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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说到，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委过于袁真，袁真不服裁决，在寿春发动叛乱；与此同时，在王猛的主持下，前秦帝国的远征军挥师出关，消灭了慕容氏的前燕帝国，并出师南下，援救袁真。桓温亲临前线，击败前秦，平息了寿春的动乱，但这并不足以洗刷枋头之败的耻辱。为了威慑朝廷，在帝国内部立威，实现改朝换代的梦想，桓温于太和六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废黜司马奕，改立原先的摄政司马昱为帝。
咸安元年（371）十一月十七，即简文帝登基的第三天，有人举报司马奕的党羽企图谋反，简文帝哭而不语，桓温下令将所有涉案者打入大牢。 所谓的涉案者，主要包括三方势力，首先是司马昱同父异母的哥哥司马晞，此人喜欢操练兵马，颇有才略；其次是颍川庾家，自从庾家三兄弟去世，颍川庾家的势力江河日下，长江一线诸州先后脱手，但庾家还掌握着南方的广州，势力依然不容小觑；最后是殷浩的儿子殷涓，与前两者相比，殷涓的势力比较弱，但是因为早年的殷、桓之争，殷涓素来跟桓温不和，与司马晞和庾家走得很近。 十一月十九，废帝司马奕的三个孩子及其母亲被处死。 十一月二十，法纪部门奏请处死谋反者。简文帝保不了所有的人，但司马奕是他的哥哥，是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的人。因此，他驳回了法纪部门的奏章，让他们仔细核实。 十一月二十一，桓温入宫面圣，再次提请诛杀谋反者。面对咄咄逼人的桓温，司马昱含泪叹息，“如果晋室可辅，请君侯辅之，不然，朕将退位让贤。”桓温汗流浃背，面色大变，不敢再发一言。 一百多年前，相似的一幕发生过，主人公是汉献帝和曹操；百年之后，这一幕将再次上演，主人公是梁武帝和侯景。 在古人眼里，皇权带有神授属性，天下理所当然地是皇帝的私产。无论是通过古老的禅位流程迫使皇帝下野，还是动用武力赤裸裸地篡位，一般情况下，权臣的心里都有些忌惮，好像是在窃取别人的家产，生怕遭到上苍的谴责和世人的非议，如果有可能，他们还是愿意给改朝换代的过程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历来有很多人说司马氏得国不正，连司马氏的后人都羞于提起先祖开国的往事，因为他们篡魏的手段野蛮粗暴，跟强盗没有什么分别。因此，就实力而言，虽然曹操、桓温、侯景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可是面对手无寸铁的皇帝的质问时，他们却表现得惶惑难安。 经过一番私下商议，桓温最终对司马晞做出了革职流放的处理，其他人没有这么幸运，只有寥寥几人躲过一劫，大多数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 十一月二十四，桓温代朝廷下令，大赦天下，赈济孤寡。次日，朝廷诏令桓温留在建康辅政，桓温拒绝，当天启程，回到了白石垒，把郗超留在了建康。 十一月二十七，桓温回到姑孰军府。 在东晋帝国，一个士族能不能成为超级门阀，家族人丁兴旺是必备条件之一，琅琊王家、颍川庾家无不如此，唯独龙亢桓家是个例外。桓温有四个弟弟——桓云、桓豁、桓秘、桓冲，六个儿子——桓熙、桓济、桓歆、桓祎、桓伟、桓玄。 桓温的几个弟弟当中，桓云早逝，桓秘无能，只有桓豁、桓冲堪称干才，但是这两个人对桓温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很赞同，而且他们需要镇守长江中上游诸州，分身乏术，无法驻守在京城为桓温提供必要、得当而及时的政治支持。桓温的几个儿子当中，只有最小的儿子桓玄后来有些作为，但桓玄最大的问题是他太小了，这时候才刚刚学会走路。因此，桓温把郗超留在京城也是无奈之举，他去世之后，桓家的势力迅速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吃了人丁单薄的亏。 咸安二年（372）三月，朝廷再次征召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坚决推辞。