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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发布汉印作业的第114方，就是这一方： （汉印部曲将印） 这是一方东汉官印，同内容的东汉官印非常多，这只是其中的一方。大小是宽2.35厘米，高2.32厘米，基本上是典型的汉印大小。选用石材可以用2.5厘米见方的石料，削边完成后以“毕肖原印”为标准，对照原印检查效果。 提到东汉官印，有两种成见较深，一是东汉的满白印，似乎刻汉印模式的印就是刻满白风格的白文印，东汉末期的官印因笔画粗壮确实多满白效果导致了这种成见；另一种成见是东汉的将军印，纵横率真，单刀完成，细文白印，因为东汉末年的长时间战争导致了这种成见；其实在东汉初年，即刚完成从新莽转向东汉的一段时间里，汉印还是相当精美的。既有西汉的浑厚凝重，也有新莽的精致典雅。 近代篆刻大师吴昌硕的最重要的印论是记载在《耦花庵印存》序言里的这一段： 夫刻印本不难。而难于字体这纯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圆之互异。 关于这一段话的详细解析，我曾在前不久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学习篆刻的三个难点）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读，今天要特别强调一下汉印临摹中的方与圆。 吴大师说的方与圆既牵涉字法，也牵涉章法，我们学习和临摹汉印，这也是重要的两个关节点，甚至于在完成线条的同时还要注意刀法最后达成的线条的方与圆，又与刀法相关。因此字法、章法、刀法，似乎都要提及。还是老办法，接着接家常，说到哪儿就是哪儿。 小篆的字形笔画是圆转的，秦朝时规定了八种字体（见《说文解字》序），其中有一种叫“摹印篆”，专门用来制作印章，摹印篆字形还略有小篆的瘦长风格，并不完全方正，因此秦印中有一部分印章是长方形的，上下高较左右宽要长出一截子来。比如这些印例： （秦印印例） 秦印中的摹印篆由于字形本身的原因决定了印章的形式，图（4）“南池里印”，的外形方正是因为内部做了竖界线处理，使左右两空地都形成了竖长的印面空间，适应了摹印篆的字形。后来西汉字形更加盘曲方正，印面慢慢转成正方形，至新莽时期，国内通行文字为六种（《说文解字》序），又对印章里做了规定，即入印文字为“缪篆”，字形转为隶意更加明显的正方形字形，前面我们所临的汉印，大致都是正方形印章，印面文字为缪篆，由于缪篆字形是结合了小篆圆转与隶书方正两种特点的字形特点，由此导致字形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方不方，圆不圆”。 由此更进一步延展，缪篆在汉印中表现的笔画特征也是这种方不方，圆不圆，界于篆书与隶书字体特征在“方圆之间”的笔画特征。 由于汉印成为后世篆刻家们取法的主要对象，由此形成了篆刻审美的主要审美样式，比如西泠八家里奚冈在他的“金石癖”的边款里说： （奚冈“金石癖”及边款） “作汉印宜笔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迁》等碑参之，戊申五月，铁生记。 圆转以示流动，属性是阴柔的；方正以显刚正，属性是阳刚的，这是中国原始审美的方圆并济特征，也是中国阴阳相生的万物特征，这当然也是中国化艺术形式必须理解的艺术特征。对此，赵之琛说：“汉铸印工整中有流动之气，得之非易也。”（丛桂留人边款），对于汉白文印以外的朱文，他则说“仿朱文以活动为主，而尤贵方中有圆，始得宋元遗意”(泰顺津鼎彝长书画记边款)，显然，他对于方圆的认知是清晰的，同时这种认知也是大部分篆刻大家们的共同审美视角。 当然这不是浙派（奚冈和赵之琛都是浙派的），吴昌硕也有相似的理论，他说：“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西泠（就是上面的浙派见解）一派实祖于此，此兹拟其意，若能起丁（敬）、蒋（仁）而讨论之，必曰吾道不孤。”（见下面的葛书征印及边款）。有这种见解时，吴昌硕已经“七十有一”是在他“人印俱老”的艺术成熟期的成熟见解。 （吴昌硕刻葛书征印边款） 再说黄牧甫，他则直接揭示汉印的的这种方圆并济的特征是基于文字的，“缪篆中参用隶法，汉印数见……”（祺勋印边款），进而找到要学这种方圆特征并存的取法方法，就是从文字上解决“汉《祀三山公碑》去篆之萦折，为隶之径直，书法劲古……”（东鲁印边款）。汉印字法、篆法的学习，除了在汉印中临摹、学习外，还可以以印外求印的方式到汉碑里找依托。（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把大三山公碑好好学习临摹一下。） （黄牧甫刻祺勋印及边款） 回到作业里，汉印里的字，字形是方的，由此构成与方形印面的和谐感，再加汉印缪篆字体，终归还是“篆”书，因此有相应的曲线，这些曲线部分，使印面保持活泼流动，方形端正，曲线流动，动静相宜，因此，在处理汉印中字的所有细节（字形、收笔、起笔、转折等）都要理解“方不方，圆不圆”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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