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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考古学中，族属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领域。把从考古学遗存分辨出来的“文化”与过去的族群相对应，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徒劳无望的。然而，这种方法仍然在考古学探索中和在现代族群和国家对各种诉求合法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编辑推荐族群问题是研究人类历史的重要问题，需要多学科结合进行。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此重视不够、深入探索不够，考古学研究涉及其他“学科”时，缺少对那些学科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把握，因此《族属的考古》可谓中国考古学界的“及时雨”。 作者简介希安·琼斯：斯特林大学环境历史与遗产系教授，前曼彻斯特大学考古和遗产系教授。她的研究聚焦于身份与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教授、博导。著作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当代考古学》《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考古学研究入门》《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译作有《手》《骗局、神话与奥秘》《欧洲文明的曙光》《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时间与传统》（重译本）《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等。 目录《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 序言中文版自序 今年是《族属的考古》（１９９７年）出版２０周年，而考古学这门学科，也以我在本书原序中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走过了一段漫长之路。在我１９８９到１９９４年的博士研究期间，许多考古学家对开发一种族属研究的新方法持否定态度，或至少是心存疑虑的。当时，那些受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影响的考古学家，将对族群的任何关注，要么看作是向早已过时的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倒退，要么看作是一种带有民族主义政治含义的危险举措。相反，那些仍坚持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紧密为伍的学者，则将这个课题看作是对他们研究根基的威胁。然而，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中晚期，考古学家已经转向对过去政治方面的关注，并特别强调考古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Ｇａｔｈｅｒｃｏ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４；ＫｏｈｌａｎｄＦａｗｃｅｔｔ１９９５；Ｍｅｓｋｅｌｌ１９９８）。那时有各种触发因素，包括“世界考古学大会”（Ｗｏｒｌｄ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Ｕｃｋｏ１９８７，１９８９）的成立，它聚焦于本学科的政治因素；还有欧洲和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冲突的复炽（ＫｏｈｌａｎｄＦａｗｃｅｔｔ１９９５）。但是其中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让今天民族身份认同和各种努力合法化的不合时宜地尝试下，重拾考古研究对构建现代民族与古代族群之间联系的兴趣。 这些发展意味着，《族属的考古》虽有争议，却是一本恰逢其时的著作，它大体上是我博士导师，已故彼得·尤科教授的远见卓识及其洞见的结果，他先我很久就认识到这个领域的重要性。初审在两批人之间泾渭分明，一批人对文化历史学的评述完全持敌对态度，而另一批人则对开发一种研究族属的理论框架持谨慎的积极态度，该框架挑战实在论观点（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ｔｉｄｅａｓ），并质疑把过去的族群与今天的族群直接拉上关系。在出版后的２０年里，本书一直影响很大，在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但是，它在英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考古学传统里，要比其他地方影响更为深远。这有各种原因，包括从获取本书的难易程度和语言隔阂，到考古学民族传统的特点，以及它们对新理论和阐释新方法的接纳程度（Ｕｃｋｏ１９９５）。结果是，根据考古类型学来分辨过去族群的传统方法，在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故我，特别是那些拥有悠久文献或口述历史传统，并在族群名称有案可稽的地方。 为此，我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翻译的中文版《族属的考古》十分欣喜。文化历史考古学对中国考古学有着久远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也有一种浓厚的编年史学传统和将考古学文化与史籍中提及的族群联系起来的倾向（Ｃｈａｎｇ１９８１；Ｔｒｉｇｇｅｒ２００６；ｖｏｎＦａｕｌｋｅｎｈｕａｓｅｎ１９９３）。因此，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倾心于从物质文化，诸如青铜器和葬式来分辨古代人群，比如商周和秦汉的族群（Ｋｙｏｎｇ 因此，陈教授翻译《族属的考古》特别及时。我希望本书中文版的问世，能有助于中国考古学家不断反思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并开发新的理论方法。除了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围提供一种族属理论的综述外，我也希望本书能够为中国考古学家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和对话，提供一点微薄的贡献。最后，我希望《族属的考古》能促进对考古研究与重建当代民族和族群身份之间关系的重新评价，并预示一种崭新公共考古学的诞生。我再次感谢为原书写作提供支持和指导的所有同仁，还有为本书翻译付出辛勤劳动的陈淳教授和他的学生沈辛成。 希安·琼斯 斯特林大学环境历史与遗产系教授 苏格兰，英国 ２０１７年１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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