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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ast, Inner Mongolia Xianbei Monuments ——Xianbei Recorded One of the Relics  【作者简介】宿白，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中华民族是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中原地区主要是汉族相互融合。这些已经和中原地区民族相互融合的少数民族,有不少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因此,他们的历史,除了参考其他民族的记录,特别是汉族的文字记录外,主要还需要依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各种遗迹来探索。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支东胡系的少数民族。公元一世纪末,我国北方匈奴民族的统治集团南北分裂,鲜卑乘势南下,“转移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鲜卑传》)。自魏晋以来,鲜卑遂成北方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此外还有西燕、吐谷浑和代(北魏)。继十六国后,整个北朝的主要统治集团也都是鲜卑。这些鲜卑大体上可分两个大的分支,即南迁较早的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部鲜卑和较晚南下的拓跋鲜卑。鲜卑事迹,较早的汉文记载极为零散,鲜卑自己则没有文字,由他们自己主持使用汉文系统地记录的历史,时间已经很晚。慕容鲜卑大约开始在四世纪后半,拓跋鲜卑更迟到五世纪。而且这些记录,唐以后又逐渐佚亡,今夭可以看到的,最早不过六世纪中叶的魏收《魏书》(已不完整,北宋时即佚亡了近四分之一)。此外,自《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以迄唐人修定的《晋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北史》等,也都记录了鲜卑事迹。以上这些现存的间接的或是较晚的记录,对鲜卑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忌讳繁多,因此,不仅鲜卑早期的资料极感缺乏,即使北魏迁洛以后的事迹,也不完备,所以,较全面地了解鲜卑历史的面貌,就需要发掘、整理和探讨鲜卑和与鲜卑关系密切的考古遗迹。 各地鲜卑遗迹和与鲜卑有关的遗迹的发现,是解放以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些遗迹,目前可以大致推定的:有辽宁和青海的慕容鲜卑的遗迹;有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的遗迹;还有拓跋鲜卑更向南迁的属于代魏时期、分布在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两地的遗迹(图一)。以上遗迹虽然只能描绘出鲜卑的个别部分的情况,但前两类遗迹,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补充文献记载,进一步证实鲜卑诸部在南迁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汉族先进社会的影响是他们从部落联盟迅速进入封建制的重要原因。后一类即以拓跋贵族为中心的大同、洛阳的城址和墓群资料,也多少表明了北魏封建制虽然逐步深化,但依然残存着较为原始的风习,其中某些较原始的风习,甚至还影响到以后的隋、唐。 下面按照上述三类遗迹的顺序,将大体比定的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初步辑录如下,其目有: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义县发现的石槨墓、吐谷浑伏俟城遗址、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辽宁巴林左旗的遗迹、乌兰察布盟的墓群；盛乐城遗址、凉城发现的猗㐌 部遗物、呼和浩特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北魏平城及其附近遗迹、平城附近的墓葬、北魏边镇遗址;北魏洛阳城址及其复原、洛阳北魏陵墓的布局。  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 辽宁北票西南房身村发现的三至四世纪的石板墓群,大约即是三世纪中叶以后南迁到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的遗迹。