒思,无论是早期的《海滩的一天》,到后来《一一》都是。”


相比之下,拍于1994年的《独立时代》是杨德昌作品序列中的另类之作。不同于早期作品精细缜密的布局,《独立时代》如风驰电掣般,意外地暴露出桀骜不驯的愤怒情绪。杨德昌对于台湾当世的针砭时弊,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残酷现实的泡沫假象,也剖开了城市人的孤独命运。


《独立时代》剧照


1996年的《麻将》则是杨德昌中期的一部佳作,同样讲述不谙世事的年少轻狂,确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相映成趣。影片中,红鱼、纶纶、牙膏和香港“四人小集团”到处敛财骗色,游戏人生。至终,他们才猛然惊觉,他们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更是他们的青春。正如牯岭街的张震成长于杀人事件,他们则成长于一场命运赌局。时间洪流中,这一帮少年注定无法成为历史的命脉,而此刻,他们的血是热的,心是滚烫的。正如有人所言,除了傻子和骗子,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作年轻人。


生而为人的宿命,恐怕大抵便是如此。杨德昌镜头下的众生相,他们看似庸庸碌碌,却也埋头前行。他们像大多数台北人一样勤勉,却又逃不开中产阶级的弊病。他们总是努力想要握紧什么,最终却往往拗不过时间的洪流。可见,杨德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他的内心也如他的作品般充满了张力,这种张力是悲剧性的,它们炙热而冰冷,甜美而苦涩,梦幻而现实。


很难想象,倘若没有杨德昌的出现,台湾电影会成为何种格局。虽有侯孝贤执掌大局,却终究会少了一份难得的厚重。窃以为,杨德昌对于台湾都市生活的深度剖析,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得了。这份艺术家的殚精竭虑,不仅属于时代,也属于永恒。当大多数时代之作渐渐被历史淘汰殆尽,杨德昌的作品则依然充满着强大的底气。正如蔡琴在闻讯杨德昌逝世后所言:“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本文选自 《小丑,马戏团的眼泪》

陆支羽 著

凤凰联动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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