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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唐与新罗联合灭亡高句丽。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平阳郡公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率兵2万镇抚辽东。所辖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原百济故地。 吐蕃和新罗的介入打乱了这一局面。是年，吐蕃北犯吐谷浑部，朝西陲震动。就在唐廷商议西援吐谷浑时，新罗开始侵扰唐熊津都督府所辖的前百济旧地，唐朝遣使问罪，新罗“遣钦钝角干、良图波珍餐入唐谢罪”，同时暗中却在鼓动高句丽遗民叛乱，唐朝新罗战争爆发。唐咸亨元年（670年）四月，唐廷派薛仁贵率军西援吐谷浑，辽东防务一时空虚，高句丽遗民“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安舜为主”。这样，唐朝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局，而新罗利用唐军暂无暇南顾之机，于唐咸亨二年（671年），攻占了泗沘要塞，并建立了所夫力州，占领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 唐咸亨元年（670年），唐朝派高侃、李谨行率偏师前往辽东平叛。经过四年的战争，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唐上元元年（674年）正月，唐朝派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南伐新罗。在累战不利的情况下，新罗王金法敏被迫遣使入朝谢罪。唐朝既往不咎“复法敏官爵”。唐上元三年（676年）二月，又正式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辽东故城（即今辽宁辽阳）。 唐朝战胜新罗，为什么还要将都护府北迁呢？这应与两国在半岛的实力消长有关。虽然唐朝整体国力远胜新罗，但随着吐蕃在西南的崛起，唐廷已经不能全力经营半岛。是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就在都护府迁离平壤的次年，“仪凤二年（677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将刘仁轨调往西线以防御吐蕃。唐倾力与吐蕃交战，对东境自然采取守势，不愿与新罗在半岛长期对峙，空耗人力、物力。因此，在新罗称臣谢罪的有利条件下，将都护府迁离平壤，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唐仪凤二年（677年）二月，唐朝将安东府再次迁治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同时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史称：“（高藏）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高句丽族人）皆原遣。”金毓黼先生认为，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迫使唐廷在辽东采取羁縻政策。唐灭高句丽后，为防其东山再起，曾强制迁离大批高句丽族人，人数达40万之多，唐朝削弱当地高句丽势力的决心可见一斑。平叛后，据杨军先生估计，高句丽族人在辽东者，尚有10多万户。唐朝让高藏这时返回辽东，无疑是羁縻政策的具体表现。但同时将大批已迁中原的高句丽族人遣归辽东，却与当初削弱高句丽的初衷背道而驰，无疑为辽东再次增添了不安定因素，也为高藏日后谋叛埋下了伏笔。抚顺新城位于辽东城的东北方向，从战略地位上考虑，可随时监督高丽王高藏的反叛行为，并对大批降唐的高句丽人实行严密的监视，以备应急而动。唐朝任高藏为辽东州都督，而不是安东都护，这说明唐朝并未完全信任高藏，而安东都护此时由何人担任，史未详载，但必为唐将无疑。 新城是当年高句丽的西境边城，地势极为险要，安东府治所迁到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掌控整个辽东局面。高藏回到辽东后又密谋反叛，史载：“藏与靺鞨谋反，未及发，召还放邛州，厮其人于河南、陇右、弱窭者留安东。”叛乱未及发动便告失败，高藏及其族人又被遣返中原。唐朝随后改派盖苏文长子泉男生任辽东都督，泉男生到任后“安抚辽东，并置州县，招流冗，平敛赋，罢力役，民悦其宽”。他采取精简机构、召纳流民、整顿赋役等举措，短短数年即稳定了唐朝在辽东的统治。唐调露元年（679年）正月二十九日“（泉男生）遘疾薨于安东府之官舍”。其后20年间，史书不见关于安东都护府重大事件的记载，说明辽东此时应处于恢复和发展的稳定时期。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辽西契丹族突然叛唐，史载：“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奔之路，使其腹背受敌，处于唐和突厥的夹击之中，扭转了唐对契丹作战最初的被动局面。同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契丹在初胜唐军后即向辽东大举进攻，据《新唐书·许绍传》载：“方围安东，胁令（许钦寂）说属城未下者。钦寂呼安东都护裴玄曰：‘贼朝夕当灭，幸谨守！’贼怒，害之。”辽东形势危在旦夕，时任辽东都督的高德武挺身而出，“以数百之兵当两万之寇”，“破逆贼孙万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高德武挫败了契丹进据辽东的企图，从战略上切断了契丹东时鼓舞了唐军的士气，“使国家无东顾之忧”。对高德武军的战功，唐廷褒奖“各赏金带绯袍，答诚效更自录奏拟加荣官”，唐军更准备“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番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取海路东入”，从辽东方向包抄契丹，同时命令“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族、官属等训励兵马，共为犄角”。 此后唐朝联合突厥，最终平定了契丹叛乱，“契丹余众不能立，遂附突厥”。辽西从此成为战场。营州都督府被迫南迁，从圣历二年（699年）侨治渔阳，又于开元五年（717年）还治柳城，近20年间，唐朝只能通过海路沟通辽东。 平定契丹后不久，唐朝内部开始出现放弃安东都护府的舆论，唐神功元年（697年），狄仁杰上疏唐廷：“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不久，狄仁杰再次上疏要求：“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狄仁杰的主张并不是正确的，他只看到安西、安东都护府给唐朝带来的财政负担，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二府的存在对唐朝的战略意义，简言之，即建二府以分敌势，因为有安西四镇，吐蕃才不能全力犯唐，也正因为安东都护府的存在，契丹始终不能东据辽东，而是流窜在唐与突厥之间，部族离散，不能坐大。