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秦始皇与汉武帝，谁的阅读速度更快？

原刊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经公众号“先秦秦汉史'（微信ID：xqqhsyj）授权转载，有删节。

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论文。邢义田教授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睡虎地秦墓竹简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

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

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94页）。“百二十斤”则为30.8公斤。参照邢义田先生对于书写《史记》竹简重量几种推算的平均数51.015公斤，如果秦始皇批阅的文书用同样的每简38字的形式书写，则“石，百二十斤”的篇幅可以书写31.79万字。

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每天必须处理的“书”，竟然超过30万字。这真是惊人的阅读量！

再来说说汉武帝，他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

汉武帝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

东方朔

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 “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秦始皇无疑是勤政的。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