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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看历史——宋元变革论略说 王瑞来 《思想战线》2017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瑞来，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 东京，171-8588）。 研究历史，无论明晰与否，其实在学者的心中都潜藏着现实的情怀。历史长河，从远古走来，奔腾到如今。那么，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对于这样一个超越学界的问题，相信为很多人所关注，海内外学界也进行过种种探索，而我近10年来力倡的宋元变革论，则是试图从这一视点对问题做出回答。本文标题“向下看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在历史纵向上区别于唐宋变革论注重前代异同的向上看，而重在宋元以后；二是与注重上层建筑的唐宋变革论不同，重在揭示社会层面的时代转型。 一、两论异同：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 讲宋元变革论，不容回避的便是20世纪初日本内藤湖南首倡、21世纪又在中国重新引起极大关注的唐宋变革论。无论是唐宋变革论，还是宋元变革论，都不外是一种历史分期。所谓变革，是讲变化。正如每一天升起的都是新一轮的太阳，历史演进本身就是变化。而历史又像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所谓历史分期，不过是在长河的各个流段人为打上的标记。时代变革论，则是与前后时代的特征相比较做出的归纳。 以历史自然流段的王朝为标记，则是现成而易明的方式。但无论叫唐宋变革论，还是称宋元变革论，都会对变革论的内涵产生歧义乃至误解，以至于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在唐宋之际或宋元之际发生了重大变革。比如最近看到的荣新江先生就在《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一文中，对唐宋变革论如是定位：“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之际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世的交接点。”其实，我所理解的唐宋变革论并不是讲唐宋之际发生的变革，而是指自中唐以后的时代变化，这是向上看，跟中唐以前相比较得出的认识。这跟荣新江先生在批评唐宋变革论时赞同“天宝变革论”并无二致。究其发轫，唐宋变革论始于中唐，贯穿于北宋。而宋元变革论讲的也并不是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而是指自南宋开始终元之世的时代变化，这是向下看，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上得出的认识。两论都是对历史走向的一种长时段观察。从这样的界定来看，尽管叫唐宋，叫宋元，实际上都是已经跨越了王朝史畛域的观察，反映的是历史演进的逻辑关系。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观察指向不同，并不矛盾对立。两论交集于宋。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在中国历史长河的流段中，具有不可切割的连续性。时代渐进推移，北宋处于消化唐宋变革成果、蓄积下一个变革因素的时期，而南宋才开始走出古代，走向近世。同唐宋变革论一样，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不区分两宋，也有欠详密。将两宋捆绑在一起，很难准确而完整地揭示并解释南宋以后的历史走向与社会转型。 二、启示与契机：宋元变革论的倡导缘起 顺着唐宋变革论的思路观察，中唐藩镇兴起，贵族制崩溃，五代重塑中央集权。至宋，在军事上的种种施策，保证了强大的皇权。然而从太宗朝的大规模开科取士开始，逐渐上升的士大夫势力，又开始掌控皇权。从而，由军事实力支撑的皇权便成为强有力的士大夫政治的基础。北宋形成的士大夫政治，是唐宋变革绽开的最后一朵绚丽的花。 在皇权走向象征化的进程中，宋代形成的士大夫政治起到了强化和促进作用。而追溯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又少不了科举这一催化剂。在宋代寻觅唐代因素，不仅制度、法律如影随形，科举也是遗传基础上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用唐宋变革论的理论框架加以解释。 从南宋开始，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变局。这个变局一直引导中国走出近世，走向近代。解释这一变局，就是我近10年来明确倡导的宋元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非我开辟草莱。受到日本学者“近世说”启示的欧美学者，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有两宋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等学说的提倡。