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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先生们之徐迟:插上诗的翅膀,飞向天空

 育则维善余言 2017-12-11



文|李辉


幻灭于孤独之中


1996年6月在武汉看望徐迟,李辉 摄。


1996年春天,在北京看望徐迟先生。左起:徐迟、冯亦代、温红彦、黄宗英,李辉 摄。


1996年6月15日在武汉看望徐迟,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合影。


从来没有想到,1996年会是徐迟先生人生的最后一年。竟然在12月12日这一天的午夜,他在武汉医院病房的阳台上,腾跃而下,与这个世界告别。


这两天,正好北京要召开文代会、作代会,徐迟本应也在参加之列。谁料想,他突然离开我们。


12月13日,曾卓先生从武汉一到北京,就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猛一听到,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乎发呆。因为,仅仅半个小时之前,朋友打来电话,说曹禺早上病逝。


现在,竟然又多了失去徐迟的悲哀。不到一天,两位熟悉的文坛前辈相继辞世,这一天真的成了中国文坛的悲哀之日!


徐迟逝世之后,他的老朋友金克木先生撰写怀念文章。这段文字写得特别好,仿佛就是对徐迟命运的一个概括:


诗人徐迟匆忙走了,像一枚爆竹,跃入太空,便无影无踪,只剩下音响。


有两类诗人,都是迷诗,爱诗,作诗,以诗为命。然而一类诗人还另有散文生活思想,而另一类的则把生活也要求诗化,化不成就无比痛苦,只好用诗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一类诗人中,最早的是屈原,后来又有李白,两人都消逝于水中。现代有徐志摩,他“想飞”,就飞上天,不回来了。如今又有了徐迟。这些诗人都到诗的世界再生去了。(《诗人的再生》)


“诗人的再生”,金克木说得多好!故而我为这篇文章起了这样一个标题:《插上诗的翅膀,飞向天空》。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九十年代初徐迟终于来到了瓦尔登湖。


1978年徐迟在昆明采访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即《生命之树常绿》主人公。


最早读徐迟的作品,是他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又读《生命之树常绿》。他于四十年代翻译出版的那本《瓦尔登湖》,后来重新出版,也是我喜爱之书。一九八四年底,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经曾卓先生介绍,认识了徐迟。从此,与他时有交往。


难忘1993年4月我们在广东惠州世界华人诗会上的故事。这次诗会,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团长是徐迟。曾卓、绿原、白桦、邵燕祥等诗人以及海外诗人,云集惠州,大家度过非常愉快的几天。不过,极为不和谐的插曲却发生了。


1938年,徐迟、陈松夫妇与大女儿徐律。


妻子陈松去世之后,一直单身的徐迟,刚刚新婚,娶了一位四川女老师。开幕酒会上,介绍各位诗人,没有介绍这位新夫人。新夫人恼羞成怒,当场不给徐迟和大家一点儿面子。之后,在房间不出来,徐迟只好去请她。大家的确没有想到,她会给诗会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1993年惠州诗会与白桦、邵燕祥合影。


惠州诗会上与曾卓合影。


诗会期间,适逢清明时节,晚上诗人们在惠州西湖湖心的点翠岛上举办诗歌朗诵会,挑选若干诗人登台朗诵。白桦负责主持,我帮小忙。当晚,天正好下起绵绵细雨。最难忘曾卓的朗诵。早在1978年经贾植芳先生介绍,在武汉就认识了曾卓。在我眼里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诗人。他站在细雨里,抚摸白发,朗诵起三十年前身处逆境时写下的情诗《有赠》:


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


我饥渴、劳累、困顿。


我远远地就看到你窗前的光亮,


它在招引我——我的生命的灯。


……


久别后重逢的一刹那,淡淡的灯光,轻轻的握手,把全身心的爱升华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朗诵,过去我没有想到,用武汉方言朗诵同样可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他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激情,当他以高亢的声调结束朗诵时,我看到一些诗人和观众,为他的诗而落泪。我坐在树影下,从暗处看他,灯光照在他脸上,神情忘我而陶醉。


有意思的是,徐迟新夫人强烈要求也要上台朗诵她写的新诗。我与白桦商量,稳住她,别的诗人朗诵完,就宣布结束。这一招,果然成功。当然,她同样暴跳如雷。


现在回想起来,徐迟和冯亦代在丧偶后都分别组成新的家庭,他们都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在黄昏恋中寻求心灵的平静。


在我眼里,冯亦代与黄宗英虽然也有争争吵吵,但总体和谐而愉快。徐迟的黄昏恋却以失败而告终。很快,徐迟终于决定离婚。离婚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当然是在蚕食着他的生命。离婚后的徐迟精神上似乎轻松了许多,但他的内心呢?他为之付出的情感无法补偿,希望破灭后的创伤无法愈合。


徐迟与冰心合影。“梦中飞”难道对徐迟是一种暗示吗?


