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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理财的风险

 贯泽 2017-12-10
银行间的理财购买方也是银行,换句话说就是A银行的自营资金去买B银行的理财。 

        同业业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是微观机制,也就是从事同业业务的这些机构自身面临的个体性风险;二是宏观机制,即是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总结概括的Calico机制。
  微观机制方面:
  第一,同业业务存在较为严重的期限错配,会给单个机构带来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这可以通过流动性覆盖率指标(LCR)来衡量,银监会今年3月发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对该指标提出了定量定性要求。同业业务做得比较多的银行,这一指标会明显恶化。
  第二,期限错配增大了很多单家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Interest Risk),甚至使其敏感性缺口发生方向性变化。例如,以前很多银行负债期限长于资产,因此喜欢央行加息;但同业业务是用很短期限的负债去匹配很长期限的资产,和银行传统的非同业业务的资产负债的配比方向相反。所以,同业业务的增加会导致银行从喜欢央行加息变成喜欢央行减息。问题的关键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率敏感性已经发生了这种方向性变化。
  第三,集中度风险(Concentration Risk)增大。集中度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基础资产的角度看,一部分非标资产最终投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矿产等限制性或投机性领域,增加银行在这些领域的风险集中度。二是银行之间的风险敞口大幅度增加,使得风险的相关性急剧上升。
  第四,集团传染的风险(Group-wide Risk)增大。很多银行通过银行下设的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从事非标债权业务,并且自己在表内持有,可能违反了关联交易、防火墙的内控要求和监管规定,使得风险隔离失效。
  第五,信用风险(Credit Risk)增大。一方面是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借款企业的信用风险也需要纳入考虑。因此,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从同业业务获利的同时,也承担了本来不需要同时承担的风险——既要承担同业敞口风险,又要承担非标资产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
  第六,从监管角度来看,大量的抽屉协议等破坏了合规文化,增加了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这是一种对于金融生态的破坏,会使得监管难度和监管成本极大上升。
  此外,还有一种风险是高杠杆风险,一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观点。有研究指出,2012年初同业资产杠杆率是8倍,而到2013年中旬杠杆率上升到了16倍。这些研究没有说明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处理,如果可靠,那么同业业务也会通过提高杠杆而使银行的脆弱性增加。
  在宏观机制上,同业业务如何导致金融不稳定?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大体总结了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恰好构成了一个英文单词:Calico(其中文意思是卡里科冲锋枪或者印花布、白棉布)。
  第一个传导机制是通过推动信用膨胀推动金融不稳定的扩大(Credit Boom)。一些同业业务通过出表规避风险,或者选用低风险系数的业务模式,规避或者弱化存款准备金(负债方)、资本充足率(资产方)、合意贷款规模(资产方)、存贷比(资产方 负债方)等监管指标的约束,导致表外信用扩张大幅增加,广义信贷/GDP快速上升(见图4)。这里的广义信贷包括银行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余额等。如果没有同业业务的扩张,信贷增速会平缓一些。
  第二个传导机制是风险偏好的提升(Risk Appetite)。这一点特别重要,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伴随着金融机构市场风险偏好的提升。同业业务无疑提升了银行的风险偏好,甚至导致一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交易投行化。
  第三个传导机制是流动性风险增加(LiquidityRisk)。同业业务的发展,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会造成零售存款向同业负债的转化。同业负债高度依赖于金融市场,其稳定性远低于零售存款,这种负债的结构变化使银行负债的整体稳定性下降。另一方面,在资产方对于同业资产的过高配置也会增加资产组合与现金流管理的难度。这两方面因素将使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上升,也会使整个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增加。