墓葬分布在房身村西山坡,都在深1米左右的土圹中,用大小石板、石块拼砌成长方形的平顶墓室,墓室大小和随葬品多少成正比,墓室大的还另备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并填充木炭。具体情况略如下表:  墓室、葬具和随葬品的质量、数量,表明了第二号墓主人地位的特殊。该墓惹人注目的随葬品是前所未见的金花冠饰,这种冠饰上悬缀着金环和圆形、桃形的金叶,稍动,环、叶即摇摆不止,可能它就是文献所记慕容部上层喜戴的“步摇冠”(《晋书·慕容廆载记》)上的步摇。上表所列情况,不仅说明慕容鲜卑贫富差别已很显著；等级制度分明已经出现。很清楚,慕容鲜卑这时期已经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这个发展是和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大量吸收汉族流民,开始经营农桑并逐步定居分不开的。三座墓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畜牧经济的遗迹(图二)。日用器物主要是轮制陶器和漆器,这些,有的是在汉族影响下制造的,有的是汉族地区的输入品,随葬五铢和货泉、綖环等铜钱,不但表明和汉族关系密切,而且反映了汉族瘗钱的葬俗也流传到这里。豪华的金饰品的随葬,也有可能是仿效西晋上层统治阶级的陋习。这些金饰品除了有汉以来流行的龙和朱雀的纹样外,还出现了匈奴文化中常见的嵌镶饰物的指环。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后,其人民一部分东移“诣辽东杂处”(《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慕容部当时的西北隣即为以匈奴族为酋长的宇文部。匈奴文化远比慕容为高,慕容输入匈奴器物或汲取匈奴技艺,是可以理解的。  北燕冯素弗夫妇墓 分布在北票西北将军山东麓台地的石槨墓群,是徙居慕容鲜卑境内,“遂同夷俗”(《魏书·海夷冯跋传》),后来又建立北燕的信都(今河北冀县)冯氏墓葬“长谷陵”。从已发掘的北燕统治者冯跋弟冯素弗夫妇两墓(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既可以看到较多的鲜卑习俗,又可以看到传统的汉文化,还可以看到在汉族影响下,五世纪初,慕容鲜卑居住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况。  冯素弗夫妇墓两圹并列(图三),相距最近处只20厘米,可知原埋在同一墓塚下。这种同塚异穴的葬式,与当时中原地区汉族葬俗不同。圹内围叠石块,砌东西向的长方形槨室,更是这一带的古老传统。槨圹之间填土夯实,槨内壁墁石灰,绘壁画,槨顶画天象,具日、月、星座,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等内容。棺位槨内东侧,首西向,棺外涂朱漆,前绘羽人,后绘云气,两侧绘墓主人生活图象。壁画、漆棺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墓葬所必备,但棺的形制前高、宽,后低、窄,为以前所未见。壁画内多绘狗,素弗妻墓殉犬二只,应是“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后汉书·乌桓传》)的东胡旧俗。此外,素弗槨外圹西壁设小龛,置陶罐、牛股、牛肋、鱼,素弗棺内袝葬儿童等,也是前所未闻的葬俗。随葬品似有两类。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具和铁车具、各种透雕的金饰,还有可以确定墓主人姓名的几颗印章(龟纽“范阳公章”金印和龟纽“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鎏金铜印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显示官阶的器物,一套铜、漆食具和用器,有樽、魁、碗、洗、鋗、鐎斗和漆案、漆方盒等,是汉族相当高的官吏才能使用的;许多鎏金铜器、错金铁器、金银装的刀、剑和玉器,也都是汉族高级士族的豪华用品;此外,还有文具石砚和墨等。另外一类,则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器物,如一套铜铸的带有提梁的罐、壶、镂孔高圈足鍑等直接接触火的容器和马具如马镫、金银带卡等。墓中出有大批锻或铸的铁器,特别引人注目,计有:  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证实了文献记载和乌桓同俗的鲜卑有“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后汉书·乌桓传》)的悠久传统,反映了北方民族对我国铁器制造,特别是铁兵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的形制复杂的铁刀、铁镞,这次发现都是空前的。多样式的锻铁工具、各种细致的铁器和各种质料的、完善的马具以及精巧的金银工艺品,都表明了这时期这里的鲜卑地区的金属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鲜卑地区金属工艺的发展,与大批汉族的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冶铁手工业的兴盛，对鲜卑地区封建制度的不断加强,起着巨大作用。