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洼墓地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的鲁家河东岸塬边,邻沟而居,北距黄龙山约10公里。该墓地是去年底因被盗而发现的。根据追缴文物判断,是一处等级较高的春秋时期的墓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自今年2月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与抢救性发掘;同时对墓地所在的鲁家河流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的发现与收获。 确认发现带两条墓道的高等级贵族大墓。经钻探,确认墓地范围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米,总面积约77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56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是,发现了2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型大墓(编号M1与M2),南北向,东西并排分布。发掘显示M1南北总长64米,长方形墓室南北口长11米、东西宽10米、深度约12米;斜坡状墓道均宽8米,其中南墓道长32米,为主墓道。M2与M1平面形制相同,南北总长相若,墓室深度相等;但墓室规模略小,南北口长10米、宽8米,墓道宽仅及M1墓道的一半,约4米左右。两座大墓特别是M1,规模宏大,颇有王者之势。仅就墓室大小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形制的曲沃晋侯墓M93、韩城梁带村芮公墓M27大得多,仅次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M2与M3,也比洛阳发现被认为可能是周平王墓的“亚”字型大墓墓室大。据此,刘家洼大墓墓主人身份亦当为诸侯国国君与夫人级别。其余墓葬皆为南北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与大墓墓向一致。墓口面积10平方米以上的墓有21座,其中5座墓口面积超过了20平方米。根据以往考古发现可知,这些墓墓主人的身份相当于卿大夫或士一级的贵族。 墓地内墓葬的分布,除个别零散墓葬外,两座大墓居于墓地中部偏东的地势高亢之处,西北方各有一座长方形车马坑。中、小型墓主要分布大墓的北、南和西三面地势较低之处,大致可分为南北相对集中的两个墓区。 发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各类珍贵文物。从4月份开始考古队采取“探方式”的发掘方法对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发掘。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9座中小型墓的清理。均为以往常见的普通竖穴土坑墓,无腰坑与壁龛等特殊迹象;墓主人仰身直肢,头朝北,普遍使用木质棺椁葬具,无殉人殉牲现象。与以往春秋时期周系墓葬,如侯马上马墓地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同类墓葬特征相类。 从整体上看,发掘的19座墓葬,4座遭到盗扰,15座保存完好。共出土铜、金、铁、石、玉、陶、料珠、漆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300余件(组)。这些出土文物中,青铜器占大宗,主要包括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三大类。礼器有食器的鼎、簋、甗,水器的盘、匜,及酒器的方壶。器物风格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具有典型周系特点,而与秦式铜器有别。礼器组合以鼎为核心的重食组合特点也非常鲜明。车马器数量最多,共50与件(组),包括常见的马衔、镳、銮铃、车衡饰、车辖、軎等;兵器有戈、矛、甲胄、镞、鍚等。除此之外,规模较大的墓葬还普遍出土有丧葬用器的铜翣,及由铜鱼、铜铃、陶珠(石贝)组成的棺饰件。尤其是用翣,是该墓地随葬用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文化属性而言,墓地出土的铜器文化风格以周文化为主,但也包含了少量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如M6出土的铜矛为柳叶形,矛叶横截面作十字形,宛若四翼,与户县宋村M3春秋墓出土铜矛类似,乃典型的秦器。 出土玉琮 出土金器 出土金器 其它类文物数量与器类,不及铜器那么丰富,但却不乏精美或价值重要者。玉石器以圭和玦最常见,另M49出土了1件玉璧和1件玉琮。特别是玉琮,内圆,外仅一侧见方,两折角饰立人形,余多为抽象兽面和线条。形制罕见,制作之精,纹饰之美,堪称玉器中的精品。中型墓的3座出土有漆木器,虽然木胎朽而不存,但纹饰图案清晰可辨,个别器形尚可辨识,如M10出土一件漆盒,圆角方形,器形基本完整,黑色髹漆上绘以红色云雷纹。在北方地区墓葬能发现如此好的漆器,是非常难得的。另外,在一座小型墓M11出土1件五孔陶埙,实属罕见。除了这些最惹人注意的就是金器与铁器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金器共7件,包括出自大墓盗洞的1件虎形牌饰与2件牛首衔环饰,及其它素面环与螺旋形金耳环。尤其是小墓出土螺旋形金耳环,是典型的北方民族的器物。它的发现对于探讨春秋时期关中与北方之间文化交流、族群互动、交融无疑提供了新的证据。铁器为出自M49的一铜柄铁剑,这是继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沃晋侯墓地、梁带村芮国墓地之后中原地区又一年代最早的铁器,对于探讨中国冶铁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资料。 M6出土器物 从单个墓葬来看,各墓规模大小有别,墓主身份有差异,随葬品的规格与丰俭程度不同。19座墓中,多数只随着极少量的石圭、玉圭、石玦等小件器物,仅6座出土有铜礼器墓,随葬品相对丰富。其中尤以M6和M49最为突出,随葬器物的种类与数量甚为丰富。以M6为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4.6、宽3.4米,面积近16平方米。南北向,一棺一椁,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随葬品有铜礼器、铜丧葬器、兵器、车马器、玉石器等。