  第四个传导机制是关联性和复杂性风险上升(Interconnectedness&complexity)。同业业务增大金融机构之间的敞口,使得各金融机构的相互关联性上升。如果说十年前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点对点的联系,那么藉由线上和线下的同业敞口,目前金融机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张利益交错、风险共担的网络。这种关联性和复杂性的上升,将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第五个传导机制是抬高了融资成本(Cost)。资金链条延长,中间环节费用增加,导致资金成本高企。虽然资金最终还是进入了实体经济,但雁过拔毛,过度的中间环节会增加实体经济的最终融资成本。以银信通道类业务为例,信托公司在通道业务上的收益,实际上就是银行的成本,而这些都被转嫁到了融资企业上。据初步测算,2013年上市公司EBIT是7.6%,2014年一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是7.37%。这两个数字虽不能直接对比,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企业融资成本较高。这既是一个微观问题,也是宏观风险。因为从银行不良资产来讲,贷款最终是要流向实体经济,如果实体经济不好,金融机构也好不了。但从最近的一些数据可以出,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融资成本相比,已有趋稳的迹象。
  第六个传导机制是同业业务扰乱金融秩序的风险(Financial Order)。由于我国的同业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信贷通道的职能,在客观上混淆了各类不同金融功能的实现路径,使得市场信号混乱程度加剧,扰乱了金融秩序,不利于金融业规范发展和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
  从管理的视角来看,同业业务目前的做法和内部管理有不少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比如说,部分金融机构把标准化的资产集中到总行经营管理,一些非标准化、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反倒允许分行自由做。此外,很多同业业务违反会计处理原则、业务透明度低等。就此可以看出,银行对风险的感知、识别和管理还有待改进。
  银行过去很少有某种单一的业务能像同业业务一样面临如此多的风险。例如,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会导致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合规风险、大额敞口风险,但是几乎不太涉及风险关联性、风险偏好和系统性风险,而同业业务把这些风险全部囊括其中。
  从理论上分析,同业业务究竟是如何影响金融稳定的?最近IMF的经济学家Ratnovski等的文章基于银行牌照价值( franchise value),分析了银行交易性业务的发展对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交易性业务可以帮助银行在短期内扩大资产规模,获取利润,但过度的交易性业务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过度,降低银行的牌照价值。
  一方面,银行在做交易性业务之前和做交易性业务之后所占用的资本具有时间的不一致性,即过度的交易性业务导致资本积累不足;另一方面,风险转移存在“合成谬误”,即银行认为交易类业务的风险可以快速转移出去。尽管目前我国银行同业业务与欧美国家银行业的交易类业务的运作机制和交易对象并不相同,但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机制有相似之处。
  我们不妨将我国的非标资产和美国次级贷款做一个对比,可以发现,两者既有一些相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
  在相同点方面:第一,资产质量比表内信贷差一些;第二,缺乏透明度;第三,主要目的是规避监管;第四,构成了金融机构的共同风险敞口。这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区别于历次危机的一个主要不同特点,过去的危机大体上是由于机构破产倒闭引起的,而这次是由于很多金融机构都持有了次贷资产这一共同风险敞口导致的。另外,中国非标资产的产品规范程度、风险隔离程度甚至还比不上美国的次级债券,因为美国次级债券毕竟还有资产证券化这一隔离机制。
  当然,两者也存在一些不同点。第一,美国次级贷款衍生品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而我国同业业务的交易主体大多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二,幸运的是,我国同业业务的基础资产质量可能要好一些。但值得特别提醒的是,基础资产质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会随着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第三,我国的市场参与者假定了政府的隐性支持,这是我国同业业务的独有特点。
  关于同业业务,经常谈到监管套利,如何认识和看待监管套利?监管套利是指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的差异或模糊地带,选择按照相对宽松的标准展业,以此降低监管成本、规避管制和获取超额收益。在次贷危机之前,监管套利是个中性词汇。但在次贷危机之后,监管者已经给监管套利贴上了非常明显的负面标签。
  对监管机构而言,监管套利会损害监管的有效性和公信力;对金融市场而言,监管套利有碍公平竞争,会破坏市场秩序。正因如此,危机之后的影子银行监管关注的就是监管套利和系统性风险隐患。就同业业务而言,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规避资本监管、存贷比监管等。假定某银行的买入返售资产是6000亿元,如果把这6000亿元按照100%的风险权重计算,加权风险资产大概会增加4500亿元,如果买入返售资产在各项资产中占比又较高,则可以预计资本充足率会因此明显下降;而如果要维持资本充足率不变,需要额外筹集一大笔资本金。如果按照50%的风险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也会增加1500亿元。从资本监管角度看,同业业务对银行很有吸引力,但对监管而言还需要高度防范其风险。
发布于 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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