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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界限，常见的有这么几种。 最常见的，是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前476年）为起点，前此则为《十二诸侯表》。《六国年表》提到 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内争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 显然司马迁是把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同样视为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只不过前者是个漫长的过程，齐简公的死在前481年，这一年也是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春秋》绝笔。司马迁以此后新的周王即位，作为《六国年表》的起点，也就是前476年。这是传统上最主流的看法。 郭沫若于1952年写成《奴隶制时代》一文，为这一断限注入了新的解释： 奴隶制的下限应该划在什么时期才比较妥当呢？我现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把它划在春秋与战国之际。依据《史记》，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四七五年。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默契，在这之后的战果作为封建制的初期。 郭沿用了《史记》的断限，但对于春秋和战国的时代意涵，提供了迥异于司马迁的观察。他和司马迁的出入是，对于周元王元年是前476还是475之别，但两者的绝对年代是一回事。这个说法被官方和主流教材所采用，主流的《历史年表》都沿用郭说，目前辞书后附的年表基本都是如此。 《战国策》开端以及杨宽的说法。 《战国策》是刘向汇编而成，“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國策”。起于公元前455年，“知伯索蔡、皋狼于赵，赵弗与，结韩、魏围晋阳”，是役奠定了三家分晋的格局。 杨宽《战国史》认为： 所谓六国，原是指秦以外的东方六国而言，把秦排除在外，当是沿用东方人敌视秦的习惯，显然是不确切的。把战国作为时代名称，起于西汉末年刘向汇编的《战国策》，这是确切的，因为连年进行兼并战争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但杨宽同样认为，对于表明战国时代的兼并特性而言，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都是重要的事件，杨宽是遵循《战国策》的故辙，并非认为三家分晋有着比田氏代齐更浓厚的历史意义。 《资治通鉴》的开端。《通鉴》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与《战国策》较为接近。《通鉴》第一段就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司马光发了一大段“臣光曰”的议论，强调名分的重要，批判周王室确认三晋为诸侯的行为。 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害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胡三省注撮其大意，解释是： 三家者，世为晋大夫，于周则陪臣也。周室旣衰，晋主夏盟，以尊王室，故命之为伯。三卿窃晋之权，暴蔑其君，剖分其国，此王法所必诛也。威烈王不惟不能诛之，又命之为诸侯，是崇奬奸名犯分之臣也。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 从司马光的观念出发，三家分晋是历史的一大转折。 春秋、战国是后人对一个时代的概称。不像朝代更迭，有明确的分割点。以什么时间和事件作为两者的分割点，归根结底取决于各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即便选择了同样的叙述起点，也可以是基于不同的历史观（司马迁和郭沫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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