生命最后几年,徐迟一直是处在孤独状态。此种状态下,他一定感到失望,感到无人对话的孤独。不仅仅我一个人,能够与他进行交流的人想必很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更深的孤独。


曾卓在电话中告知徐迟去世噩耗时,对我说,半年来徐迟常常说他感到很孤独,甚至说到了自杀。最后,孤独终于蚕食掉他生存的勇气和信心,选择了令人痛心的结局。


其实,就在一个星期前,李小林与我还在电话中谈及想请徐迟为《收获》开办一个专栏的设想。我告诉她这个噩耗,她连声遗憾,说如果早一点与徐迟商定,说不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可能。孤独者需要交流,需要新的生活内容刺激自己,充实自己。然而,悲切的是,人们醒悟到这一点,只能是在他告别人间之后。


徐迟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


江南小镇手稿之一。


江南小镇手稿之二。


徐迟在孤独中幻灭。好在,他的诗,他的报告文学,他的《江南小镇》,还有他的翻译,留存文学的美好。 


朋友之间感受温暖



儿时徐迟(中立者)在南浔与兄弟姐妹合影。


1935年,徐迟在家乡南浔中学门前的留影。


在徐迟家乡南巡古镇与徐迟雕像合影。


徐迟家乡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富饶的鱼米之乡孕育深厚的文化,徐迟一生获益于此。晚年他在《收获》杂志连载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从故乡写起,一直写到上海、香港、桂林、重庆……


徐迟去世十年后,2006年请徐鲁兄撰写画传《猜想与幻灭》。


潘孑农先生谈徐迟印象。


徐迟去世之后,我为大象出版社主编一套“大象人物聚焦系列”,邀请与徐迟关系密切的徐鲁兄撰写一本徐迟画传,《徐迟:猜想与幻灭》,在徐迟逝世十周年之际出版,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徐鲁笔下,在朋友之间,徐迟一直感受着四面八方的温暖。


1933年年轻徐迟从南浔来到上海,前来拜访《现代》主编施蛰存,对于他无疑一种“朝圣”。那天,他在杂志门市部后面一个狭窄的屋子里,见到了施蛰存和另外两个编辑杜衡和叶灵凤。施蛰存有意无意地对他身边的青年作家发生着影响。徐迟这次见到施蛰存,对他个人后来的文学历程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时刻。


“和施蛰存的谈话,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徐迟回忆说,那时他的文艺思想幼稚之极,正是需要有人点拨和扶持的时候。他记得,这次见面不久,他就“私淑”于施,可以到施蛰存家里去了,他成了这个南浔小镇文学青年的“庇护人”。徐迟和施蛰存亦师亦友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燕京大学期间,徐迟与施蛰存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由于施的介绍,徐迟又到沙滩的一条胡同里,找到了也在写诗、并且也在《现代》上发表诗作的青年诗人金克木。徐迟说:“我们一起谈诗。他比我懂得更多,我向他讨教到不少的东西。”


两年后,即1936年夏天,金克木从北平南游杭州时,还被徐迟拉到他南浔的家中住了些时。在那个夏天,两个人各干各的事情,金译了一本《通俗天文学》,徐迟则接受了金的指点和鼓励,连译带编,弄出了两本关于西洋音乐的书《歌剧素描》和《世界之名音乐家》。


工作疲劳的时候,两个人就海阔天空地谈诗、谈宇宙星空、谈音乐。这是一段动人的写作和爱乐佳话。其时诗人戴望舒已经回国,他得知金克木在译天文学的书,便写了一首《赠克木》的诗,为新诗史上留下了“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的名句。金也写了一首《答望舒》。