受到欧美学者这些学说的启示，通过自身的实证研究，我逐步明晰了宋元变革论的理论框架与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明确倡导宋元变革论不过是对既有学说的补充与实证。 历史走到了南宋，特殊的国际形势，让南宋与江南重合。南宋仿佛又回到了南朝，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文化重心再度合一。中国尽管幅员辽阔，但重心存在。江南这一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千年繁华地，南宋为其打上重重的印记。从此，最具中国元素的江南，代表着中国。对此，钱穆先生曾扼要地指出：“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江南的现成存在，自然成为我的关注重点。这便使我规避了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带来的考察困难。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宏区划分范式为我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理论支撑。地域发展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犹如一池湖水，尽管水温水深会有不同，但同为一池，会有交互影响。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藉由元明统一的时势，如水流从高就低，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推手，便逐渐将变革辐射扩展到大陆的各个地域。 尽管有欧美学者先行学说的启发，我的研究也并非理论先行，而是论从史出。2005年，为受邀参加科举废止百年学术讨论会撰写论文，此时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成为我思考宋元变革论的契机。为此，我开始关注元代，特别是与南宋密不可分的江南地域。在提交会议论文《科举停废的历史——立足于元代的考察》中，我考察了元代几十年间的科举停废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士人的心态变化与职业取向。作为时代背景，我向上追溯到了南宋。由此，我找到了论证宋元变革论的一个切入点：士人的命运。 三、切入点：士人的命运 这个切入点跟我一直进行的士大夫政治研究互相衔接，不过向度不同，我的士大夫政治以研究与皇权相关联的中央政治为主，那是眼光向上的研究。而宋元变革论由士人的命运切入，则是眼光向下的研究，关注士人以及士大夫所在的地域社会。 尽管科举在北宋的规模扩大给无数士人带来了无限憧憬，由科举而改变命运的贫困之士也为数不少，但由科举入仕，一直是一条异常艰难之路。以概算言之，宋代科举解试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就是说录取倍率在千分之一，这几乎是现代社会任何一种资格考试所没有的竞争高倍率。南宋进士登第者约有5万人，在这5万人的背后，名落孙山的，可以说有着5千万人次。艰难的科举之途，让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像范进那样锲而不舍的士人固然有，但落第后转向和压根就不事举业的士人则更多。他们流向社会，以各种职业谋生。 为数5万的命运宠儿，经过激烈角逐，鲤鱼跳龙门。一般人的想象，金榜题名后，便说肥马轻裘，钟鸣鼎食，高官厚禄，各种文献记录的也多是呈现这样光明的一面。这样白字黑字言之凿凿的记录，既诱惑了当世人，也蒙蔽了后世人。 科举这架官僚再生产的机器，源源不断地向官场输送官员，而任何王朝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容纳不下过多的管理人员。已有官冗之叹的北宋，便设置了选人这样的制度限制。科举登第以及以其他途径入官的，首先成为选人，担任州县等处属官一类的低级官僚。按制度规定，要在选人七阶之内一年一年循资升迁，而从选人七阶突围，成为中级官僚的京官，则极为困难。除了自己的政绩之外，还要有5个官员的推荐信。5个推荐人当中，又必须有两人是直属上司。 不像“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选人升迁至京官，命运自己已经无法掌控。每年出官名额有限，奇物可居，推荐充满利益交换、金钱贿赂。大量无背景无势力的选人，无法挣脱被称为“选海”的七阶之限，只能终生担任俸禄低微、地位低下的低级官僚。南宋“员多阙少”的现状，选人改官更较北宋为难。头悬梁锥刺股，甚至倾全家族财力而换来了金榜题名，前途却一片黯淡。由失望而致绝望，转向他途，或者不再让子孙圆梦科举的士人也比比皆是。我写过几篇宋元变革论的实证研究文章，其中讲述的个案历历可见。 不走仕途走他途，他途同样充满魅力。南宋地处江南，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士人可以从事的职业很多。有些人读书学习接受教育，原本就没指望去走可望难及的科举独木桥，而就是想获得从事吏职的本事。这种倾向自北宋而然，至南宋而愈盛。苏辙说吴、蜀等地“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召募，人争为之”。