武则天对此有清楚的认识，她既没有罢四镇，也没有撤安东府，为平息舆论，将安东府降格为都督府，让有保辽战功的高德武出任安东都督。唐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任命唐休景为幽、营都督兼安东都督，神龙元年（705年），再次恢复了安东都护府的设置。之所以由唐休 兼任安东都督，笔者认为，唐廷希望由他统一领导辽东与幽州两地唐军，使之配合默契，“训励兵马，共为犄角”，进而收复辽西，恢复与辽东的陆路交通。 契丹叛乱的另一个深远影响是渤海地方政权的建立。史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祚荣并不愿意卷入唐与契丹之间的战争中去，而是选择了东奔远迁、远离战祸之路。武则天在战败契丹后，曾派军进行征剿，却被大祚荣战败，由此，大祚荣得以在东北立足。这是高句丽灭亡后唐东北边疆的最大变局，直接促成了其后安东都护府的迁治。 唐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再次迁治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前安东府治所虽数次迁移，但都未离开辽东，为什么唐玄宗在继位伊始就要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笔者认为这与此时东北局势的变化直接相关。渤海地方政权建立后，唐朝在辽东仍有相当力量，之所以没有再次征剿，主要由于唐将主要兵力用于对突厥、契丹作战。大祚荣迫于形势通使突厥，但仍然倾向归顺唐朝，比如大祚荣就以武则天所赐封号“振国公”为号，并且仅满足于“保阻以自固”，对唐辽东地区并无野心，因此中宗即位后,唐与渤海的关系很快有了改观。《旧唐书》载：“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将加册立，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但笔者认为，中宗和睿宗时期未能册封渤海，应与大祚荣对唐在辽东的驻军心存忌惮有关。 对渤海而言，唐在辽东驻军是渤海的直接威胁，与唐境接壤,随时可能遭到唐军的打击。而唐朝此时尚倚重辽东以牵制契丹，辽东仍然具有战略地位，二者在此问题上无法立即达成妥协。 唐睿宗先天二年（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朝遣郎将崔訢从海路前往辽东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正式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次年（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平州（今河北卢龙）。 之所以如此，在于唐朝长期只能以海路联系辽东，这就削弱了唐在辽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渤海此时已有长足的发展，成为“地方二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的海东大国。二者实力对比，唐朝应该已经处于劣势。为了争取渤海并借助其力量牵制契丹，唐朝在册封渤海的同时，对渤海作出重大让步，将安东都护府迁往平州，从而解除渤海对唐朝的戒心，这应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而促成唐朝册封渤海的关键人物，应该是大祚荣之子大门艺，前文曾提及大祚荣曾遣子入侍，其人正是大门艺，“门艺曾充质子至京师，开元初还国”，他在长安居住六年，在此期间，深受唐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渤海内部亲唐派的代表人物，唐朝册封大祚荣的同时，让大门艺返回渤海，正是希望亲唐力量主政渤海，使渤海成为唐朝稳定东北边疆的有力屏障。 唐安东都护府迁治平州的消极后果是动摇了当地居民继续留居辽东的信心，大批高句丽遗民转而投附新兴的渤海地方政权。“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 安东都护府内迁后，唐与渤海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渤海不断派出使团入唐，从事文化和贸易交流活动，并从中受益甚多，而唐朝对渤海也愈加重视，史载：“开元十三年五月，渤海王大武艺弟大昌勃价来朝，授左威卫员外将军留宿卫。” 开元十五年（727年）四月丁未，唐玄宗敕曰：“渤海宿卫王子大昌勃价及首领等久留宿卫，宜放还蕃。庚申，封大昌勃价襄平县开国男，赐帛五十匹，首领以下各有差。”大昌勃价为大祚荣的儿子，大武艺的弟弟，于开元十三年入朝留宿卫，两年后放还本藩并册封为“襄平县开国男”，襄平县即《道里记》所载的襄平城（辽阳）。所谓“宜放还蕃”，自然是渤海，这也表明渤海实际已经控制了辽东地区，而“安东府则汉之辽东郡，其汉之玄菟乐浪二郡，并在辽东郡之东，今悉为东夷之地矣”。“其后（高丽）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土尽入于靺鞨”。 这里提及的“东夷”、“靺鞨”应即指渤海。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渤海统治者大武艺因不满此前唐朝设立黑水都督府，“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唐朝）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唐对渤海的反攻选择幽州和新罗两个方向，而不是从辽东地区直接进攻渤海，这就进一步从侧面印证了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徙于平州”后，唐朝已经丧失了对辽东的控制。杜佑《通典》明确指出，安东府于上元二年（761年）废止。 不过，渤海建国的重心不在辽东。前已述及，当营州爆发契丹反唐战争的时候，与契丹不同，渤海酋长选择了“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这样远走他乡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没有显示出对辽东的重视，此后将拓境的重点放在了鸭绿江南境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当唐朝将黑龙江下游的黑水部纳入版图后，大武艺竟然不惜与唐开战，对新罗也是如此。渤海没有选择夺取辽东，因为全面占领辽东即意味着与唐朝接壤，一旦唐朝实力恢复，难保不重蹈高句丽的覆辙。在唐朝收复辽东的战争中，粟末民族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战争的残酷和高句丽灭国灭族的教训使渤海统治者对辽东地区不能不三思慎行。大门艺曾对大武艺言：“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强，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此外，渤海自身的实力决定了其不能全面占领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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