北燕冯氏统治时期,以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为中心的凌河流域,经过了前、后燕各族人民约百余年间的辛勤劳动,早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但鲜卑旧有的以“田畜射猎”(《后汉书·鲜卑传》)经济为背景的部分风习,仍然相沿不衰,甚至强烈地影响了迁来这里的汉族统治集团。冯素弗夫妇墓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具体例证。 冯素弗墓中的一件金饰上,鎚鍱出附有火焰身光的坐佛像,两侧还有捧持供养物的人像,这是这个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佛像(图四)。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集团混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东汉传来的佛教乘势蔓延,四世纪中叶已盛行河北,五世纪北燕成为北方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件鎚鍱金饰给上述的文献记录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冯素弗墓的出土物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五件质薄透明、闪淡绿色或深绿色的玻璃器,侈口凹底杯、圜底小钵、残高足器,造型都不类我国器物,特别是长21、腹径5.2厘米的鸭形水注(图五),和阿富汗喀布尔北约七十公里的伯古拉姆(Begram)大约属于贵霜帝国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罗马制造的长20.2厘米的海豚形玻璃水注极为相似,这批玻璃器很可能是西方的输入品。五世纪初,北燕冯氏与柔然交婚,当时柔然“部众殷强”,西域“东道诸国并役属之”(《宋书·索虏传》),冯氏这批玻璃器或许是经由柔然辗转传来的。 义县发现的石槨墓  辽宁义县西北保安寺村南傍河处发现石槨墓一座。石槨由大小石板拼成,砌在南北长3.6、东西长4.2米的土圹中。槨本身南北长1.9、东宽0.6、西宽0.5、残高0.78米。石槨中原置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墓内随葬遗物多陶器和装饰品,如下表所列:  此墓形制与慕容鲜卑墓葬相似。它的随葬品兼具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器物的特点。金饰品多与慕容相类,陶器和各种珠饰则与拓跋相近。特别是鹿纹饰牌(图六),牌中鎚鍱出三头并列的“昂颈回首形象生动”的鹿,这样的内容和形象,与下面叙述的札赉诺尔、二兰虎沟拓跋遗迹中所出的三鹿纹铜饰牌完全相同;这件金牌饰“周用连珠圆点纹作边饰”的作法,也和二兰虎沟所用的短促的条纹边饰相仿佛。看来,这座墓葬在时间上可能比北票房身村的慕容鲜卑墓为早,而介于札赉诺尔、二兰虎沟两处拓跋遗跡之间。拓跋、慕容同属鲜卑族,拓跋南迁盛乐附近以后,和慕容经常联姻,《魏书·帝纪·序纪》记载什翼犍(昭成帝)兄弟与前燕慕容氏相互通婚即是一例。义县地区出现了上述情况的墓葬,就是可以解释的了。 吐谷浑伏俟城遗址 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三世纪末西迁,四世纪即据青海,是鲜卑伸向黄河上游的一支。青海共和县铁卜卡古城是吐谷浑于六世纪修建的都城－－伏俟城的遗址(图七)。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切吉河,东距青海湖约七公里。城有砾石叠砌的长方形外郭,东西宽约1400米,北壁被河水冲毁,长度不详。郭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边长约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一门,开在东壁。城内就西壁建边长70米的方形基址,大约是宫殿的所在。基址向东有街道直通城门。城门和宫殿都东向,大概是沿袭了“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文献记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氈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传》),这既说明了古城地面遗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了西徙青海的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一直是以“随水草畜牧”为主的。  