李新也指出，有的人送子弟去州县学校读书，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与门户充县官役”。我的《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一文，便从史料中爬梳出的士人经营田产例、士人剃发出家例、士人教书例、士人经商例、士人为吏例等，说明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 四、宋元士族：明清乡绅社会的渊源所自 拥有知识的士人无论贫富，地域社会认同他们的身份，享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除了下层士人，中层以上的士大夫官僚由于一阙数人，任满之后也往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待阙，而致仕后的士大夫到去世为止也一直滞留乡里。这些滞留乡里的士大夫，凭借地位声望，积极参与到地域社会之中，他们的周围也聚集着一大批士人。 科举入官取代了贵族世袭。宋代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弟享受恩荫，多数也只能停留在低层。为了家声不坠，宋代士大夫注重家族经营，并且士大夫间盛行通婚，还吸纳有为士人为婿，从北宋开始，逐渐形成了以知识和财产为基础的新士族。明清以来的族谱向上追溯，比较明确可信的就是到宋代，特别是南宋。由此可以概见宋代士大夫家族建设的努力和成果。 家族、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在地域社会的活动中，宗族往往又是主要参与单位。除此之外，地域社会结社盛行，文人有诗词书画的结社，行业有行会，乡里也有各种互助组织。修桥、铺路、赈灾、救荒，士大夫和士人是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亦官亦民的士大夫、士人，成为联结国家与地域的纽带。南宋的地域社会与国家既有协调合作，也有利益上的紧张对立，在商品经济的支撑下，显现强势。大量士人的参入，显然提升了地域社会的知识层次。地域社会在知识精英的引领下转型，明清时代的乡绅社会也正是发端于南宋。 元朝长时期停废科举，以后虽然勉强开科取士，但有元一代的登第人数甚至不及宋代一榜之多，对政治并未产生多少影响，实际意义不及象征意义。元朝以吏为官，吸引了大量士人。而元朝设置的儒户，不管与南宋末年的士籍有无关系，对士人身份的确定，意义也非同小可。从南宋对士人身份的习惯认同，到元朝的正式确立规定，从自贵到他贵，不是拥有财富的标志，不是职业的区别，而是文化的身份，使无恒产的士跻身于众多的以职业划分的户种之中，成为其中的编户齐民。不需要凭借血缘门第，作为世袭的文化贵族，在元代终于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不纳税、不服役的儒户，成为拥有特权的精神贵族群体。据萧启庆先生估计，江南的这个群体，达10万户之多。可以说明清强势的乡绅社会正是渊源于此。 五、并不黑暗：元代承续的社会发展 宋元易代，异族统治并非如想象中的黑暗。蒙古征服南宋，除了在一些激烈抵抗的地方实行残暴屠城之外，大多是不流血征服。这使得千年繁华的江南社会结构与生产力没有受到较大的重创。江南的经济发展也没有被中断。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断言：“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这是想当然的推测。书中用《马可波罗游记》记述的南宋灭亡以后的繁荣的城市商业发展，恰恰无形中否定了他自己的推论，反证元代延续了南宋的“近代化”。改朝换代并未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反而形成更为开阔的疆域，导入多种贸易方式，更为刺激江南经济由内向转为外向，商品经济更加发达。这就是宋元留给明清的铺垫。 由于元朝政府的决策层在开与不开的政策分歧延宕，数十年间科举停废。在这种偶然性因素的背后，则是由于社会多元化与有效的吏职管理层的存在，削弱了科举生产官僚的意义。这种必然性因素与背景，正是发端于南宋。 流向地方的士人多数没有可能成为强势的乡绅。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更多的没有太大势力的士人，则在没有可能当官的情况下成为了所谓的胥吏。官为朝授，吏为官招，性质不同。在宋代出现的以吏为职业的“吏户”，就反映了这种变化。并且，在宋朝一直就有由吏入官的制度与实践。在元朝停废科举的时期，许多士人加入到了胥吏的队伍之中。《元史·选举志》也对元代科举废止后士人的流向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元朝长期停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旧有的士人向上流动的通路。彻底绝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在多元选择中，为吏大概是最多的选择。这不仅是士人利用知识优势的务实之举，还隐含了过去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之梦。这种选择也与元朝政府从胥吏中选拔官员的方向一致。元朝政府重视胥吏的作用。