令人感慨的是,六十多年后,即1997年,金克木的这首诗又作为悼念亡友徐迟的挽歌,全篇抄录在他的悼文《诗人的再生》里。


“世上羡慕天上的星辰,/ 以为它们自由自在任意游行。/ 殊不知它们有无形的镣铐,/ 它们有丝毫不能错的轨道。/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现在看来,这些诗句似乎包含着相当准确和深刻的预见性。


1936年,对徐迟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被他视为“我的文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枢纽”,就是结识了诗人戴望舒。戴望舒从法国刚一回来时,徐迟就跑去看过他。“我看到他楼下客厅中央的方桌和地板上,叠满了他从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这给了我一个最佳的印象和无限的羡慕。”


纪弦即30年代在上海的诗人路易士,他和徐迟同为戴望舒身边的两位亲密朋友。


纪弦诗手稿。


徐迟后来回忆说。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施蛰存事先的介绍与铺垫,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徐迟随即成了戴望舒身边的两个最亲密的“小喽罗”之一(另一个是青年诗人路易士,即后来到了台湾、现居美国的老诗人纪弦)。


1936年徐迟与戴望舒合影。


1936年5月,在戴望舒、穆丽娟的婚礼上。徐迟第一次成为伴郎。


1936年10月,徐迟出版第一本诗集《二十岁人》,封面为张光宇木刻作品。


不久,在戴望舒和穆丽娟(穆时英的妹妹)的婚礼上,徐迟平生第一次穿上了黑色燕尾服,给戴望舒当了一次男傧相,留下了一张在中国新诗史上颇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戴望舒去世后,1955年12月徐迟对编印戴望舒诗集的意见。


读这些温暖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


徐迟与乔冠华、冯亦代、郁风、黄苗子、袁水拍、马思聪等朋友,友谊一直延续。


五十年代三剑客。左起:乔冠华、徐迟、冯亦代。


1984年徐迟访问美国,与马思聪、王慕理夫妇劫后重逢。


马思聪去世后徐迟撰文怀念。


八十年代,徐迟写给郁风一些信,我曾录入。下面这封信,读来颇有情趣,也有动人之处:


所以说不写也可以者,文章实在难写也。现在几乎动笔就骂人。如科学院要我写竺可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构思接近完成。但写出来可能成为一篇大逆不道的文字。我是肯定可以把马思聪写出来,并且写好的。但从一个什么角度写?写出来又会使聂耳、星海的徒子徒孙大为不满的,不是把我打杀,就是把我冻毙,轩然大波,搅动大海,人家却在海外看我们笑话。


至于老乔,我也是想写的。那样的风云人物!但鹏鸟还在飞,我就不写为好。文章其实也容易写,抓住几个环节,关键的环节,三个五个,写透了就是好文章。又何必长篇大论,如李自成的,三家巷的,很难有个好下场。你说,如果我写你,怎么样?早迟要写。


每年的元月十一日是我的觉醒之辰,照例要做点什么来表示一个意思的,诚如歌德之诗:“不可描绘的,在此地完成,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这以前已告诉过你,如果它既然经常地萦绕在我心头,我就再说一遍。(徐迟致郁风,1986年1月4日)


我现在很差劲,忧郁、悲观、懒惰,但灵魂还是干净、纯洁的。读很多书,也想很多问题,寂寞而不寂寥,沉默而多沉思。写日记而不忏悔,没有什么可忏悔的,遗憾的是有种种意象、信号通知我,显示我的老年的来临,那也是自然的过程。(徐迟致郁风,1986年12月11日)



九十年代初,徐迟与叶浅予、郁风在浙江富阳。


在1989年2月写给郁风的信中,徐迟谈到自己正在创作的《江南小镇》: 


这段时间,我在家过得非常好,大写特写的,我没有写别的,只是写《江南小镇》。从元旦开始,把一切放下了,专心致志于“三十年代”,二十来天已写了七万多字,写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了,比较顺手,也有些较深刻(自吹自擂)的段落。“三十年代”结束于香港浅水湾的海上落日。然后就是我在“四十年代”的Chantelair的觉醒了。


写完“三十年代”打算休息一下,出去走走,然后三月份回来再写一个月,四月份再去江南家乡,庆祝它的解放四十周年。五月份再写“四十年代”。如果一切顺利,今年可把“江南小镇”的上半部(1914-1949)写出一个初稿来就好了。(徐迟致郁风,1989年2月19日) 