伏俟城西通鄯善(今新疆婼羌),东联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自四世纪末通新疆的西路被阻,五、六世纪吐谷浑又西据今新疆境内“丝路”的南道,这条祁连山南的中西交通线曾兴盛一时,西宁市旧城内曾发现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据后来蒐集到的七十六枚都是波斯萨珊朝(Sassanian D)卑路斯(Peroz,公元459至484年在位)时所铸这一点,可以认为这是五、六世纪经过伏俟附近的中西交通线上往还频繁的证物。吐谷浑选择这里建都城,控制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 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群 拓跋鲜卑是鲜卑最东北的一部,也是鲜卑诸部中较后进的一支。他们的原始游牧地区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札赉诺尔发现的墓群,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魏书·帝纪·序纪》)前后的遗迹。完工在呼伦池之东,札赉诺尔在池之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的大泽,应是呼伦池,池东南一带迄今尚有面积广阔的沼泽(沮洳)区域。拓跋祖先自东北向西南迁移,先抵完工附近,遇阻沼泽而西及札赉诺尔,可知完工墓群时代早于札赉诺尔墓群。两墓群所提供的情况,都可判定拓跋鲜卑在呼伦池周围之时,正如文献所记:“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帝纪·序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两墓群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完工还保存着家族丛葬的古老制度,也还有埋殉完整马匹的风俗。随葬工具主要是骨器,陶器手制,数量种类都较少;铜器只有装饰用的铜环(图八),说明这个游牧部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持着大家族组织。1963年发掘的一座分为上下层的丛葬墓(第一号墓),情况较为清楚。墓内有一个显著的主体,即置于下层墓底北部的一具仰身直肢的骨架。该骨架左侧置有石镞、骨镞,西部排列着陶器,头部附近还出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牛角状器。特别布置的尸体和随葬品,反映了他生前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应当是家族的长老。其余的二十五具不同性别的骨架,姿式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应当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这么多的家族成员不可能同时死亡,估计其中的绝大部分肢体分离的骨架,是为了和长老同埋一起而进行的“二次葬”。埋在上层较零乱的四具孩骨架,大约也是“二次葬”,但这四具孩骨架为什么单独处置在上层,倒是别无他例的值得往意的新情况。 完工墓群的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甚至是从较远的外地输入的器物。首先应指出的是具有三个袋形足的陶鬲,陶鬲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标志之一,类似这种形制的鬲,即使在华北平原的最北部,它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三世纪,可以推测这里和汉族发生联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许多骨架附近出有绢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绢、麻都来源于汉族地区。完工第一号墓中还出有汉族所特有的漆器的残片。至于作为装饰用的绿松石、玛瑙、珊瑚和海贝、海螺,大约也都是来自南方的汉族区域。此外,从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他的西邻－－匈奴的影响。 札赉诺尔墓地东距完工墓地约四十公里,从葬俗到随葬品,不仅可以看出他们属于同一文化,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先后关系。札赉诺尔的桦木棺不再是简单的围铺桦板,而是既作出框架,又作出前宽后窄的棺式(图九),整体殉牲不见了,除了用头之外,还流行了使用蹄子这种更简化的象征办法;陶器种类增多了,发现了精致的轮制陶器,一些夹砂大口罐中还残存腐烂的谷壳,表明这里可能出现了少量的农业,铜器的种类也增多了,出现了作为炊器的高足铜鍑,骨器的使用范围扩大了;更重要的是铁器复杂化,多种形制的镞、环首刀、矛和马衔,都是完工时期所不见或罕见的。