铜礼器有鼎3、壶2、甗1、盘1、匜1,为食器+水器+酒器组合,体现出周人铜器组合特征。三件铜鼎器形、纹饰一致,个体相次变小,均为折沿、附耳、圆腹,兽蹄形足,腹中饰一周凸弦纹分下上两隔,上为窃取纹,下饰波曲纹,为春秋早期铜鼎特征。兵器有铜戈、铜矛、铜镞、甲胄等,矛和圭首直内戈也亦表现出春秋早期的时代特征。车马器有车辖、軎、马衔镳,玉石器有石圭、玉圭、玉玦等,在墓室西北角集中叠压放置大量石圭,数量达30余件,最长者约25厘米。棺盖板上放置有2组4件铜霎,另有成组的棺串饰。《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 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大量的考古发现也多有证明,随葬三鼎墓主人多为士一级贵族,M6也应如此。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及器物组合特征等多方面可见,该墓为周系墓葬。 于此还要特别提及的是,除了发掘所获之外,目前该墓地已追缴的被盗文物多达402件(组)。这些追缴的文物亦铜器为最多,有青铜礼器、车马器、兵器、棺环、玉器、玛瑙珠等。礼器有60余件,包括一级文物12件。其中的两件龙纹大壶,器呈椭方形,长颈、垂腹,圈足,颈和耳已残。颈饰环带纹,腰饰一周凸棱,腹部以双身龙首为主,多身龙纹为辅。且通高达60余厘米,是目前陕西地区同时期体量最大者,可谓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精彩代表。另外的的一套10件石罄,其中的9件形似动物,形制特殊,为以往所不见,丰富了石罄形制的资料。 鲁家河居址夯土 调查发现了夯土墙、陶范、陶窑、板瓦建材等与墓地相匹配的居址遗存。在墓地北侧700米处,鲁家河两条支沟间的沟梁两侧及上部台塬相接部分,勘查发现长达500多米的断续相连的夯土墙,局部保存高度1.5米。墙体夯层厚度10厘米,夯窝直径4厘米左右,其内夹杂少量的春秋时期陶片。在此沟梁的下端,发现一段宽12米南北向壕沟,试掘出土有大量春秋的绳纹板瓦和陶器残片。夯土墙与壕沟大致将整个沟梁合围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区域,总面积10余万平方米。其内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瓮和板瓦等残片,勘探发现有大量灰坑和板瓦建材堆。据采集标本特征判断,年代为春秋早期前后。特别重要的是,还采集到一块陶范残块。另外,在墓地东侧的台塬区,亦采集有春秋时期的陶片,勘探发现有灰坑分布。在与墓地隔沟相望的鲁家河西的塬边与坡地,也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陶窑、灰坑、板瓦堆积及陶片分布。 关中东部又一处周代封国或高级贵族采邑的初步认定。墓地与居址空间上相邻或靠近分布,年代上接近,功能上互补,等级上匹配,当为同一聚落的不同构成部分。以大、中型墓为主的墓地,当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聚落统治阶层的一处公共墓地。 大墓墓主人身份相当于诸侯国国君及夫人级别。墓地的年代根据随葬铜器与填土陶片特征,结合秦灭梁芮的文献资料分析,为春秋早期晚段,或早中期之际。墓葬形制、葬式、葬俗特点、随葬品文化特征与器用组合现象乃至墓地布局,均与同时期典型周系墓葬与墓地相类。尤其与同时期同区域的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最为接近,如车马坑均置于大墓西北。这和晋侯墓地车马坑置于大墓东北特点不同。 由居址与墓地共同构成的这一聚落,跨鲁家河两岸分布,居于东西横亘的黄龙山前,总面积约近3平方公里。内涵发现有高等级建筑、铸铜与制陶手工业遗存,及高等级墓葬与大体量的夯土墙、壕沟遗迹。选址特点、规模大小与遗存内涵,与关中西部发现的孔头沟、劝读、周公庙等西周高级贵族采邑类同。 另外需要指出的,该聚落所在的鲁家河系洛河支流长宁河的上游,其东西两侧大约10余公里分布着洛河的另外两条支流孔走河和县西河。同处洛河左岸,自北而南纵穿黄龙山山前的黄土台塬。近来,在这两条支流上亦发现有与鲁家河同时期同等规模、规格的遗址。这种聚落分布特点,与周原地区西周采邑分布模式近同,而与关东诸侯国的分封特点有别。 综上分析,虽然目前尚未出土直接文字证据,加上文献记载阙如,我们尚无法对墓地及其代表鲁家河春秋聚落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但初步认定,这里是春秋时期某一周系贵族的封国或采邑,当无大谬。 刘家洼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继华县东阳、澄城段家河、韩城梁带村之后,是关中东部乃至陕西、全国周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保存完好的墓葬,丰富的随葬品,不同文化因素的器物,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器用制度、埋葬习俗及族群互动融合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墓地的全面发掘,多学科联合的信息提取,更将为墓位形态与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难得的上佳资料。凡此等等,无疑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一个不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封国或采邑的历史与文化。另一方面,关中东部这样一个封国采邑的发现及其内部结构进一步解剖厘清,不仅增添了我们对关中东部周代遗存的了解,也有助于周代采邑封国的城邑形态、居葬模式、生业方式、社会组织等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为进一步廓清区域内周代聚落分布模式与变迁提供了新的基点。正是这一发现,加上以往的考古线索,使我们初步认识到:在关中东部特别是渭北台塬区,沿洛河与黄河的支流上可能分布着多个周代小封国或贵族采邑。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有关关中东部周代文化、聚落与社会认识将会更加深刻,进而推动区域政治地理结构的深入研究,以加深对周王朝以分封制为核心政体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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