人生美好,尽在回忆之中。一部《江南小镇》,留下多少美好。


1979年春天徐迟与巴金在法国。


巴金致徐迟信。


《谈夸克》——徐迟留给我们的最后作品 

    

徐迟1995年从武汉来到北京,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四合院里住了将近半年,我们时有机会见面。 


痴迷于电脑的徐迟。


春节过后,在他即将离开北京时,我陪同冯亦代、黄宗英夫妇一起去看他。徐迟喜欢科技,计算机、夸克等之类东西令他着迷。于是,我特意邀请当时科教部负责科技报道的温红彦,一同去见他。我惊奇地发现,徐迟嘴里冒出一个接一个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科学名词。


70年代末,徐迟与数学家陈景润在一起。同行作家黄宗英、周明、秦牧。


冯亦代与徐迟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愉快地谈起往事。不过,谈得最多的是生物工程,自《歌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迟一直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近年来,尤为关注生物工程。黄宗英也是如此。她说她想写一篇报告文学,描写运用生物工程技术改造沙漠的科学家。我惊奇地发现,徐迟嘴里冒出一个接一个对我来讲听起来非常陌生的科学名词。

 

显然,业已八十岁的徐迟,没有衰老,精神、思想依然年轻。这位孤独的老人,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甚至产生人类即将毁灭的绝望。他的朋友们常常说,他的思路真怪,写一些怪文章。说怪,并非思路的不正常,而是他所涉猎的领域,对于大部分是文人的朋友来说,实在陌生得很,抽象得很。


见面之后,徐迟回到了武汉。同年6月,我在武汉逗留期间又一次去看望过他——没想到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徐迟题赠新作《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1)。


徐迟题赠新作《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 (2)。


《来自高能粒子的信息》目录。


他还依然健谈,充满激情。他说他正在计划撰写一系列关于宇宙、自然与人类的文章,他沉溺在抽象的时空之中。那是炎热的夏天。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在武汉最难熬的炎热季节回来。他说他喜欢夏天回到武汉过,比待在北京要好。在告别时,他告诉我冬天会再到北京来。


我曾催促他写一本回忆录,或者把曾在《收获》上刊载过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继续写下去。可是,他对此似乎毫无兴趣,津津乐道的是宇宙,是进化论,是生物工程。我无法与他进行这样一些话题的交谈。我想,在那样的时刻,他一定感到失望,感到无人对话的孤独。能够与他进行交流、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更深的孤独。


这一年,徐迟先生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主编第四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他满怀激情,以自己一贯的特有浪漫和诗意,展望未来新的第五辑“报告文学卷”的编选工作。他在序中写道: 


我想这就是我在这一好比接力赛跑所要做的事,并要将这一棒的接力赛的赛棒交给此刻还不知是谁的第四棒的选手来接将过去,在第五辑(1976—2000)的选集里,跑到本世纪的终点,亦即是八十年中国新文学的全过程的终点,可以想见届时群情雀跃,但闻欢呼之声大起,七彩的礼花飞满了天空……想来那第五辑(1976——2000)的序,它必然是波澜壮阔,要进入到新世纪去,登攀到了科技文明的高峰之巅,“巡天遥看一千河”,显示出我国新世纪的明媚春光来的,必定也是一篇激情的序。


此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刊载出来,时在1997年11月。遗憾的是,此时距徐迟不幸去世已将近一年,他既未能亲眼看到付出心血的选本问世,当然更无从知晓将是谁在他身后接过第四棒。


令人吃惊的是,从时间上推算,徐迟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这篇“报告文学卷”序言,正是写作于生命的最后一年。写作此序时,陷入精神无比孤独和悲观之中的他,显然被他所热爱的报告文学重新点燃了热情和乐观。


从所编选的1949——1976年的诸多作品中,他看到了自己以及同辈作家走过的坎坷而又值得回味的道路;他又一次沉浸在“文革”结束后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兴奋、快乐之中。他仿佛又听到了亿万读者的欢呼,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的眼前重现历史的辉煌景象。这就不难理解,陷入精神困境的他,笔下的序言依然阳光灿烂,一片蓝天。