六月，庾希在京口作乱，声称奉司马奕的号令讨伐桓温，由于兵微将寡，此次动乱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就被平定了。紧随其后，京城忽然发生重大变故。 七月二十三，称帝八个多月的司马昱暴病不起，百官接到宫中传出的紧急消息，慌忙入宫探病。趁着还有力气说话，司马昱一连下达了四道诏书，派人火速送往姑孰，请桓温入朝辅政。 根据史官的记载，桓温废司马奕而改立司马昱的目的，是希望司马昱有朝一日能够禅位于他。而今，司马昱只是征召他入朝辅政，他自然不能答应，于是拒绝入朝，上疏推荐谢安、王坦之为辅政大臣。 谢安、王坦之没有什么大功，如果连他们都能担任辅政大臣，功高震主的桓温必然得得到更为高级的待遇。桓温这样做，其实是走了以退为进的一步棋，也是对以王、谢为首的建康士族的一种试探。或许在他看来，登上皇位十拿九稳，尽管有敌对势力存在，但他们手里没有兵，为了人身安全起见，谅他们也闹不出什么动静，自己只需要在姑孰军府安静地等待禅位诏书的到来即可。 事实证明，桓温的这步棋走错了。 当年琅琊王家盛极一时的时候，长江上游的王敦控制军事，坐镇建康的王导控制政治；颍川庾家如日中天的时候，长江上游的庾翼控制军事，坐镇建康的庾冰控制政治。这两个大家族都是有人主外，有人主内，兄弟配合，如鱼得水。桓家人丁单薄，有军事实力，而没有稳固的政治实力，尤其是在朝廷内部，没有可以左右大局的政治强人，郗超勉强可以充当内应，但是说话没有一言九鼎的分量。 正是在这个薄弱的环节上，桓温栽了个沉重的跟头，经历了政治上的“枋头之败”。
王、谢是新出门户，政治号召力并不是很强，桓温推荐谢安和王坦之担任辅政是另有所图，但在无形中提升了王、谢两家的声望，谢安和王坦之可不客气，顺水推舟，随即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代为处理简文帝的身后事，暂时没有辅政之名，却有辅政之实。 桓温拒绝入朝，简文帝的最后一口气就咽不下去，唯恐桓温兴兵作乱，又给桓温送去了第五道诏书，这也是他履行皇帝职责以来的最后一道诏书——遗诏。 遗诏当中，简文帝做出了重大让步，给桓温提供了两个选择，先任命桓温为摄政，然后又说，如果新君可辅则辅之，不然，你就取而代之。 信使在送诏书出宫的路上，碰巧遇到了王坦之。王坦之一看遗诏，怒气大作，急冲冲来到司马昱的病榻前，把遗诏撕得粉碎。 司马昱苦笑，“我能当上皇帝完全是非分之福，舍弃也不可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王坦之说，“天下经由宣皇帝（司马懿）、元皇帝（司马睿）之手而来，陛下你有什么权力处置天下？”（看王坦之说话的口气，可以想象的到当时的皇权衰落到了什么地步。） 王坦之与谢安商议之后，对诏书进行了一些改动，删掉了“君可取而代之”这一句话，把摄政改成了辅政。摄政与辅政只有一字之差，区别却很大。摄政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辅政则至多是个权臣而已，在一些关键性的事务上需要听取皇帝的意见。 经过这一番改动，桓温的愿望落空了，做不成皇帝，连摄政也做不了。但是机会没有完全丧失，桓温还有逆转局势的一线生机，那就是立一个听话的皇帝，再迫使新皇禅位。 国不可一日无主，简文帝驾崩后该让谁继承帝位呢？大多数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几乎一致同意由桓温确立新皇人选，太后褚蒜子也认同此议。琅琊王家的王彪之早年间与桓温形同陌路，后来见桓温势大，赶快凑过来抱粗腿，这时候他见王坦之和谢安站到了桓温的对立面，胆子壮了一些，说立新皇是皇室的事，跟桓温没有什么关系，不必请示他的意见。就这样，桓温翻盘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堵死了。 七月二十三，简文帝重病，七月二十八，简文帝驾崩，司马曜被立为继承人。短短五天里，桓温一败再败，皇帝当不成，摄政做不了，立新皇也没有他什么事。留守建康的郗超势单力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桓温被一步步排挤出局。 