看来,在这个部落里,铁器作为主要的猎牧工具是在札赉诺尔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以上情况,清楚地反映了拓跋鲜卑的游猎畜牧经济在这阶段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札赉诺尔墓地较普遍的单人葬取代了完工的丛葬,形象地反映出当时大家族组织走向解体,个体家庭出现了,贫富现象鲜明了,下表表明同是女人或男人墓大小不同,随葬品多少也不同。 从表中还可看出女人墓与男人墓在墓室形制和随葬品方面业没有显著区别这一重要情况。女人墓同样随葬环首铁刀、骨镞、铁镞、弓弭和马衔,证明他们还和男人一样进行着猎牧。正是由于当时妇女还未完全脱离主要生产,所以她们还保有一定的地位。从札赉诺尔墓地男女墓葬的分布,可以发现母子合葬墓和男女合葬墓都被围绕在较多的单身男人墓的中间,这种现象大约是一种母权制残余的表现。一座女人墓中保存有一束完整的发辫,这应是拓跋鲜卑区别于其他鲜卑的一种习俗,当时江南人就因为拓跋“索头”这个特征,而呼之为“索虏”(《宋书·索虏传》)。 札赉诺尔墓群所反映的拓跋社会的前进,其自身生产的发展当然是主要的,但不少迹象表明这时他们接受邻近的较先进的文化的影响远比完工时期为显著。轮制的双耳陶罐和角器上刻划的龙形纹饰,都标示了鲜明的汉文化的影响。值得往意的是,还发现了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这几件器物的年代较为明确,可以证明札赉诺尔墓群的年代不会早于公元一世纪。匈奴的影响这个时期也最突出,双耳铜鍑和各种动物形铜饰都具有明显的匈奴器物的风格;较多的铁器,其原料可能来自汉族地区,但锻制的马具和武器,其形制却表明它和匈奴同类器物相接近。一世纪中叶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分裂,一部分匈奴人民从大漠南北向东北流亡,与迁向西南的拓跋鲜卑相混合,文献记载谓“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拓跋)亦其一也”(《宋书.索虏传》),甚至拓跋一辞,有可能更寓有“鲜卑父胡(即匈奴)母”的含义,拓跋鲜卑与匈奴的关系既如此亲密,札赉诺尔墓群出现的上述情况,就是很自然的了。 辽宁巴林左旗的遗迹 《魏书·帝纪·序纪》记拓跋祖先迁移大泽之后,历七世,至诘汾(圣武帝)时,又“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自呼伦池向南是广阔的内蒙古高原並“山谷”,也不必经历“九难八阻”,只有略转东南,进出大兴安岭中段以南,才与记载相符,恰好在大兴安岭南段东侧辽河支流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发现了和札赉诺尔墓群极为相似的遗迹(图一〇)。 遗迹位于辽宁巴林左旗(林东)南杨家营子东的一道东西延长的土岭的向阳南坡,有居住址和墓葬。居住址在坡上,墓葬偏坡下。居住址出有被烧过的马、牛骨和鸟类的骨骼、手制的夹砂陶壶、罐和轮制的泥质灰陶小罐,同样陶器也发现在墓葬中。 墓葬豎圹,头向西北,仰身直肢,都与札赉诺尔同,部分墓葬存有木棺痕迹,木棺使用了铁钉,殉牲用马、羊、狗头和马蹄,也和札赉诺尔相同,不过数量大大减少,出现了改用羊肩和羊前后肢的新作法,随葬陶器仍以手制的壶、罐类为主,常见的大口罐、小陶杯和札赉诺尔极似,札赉诺尔陶器中的盘状口,这里仍在使用,陶器上部用指甲压捺的点纹,这里改用工具作出,其纹饰趋向复杂。骨器种类减少了,主要是镞的弓弭,但镞、弭的制作,显著的趋向精细;出现了骨制的纺轮,和札赉诺尔相同出有用途不明的羊矩骨。铜制器物仍然多属装饰品,出土了一枚东汉中晚期的五铢钱,它是这处遗迹中唯一可以断代的器物。铁器使用的范围更扩大了,除马具、武器外,还出现了类乎铲斧形式的铁工具。从总的数量上比较,南杨家营子墓群的随葬品不如札赉诺尔丰富,但从它的制作(如陶器、骨器)和所反映的问题(如骨纺轮、铁工具),可以看出拓跋部这时期的经济生活比札赉诺尔墓群时期又有了发展。这个发展,反映在墓葬制度上,不仅贫富差别明显,男女分工的情况也逐渐清楚了: 骨镞、铁镞只见于男人墓,铜饰、方形珠饰和铁工具只见于女人墓,这表明当时女人主要的劳动只是处理家内的杂务了。因此,她们的地位下降了,这时,对女人棺木好像已成了奢侈品,这里女人墓用棺的只占五分之一;殉牲也和男人有了区别,女人只能用羊腿。男人墓用棺的比例高达五比三,殉牲不仅用羊腿,还可用羊股、羊肩,甚至羊头、马头。更值得注意的是札赉诺尔墓群中的母子合葬,这里改变成小孩祔葬到男人墓,很明显,南杨家营子时期母系权势已大大被削弱,父系的权威树立起来了。尽管如此,这里还发现了少数的丛葬墓,墓中尸骨大部分是四具,最多的不超过十具,这种丛葬墓大部分都具有木棺,随葬品也较丰富,看来,这种古老的风俗,在当时还受到一定的重视。南杨家营子墓群所反映的拓跋部落的较大变化,是与匈奴混合和日益邻近汉族地区以后发生的,这是拓跋部落进入较高级的部落联盟阶段逐渐发展的新情况。 前引《魏书·帝纪·序纪》记诘汾“南移……于是欲止”。紧接着记了一段神话:“有神獸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欲止”,大约是说在巴林左旗一带停留了一段,没有长期居住,这和此处遗迹並不丰富的情况相符合。