可惜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电光闪烁。写完与报告文学有关的这一序言之后,徐迟又回到了自己的孤独与悲观之中。他在孤独中度过日日夜夜。他不得不任由孤独蚕食生命,甚至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也蚕食殆尽。


最终,他扑向幻灭,选择了一种令人痛心的结局。他以这种方式,告别了文坛,告别了世界。好在他把诗、把《哥德巴赫猜想》、把对报告文学的热爱,乃至完整的一卷两册《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留给了后人。


我也是与徐迟先生有缘。在他去世十年之后,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负责编选1977——2000年期间《新文学大系》的“报告文学卷”,成了他的接力者。


编选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于我是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对一个文学样式进行梳理、归纳与阐释,一方面又是在挖掘个人的阅读记忆。


徐迟对后继者寄予了莫大期望和热情。如何既尽量秉承他的意愿,对他所热爱的报告文学在二十四年之间的成就做出相对完整的呈现,同时,又力求立足于个人的眼光、思绪,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历史的归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重视继承,又渴望突破,两者之间,需要寻找可能的平衡。


忐忑不安,如履薄冰,如此这般,我开始起步而行。想到徐迟序言里的激情飞扬的话语,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期望。后来,我曾建议将新的“报告文学卷”改为“非虚构”,最后以“纪实”出版。


199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迟文章《谈夸克》。 


温红彦认识徐迟之后,两人有了往来。1996年冬天,他寄来长篇文章《谈夸克》,发表于12月4日版面上。为徐迟的文章,温红彦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评,题为《赞文学家的科学情感》:


读完《谈夸克》,一定会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此文作者与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是同一人吗?


这里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此“徐迟”正是彼“徐迟”。那么,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诗人、著名报告文学家怎么钻研起“夸克”来了呢?


用徐老自己的话说,是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过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徐老涉足高能物理领域,是从1979年采访云南高山宇宙线观测站开始的,当时他就下决心“非钻进去不可”。他买了两本《夸克》的书,一本已经读破了,还有一本,如今仍在研读。


徐老回忆十几年来读《夸克》的经历时说:“每天晚上,在我家居之时,子夜过后,我必然醒来,并睡不着了,我就读这本书。”这是怎样的一种钻研精神!这怎能不使我们对这位有着深厚科学感情的文学家顿生敬意?


世上也许再没有比“夸克”更难懂的学问了,然而徐老却钻了进去,并用轻松的语言,道出了其中的许多奥妙。这对于我们不少新闻同行在报道科学成就时,只礼貌地碰一下科学的帽沿来说,徐老无疑是我们的楷模。


科学的恩惠已普泽人间,以反映社会与人生为己任的文学,也不应再退避三舍。愿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同科学建立感情,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去反映科学的动态、讴歌科学家的奋斗精神,让科学更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并将此视为文学的时代责任之一。


可是,谁又能想到,文章见报之后,八天之后,徐迟先生就远离了我们。他的这篇大作,竟然成了与读者见面的最后一篇文章。


徐迟去世后,周明、向前两位先生编选《难忘徐迟》一书。


徐迟去世之后,周明、向前两位先生,合编一本《难忘徐迟》怀念集。为这本书,徐迟的四个孩子徐律、徐延、徐建、徐音,为此书写了一篇特别感人的代序,题为《一生远行,一生歌唱》。他们写道:


爸爸走了,他跨过了忘川,把记忆留给了我们活着的人。


1956年,爸爸在他的诗集《美丽、神奇、丰富》中曾写道:


“我的抱负就是如此,插上翅膀飞腾,飞过原野,飞过湖泊,飞过高山,飞上彩云,飞去一些美丽的地方,会见一些美丽的心灵,为了唱一些美丽的歌,带回来一些美丽的见闻。”


爸爸这样唱着,也这样做了一生,爸爸在世82个年头,穷毕生精力于创作,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别妻离子,远游旅行,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他用诗人敏锐的眼光和炽烈的情感,发现、追寻着一个一个采访对象,捕捉他们斑斓人生中的闪光的性格和思想,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精英,也有许多小人物,但在爸爸笔下,都是真诚、善良、美好的。


时间过得真快,徐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一年了。谨以此文缅怀这位文坛前辈,感怀这位以作品影响我们的先生。


作家出版社2014年出版十卷本《徐迟文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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