设想一下，如果桓温“无赖”一些，决心坚定一些，干脆撕破脸皮，在接到第一道诏书的时候，就快马加鞭奔往建康，以强盛的兵力为后盾，震慑异己势力，使他们噤若寒蝉，再诱使朝廷颁布禅位诏书，暮气沉沉的东晋帝国可能就会在咸安二年七月二十三这一天猝死。但他太看重面子，大概是想等着朝廷来请他做皇帝，要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不愿意像司马氏那样落下恃强凌弱的口实，结果机会稍纵即逝，王图成空。 退一步说，如果桓温在七月二十三入朝，一时遂了心愿，恐怕帝位也坐不了多久。因为他老了，精力不济，后继无人，有军事实力而无政治实力，没有足够的宗族子弟以便于把持机枢要冲，就算门阀士族暂时同意让他做皇帝，等他一死，复辟势力也难免会卷土重来。 简文帝驾崩后，他的儿子司马曜继位，即晋孝武帝，改元宁康。 从司马奕被废到简文帝驾崩，再到桓温出局，前后将近一年。在东晋帝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对于门阀，还是对于皇权，这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重要时间段。 东晋的实权自开国之日起就在门阀手里，皇权极为有限，但毕竟还是有一些，比如王敦当年发动叛乱，司马睿低声下气，苦苦哀求，即使如此，他也还有确立明帝司马绍为继承人的权力。在桓温手里，这个局面变了，皇帝变成了纯粹的点缀，说废就废（司马奕），说立就立（司马昱）。 经过桓温的这一番教训，门阀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维护门阀的利益，皇帝受到限制理所应当，但是不能欺负得太狠，而是应该割让给皇帝一定的权力，使他在不危及门阀利益的同时，也能对门阀形成一定的限制，以防再出现桓家这种难以制约的霸王门阀。 由于在简文帝弥留之际的谋划，桓温入主朝廷的图谋破灭，陈郡谢家与太原王家一跃成为新的当权门阀。鉴于桓温造成的教训，他们当政之后在权力的蛋糕上切下了一块，让给了皇帝，所以皇权在东晋后期出现了复兴的气象，随着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皇权与门阀之争也得以再次抬头。 此外，为了防止再出现桓家这样的霸王门阀，二线门阀对当政的一线门阀的约束也日益严密，继龙亢桓家之后，东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那种能够碾压其他门阀的超级门阀。淝水之战期间，谢安运筹帷幄，一举击溃强大的前秦，即使如此，陈郡谢家也无法在内部力压群雄，一旦皇帝和其他门阀联合起来，要求谢安下野，谢安就得卷铺盖走人。击败前秦是盖世之功，谢安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依然得受制于人，究其根源，就在于东晋的政治环境在桓温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所振兴的皇权和其他门阀不允许再出现第二个桓温。 枯燥的东西就说到这里吧，接下来继续说桓温。 晋孝武帝司马曜登基后，为了安抚桓温，谢安亲自担任使节前往姑孰，请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心情颇为郁闷，礼貌而冰冷地拒绝了。 同年（372）十一月，天师道教徒打着拥立司马奕复辟的旗号，自京口起兵，攻入宫城，但叛乱旋起旋灭，只持续了几天。 宁康元年（373）二月，即天师道教徒叛乱之后的第三个月，桓温派遣使者入朝通报消息，说即将率军来建康，拜谒先皇陵墓。 二月二十四，谢安与王坦之率领百官出城迎接。京城谣言流布，说桓温此来将诛杀谢安、王坦之，篡位称帝。 王、谢二人当中，谢安的才略更胜一筹。一年多以前，郗超代替桓温留守京城的时候，权势熏天，门庭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有一次王、谢二人去拜访郗超，由于来访者太多，等得太久，王坦之急躁不堪，想打道回府，谢安说来都来了，多等一会儿吧，你这这么急着送死吗？这一次迎接桓温，王坦之也有些失态，惶恐不安，手板拿颠倒了都不知道，谢安却神色自若，料定桓温不会行篡逆之事。 