然后,又“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匈奴之故地,应是漠南匈奴始祖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 乌兰察布盟的墓群 内蒙古河套以东的乌兰察布盟曾发现两处较大的墓群,一处位于集宁北土木尔台车站西南的二兰虎沟,一处位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的东北方。两墓群都分布在沟谷左侧山坡和坡上。 二兰虎沟墓的形式,“一般均为土坑单室墓,深者2米,浅者1米左右,长约2米余,宽约l米。尸体多为东西向,仰式单人葬”,无葬具,“随葬之陶壶、陶罐均置于尸体头部之后,铜饰等多在尸身上”。陶壶、罐大部分是红或褐色夹砂手制的,也有少量灰色细泥轮制的。铜饰有鹿纹、网纹饰牌和鎏金的指环、伞盖形饰物,有日光镜、长宜子孙镜、四乳镜和铸出“大吉”铭文的铜铃。还出有双耳铜鍑、铁剑,铁镞和外包铅皮的铁弹丸。不少墓中散布有各种珠饰,珠饰以浅绿和翠绿色的玻璃质的料珠为最多,也有用玛瑙和燧石制作的。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墓群,也是土坑,无葬具,东西向的仰身单人葬,陶器置于头部两侧。土坑距现地表比二兰虎沟为浅,随葬器物较少,具体情况如下表: 两墓群的墓式、头向与完工、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群相同,随葬器物也多相似,甚至相同,这些情况似可表明二兰虎沟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墓群是拓跋西迁,进入内蒙古草原初期的遗迹。所出剪轮五铢表明它们的时代已到了东汉晚期。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罢省五原、云中、定襄等四郡,显然给拓跋迅速向西南扩充提供了方便。和完工、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群相比,陶器的形制和用工具在肩部压刻出点纹带的装饰、珠饰形制和质料以及铜釧、指环、铜铃、三鹿纹铜饰牌和铜鍑等的随葬,都标志着这两墓群更接近于札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墓群。完工、札赉诺尔都用葬具,南杨家营子葬具已渐稀少,这里更取消了葬具,看来,徙居草原,缺少木料,应是葬具消失的重要原因。殉牲迹象没有了,骨角器更少见了,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第三号墓头部所出的陶壶中存有较多的稗粒,或许反映农业因素正在增长。二兰虎沟出土的铜镜和铸出了汉字“大吉”铭文的铜铃,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第三号墓所出陶壶肩部刻划出类似汉字的文字和第五号墓出土的剪轮五铢等,都显示了汉族影响的日益加深。玻璃质饰珠的增多和涂釉陶珠的出现,有可能是汉族的影响,但更大的可能是表明他们和中亚一带的某种联系也增加了。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墓群毫无例外地都是单人葬,而且，出现了可以区分为两个墓区的迹象,即坡下的第一、第四、第五、第六号墓的随葬品即使是未成年的儿童墓,也比坡上的第二、第三号墓为丰富,这不仅表明拓跋古老的丛葬习俗已完全废除,也不仅单纯的显示贫富差别,更重要的是,这个分区迹象,也许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已在该鲜卑部落中出现了的反映。 这两处遗迹,从年代和分布的方位等方面观察,也有可能是《后汉书·鲜卑传》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所记檀石槐迄轲比能时期东部鲜卑的遗迹。这个推测,如果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它们就可以成为较重要的实证,来说明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的密切关系,因为它们和完工、札赉诺尔、南杨家营子遗迹具有较多的相似甚至相同的共同点(图一一)。如果再向前推测,南杨家营子东北距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所记“(科尔沁部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的鲜卑山不远。这个鲜卑山,可能是东部鲜卑早期居住地,因此南杨家营子遗迹,或许也和东部鲜卑有关。这样,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就不是关系密切的问题了。当然,这只是推论,问题的澄清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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