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最富太监”刘瑾贪2.59亿两白银不可信

明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号称“史上最富太监”，按有关史籍的说法，刘瑾被抄家产有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亿两，这一以亿两白银计算的贪腐家产，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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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抄家产有2.59亿两白银的说法，多见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文献。

2、无论从常识、还是明廷的白银财政收入上看，这一数字都不可信。

3、目睹刘瑾倒台全过程的高官王鏊，都没有记载这一惊人数字，贪2.59亿白银的说法，很有可能是后人听信传闻以讹传讹。

撰文▼ 洪振快（“彰考局”专栏作者）

“2.59亿两白银”？

刘瑾被抄家的家产详情，见于很多明清古籍。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被抄家，较早记录这一情形的文献有明代学者高岱的著作《鸿猷录》等。

高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曾任刑部郎中（相当于司法部、公安部的一个司长）。《鸿猷录》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撰成，此后在知识圈中传抄，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由其子高思诚刻印成书，此后万年年间又出现多个刻本，传播颇广。

在现传嘉靖四十四年刻本中，涉及刘瑾被抄家情况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尽籍瑾家属并其党诛之。没入其赀，凡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椟，穿宫牌五百，衮龙袍四，金龙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他物称是。”

▲《鸿猷录》关于刘瑾被抄家产的说法，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

这段文字，并没有说明金银一锭多少两，也没有算总数。但按一般情况，金银一锭是50两，以此计算，刘瑾家产黄金是12057800两，去掉零头，就是1200万两；银是251583600两，简略说是2.51亿两。

陈建的《皇明通纪》（又称《皇明资治通纪》、《皇明历朝资治通纪》），田艺蘅的《留青日札》，薛应旗的《宪章录》，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等等，这些都是较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或史学专著，其所记刘瑾家产数目，与《鸿猷录》相同，都是2.51亿两白银。

2.51亿两白银，与“2.59亿两说”少了800万两。

数字为何有这样的出入？

这是因为，有些文献中“银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表述为“（银）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两，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在原“五百万锭”后面添加了一个“八百万两”，故而变成了2.59亿两。

明代高官兼学者王鏊的《震泽长语》、陈洪谟的《继世纪闻》、郎瑛的《七修类稿》等，都这样说，其中，《震泽长语》和《继世纪闻》出现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的总数，所谓银子2.59亿两，应该是从这两部著作及引述这两部著作的文献中来。

常识、白银收入

无论是2.51亿两白银，还是白银2.59亿两，这样的惊人数字，让人生疑。

明清时代，一斤16两，1两约为现在的590克。这就是说，当时的1两为现在的36.875克，2.59亿两相当于现在9550吨。

一个人家中光白银就有9550吨，实在太过惊人。基于历史常识判断，这样惊人的数字显然不可能。

而从明廷财政收入中的白银数量来看，刘瑾家产这么多，也不太可能。

日本、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的白银主要靠开采银矿得来，开采银矿，称为银课。正史中，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除个别年份以外，《明实录》中均载有每年的银课收入。

数字显示，这130年间，总计银课收入11,395,775两，每年平均在10万两左右。明后期实际已不足10万两。

而明代国库——太仓银库的白银出入量，据《明实录》、《万历会计录》、《皇明世法录》、《明经世文编》等史料记载，太仓银库岁入银，嘉靖七年（1528年）为130万两，此后一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未超过250万两，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才升到310万两，到万历五年（1577年），由于张居正善于理财，才达到435万两。太仓藏银，张居正理财之前少有超过200万两。

从银课和太仓岁入银数量来看，刘瑾被抄家的正德年间，无论是国家开采的银矿，还是货币化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太仓藏银，数额都不大。

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刘瑾被抄家的正德五年（1510年），历时120年，以每年银课收入10万两计，总数也不过1200万两（实际不足此数）。国库（太仓）藏银，则不多于200万两。

以此来看，刘瑾当权不过几年时间，被抄出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亿两，近于天方夜谭。

再者，比较可靠的《明实录》，对于刘瑾被抄家，也只是说“金银累数百万”：

“（帝）亲籍其家，见金银累数百万，其他宝货不可胜计，又得伪玺一、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弓弩之属”。（《明武宗实录》卷66）

被抄家产数百万两已足以惊人，因为国库太仓银都不会超过200万两。

▲《明武宗实录》记录刘瑾被抄家产是“金银累数百万”

附会、以讹传讹

那么关于刘瑾巨额财政数字的记载又是怎么来的呢？

明清时代，一提到刘瑾家产2.59亿两白银，多会引用王鏊的《震泽长语》。即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及此说，亦会“据王鏊笔记”。

王鏊（1450—1524）与刘瑾活在同一时代。正德元年（1506年），王鏊被起用为吏部左侍郎，任《明孝宗实录》副总裁。正德元年十月，王鏊参与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为首的大臣们为翦除宦官势力的请诛刘瑾等“八虎”事件，事败未成。

同年，王鏊入内阁，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国史总裁、同知经筵事。次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仍任户部尚书。因刘瑾专横，王鏊见时局无法挽救，深怕引祸上身，几次上疏要求辞官返乡，终获批准，时在正德四年（1509年）五月。

一年后，刘瑾被控谋反，被抄家。正德十年（1515年），王鏊撰成《震泽长语》。

从情理推测，王鏊官至大学士，官场人脉丰富，辞官后的次年刘瑾被抄家，他完全有可能了解相关情况。如果笔记确有刘瑾“被抄家产白银2.59亿两”的记载，就不能说事出无因。

不过，据笔者考证王鏊笔记《震泽长语》的版本流传系统，发现，该书的明末崇祯、清初顺治刻本中都没有相关内容，清代中期的四库全书本才有，这一耸人听闻的数字很可能是负责编纂的王鏊后人加上去的。

而后人能获得的信息来源，极有可能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的各种著作（如《鸿猷录》、《皇明通纪》、《留青日札》、《宪章录》、《继世纪闻》、《弇州史料》等），此时，距刘瑾被抄家已有四五十年，各种传闻已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