桓温抵达建康之后，大摆宴席，在大厅两侧的屏风后布置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王坦之惊魂不定，食不甘味，谢安却与桓温谈笑风生，并且不动声色地暗讽桓温不应该埋伏士兵，桓温闻言大笑，随即令士兵退下。 如谢安所料，桓温此来确实不是为了篡位，只是想威慑一下朝廷、撒撒气而已。他这个人很奇怪，一辈子与政敌斗争无数，可是遇到最为强劲的政敌谢安的时候，他却表露出赞赏之意，与心腹私下谈话时也不吝于赞扬谢安。 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王猛。有的朋友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桓温当初在关中不杀了王猛呢？杀了王猛的话，岂不是就省去了后来的许多麻烦？私以为，桓温不杀王猛与他欣赏谢安的道理是一样的，他并非胸襟狭隘的人，藐视的只是殷浩那种名实不副的夸夸其谈之辈，对于真正的才智之士，他还是会给予发自真心的欣赏，即使不能将他们收为己用，甚至他们可能会成为敌人，他也宁愿给他们一飞冲天的机会。这是一种虎视鹰扬的豪杰之间的欣赏，看起来很怪异，但并非不可理解，类似于曹操宁可放了关羽也不愿拘而杀之。冷酷的一面给卑琐不堪的敌人，温情的一面给真正欣赏的对手，或许这就是桓温的为人吧。 来到建康之后，桓温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追究天师道叛乱的责任人，以京城防务不利、玩忽职守为由处置了一批官员。在桓温与郗超确定的名单中，起初受到牵连的官员很多，由于谢安和王坦之的阻止，名单上的人被删掉了不少。第二件事是拜谒简文帝的陵墓。拜陵之后，桓温忽然染病，于三月七日启程，回到了姑孰，此时的他距离生命终点只剩下了短短四个多月。 在他重病卧床的这段时间里，围绕着家族主导权之争，他的几个儿子大打出手，甚至意图对他下手，引发了他最为痛心的内讧，幸好有他的弟弟桓冲出面弹压，桓家才没有分崩离析。回想起少年时代丧父之后那段艰苦岁月，桓温无比悲哀，那时候很穷，但一家人和和睦睦，兄弟之间亲密无间，如今家业大了，这帮孩子们怎么反而越来越不成器了呢？虽然骨肉相残这一幕使他很恼火，但他并没有对那几个孩子痛下杀手，只是削去了他们的职务，让他们去给先祖守墓。 曾经，桓温做过帝王梦，随着病情的加剧和家族内讧，病榻上的他不再对帝位抱有任何奢望，或许还有那么一丝庆幸——当了皇帝又能如何，难道就是为了让不成器的子孙挥霍吗？ 帝王梦破灭了，一切回到了原点，桓温最后的梦想，只是希望自己在弥留之际得到为臣者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加九锡，于是他给予朝廷暗示，希望在临终前得到那种虚幻而诱人的光荣。可惜，愿望无法实现了。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他得罪的门阀太多了，他们要让他死也不得安宁。他们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百般拖延，一次次说授予他九锡，又一次次让他等待。 桓温不知道这是政敌的拖延战术，还在为注定没有结果的期望等待着。在病痛的折磨中，他一再陷入半昏迷状态，往事像快镜头一样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闪回，他似乎觉得自己仗剑河上，却不知道是黄河、长江，还是淮河；他似乎在冲锋陷阵，却不知道是巴蜀、关中，还是中原；他似乎听到了清角吹寒，却不知道是江陵、建康，还是洛阳；他似乎看到了几个人，却不知道是刘琨、温峤，还是父亲桓彝；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却不知道那是少年桓温、青年桓将军、中年桓征西，还会老年桓丞相...... 在此时的建康，朝廷或许已经给他准备好了谥号——宣武，就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七月十四，桓温去世，传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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