清人就指出过，“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因而，胥吏养成的《吏学指南》之类的书籍在元代也应运而生。元代士人弃儒从吏，乃当时之潮流。 有人认为元代“诸色户计”的户籍制度很有时代特色，其实，就像前面所举出的“吏户”那样，户籍作为纳税单位，以职业设置，在南宋已经很普遍。在元代，据统计共有83种户籍。不过，在宋代文献中，至少也可以找到50余种户名。或许可以说，元朝的户籍制度，是在宋朝的基础上扩大而形成的。户籍种类的繁多，折射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 六、文化下行：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原本为士大夫政治理论基础的理学，经历南宋庆元党禁的压力逆反而昌大为道学。道学不仅为失去中原的王朝提供了申说正统的依据，成为弱势国家的精神支撑，还让士大夫成为承载道统的社会精神领袖。经过了士人根据自身价值理念标准的筛选，加以发掘和树立的乡贤或先贤的祭祀，则显示了士人精英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成为士人掌控精神指导权，并由此间接显示领导地位的方式之一。 道学弘扬的道统，不仅超越了王朝，还在汉字文化的覆盖下超越了族群。而道学通过教育、教化向民众的普及，又成为建设地方的士人层连接与领导民众的方式之一。南宋以降兴盛的书院所彰显的私学理想与实践，以及社仓、乡约、乡贤祠等机构与公约的设置，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作用的社会权威场，充分显示了士人在道学理想牵引下对地方的关怀与主导。 尽管在军事角力中失去了政治江山，汉族文化的承载者却从不曾失去文化江山。并且，由于多元因素的进入，这个江山更为多彩多姿，风光秀丽。到南宋为止，儒释道还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排斥游移观望，但进入元代的自由空间，逐渐汇流在中国文化的大河。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经由元代，南宋光大的道学，在明清一统天下。 “士者，民之望也。”地方印记，在南宋以前，除了在建立同乡人际网络时被刻意强调之外，在力图走出乡里，向上发展的士大夫那里一直比较淡漠。南宋以降，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让着意于谋求在地方发展的士人逐渐强化了地方意识。发掘和树立的乡贤或先贤的祭祀，便显示了士人精英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 乡贤并不只是现成的存在，而是经过了士人根据自身价值理念标准的筛选。在南宋以降，这种理念标准就是道学意义，道学的理念一以贯之。乡贤是地方的先贤，但又是超越地方的楷模。道学覆盖地方，乡贤回归地方。这样的乡贤树立，灌注了士人的普世理想。乡贤的祭祀，无疑也成士人掌控精神指导权，并由此间接显示领导地位的方式之一。士人主导下的乡贤祭祀，同时也让宗教走向泛化、世俗化。 如果说北宋政治呈现出由精英士大夫主宰的状态，南宋社会则是由分布于地方的江湖士人群体所主导。江湖士人群体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宋中后期在文学领域出现的江湖派，实际上是一个大多位居下层的中小作家群体。这些作家有些是虽入仕却滞留于选人的低级官员，有些甚至就是未曾入仕的布衣。这个活跃于南宋中后期的文学群体，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发展的社会文化，精英意识淡薄，疏离政治，贴近民众。元代杂剧的兴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似乎都可以从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态中窥见到形影。比如说，南宋戏文就构成了元明南戏的源头。作为市民文艺的标志性体裁的小说、戏曲在南宋时期成熟。闻一多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俗文学的兴盛则加速了道学教化的下行。元杂剧托古讽今所反映的忠义贞节观念，也折射了道学在民间渗透的广度。 从南宋开始，繁荣的江南经济让唐末五代出现的印刷术得到空前的普及。原本起自民间的印刷术，经历了政府垄断之后，在南宋又重新“飞入寻常百姓家”，官私、书院刊刻之外，书坊蜂起，书籍走入流通领域，远贩各地，乃至海外。印刷业的兴盛，可谓是继纸张普及之后的又一次新媒体革命。提高了识字率，加速了文化下移。儒佛道经典、科举时文、诗词文集、戏曲话本、白话小说、童蒙历算，印刷书籍沟通精英凡庶，超越时空，既活跃并普及了文化，也成为士人交往的重要工具。内藤湖南指出：“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平民化倾向。”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发达的印刷业是重要的推手之一。 在强大的商品经济物质基础之上，士人对基层社会的种种精神建构，形成了超越王朝的延续。文化不仅存于庙堂，更寓于民间。从此，虽会亡国，但不会亡天下。犹如一杯混沌的鸡尾酒，经过南宋至元的转型动荡，走入明清，社会再次变得层次分明，从乡绅阶层到地方社会，都基本定型，中国迈开走向近代的步履。 立足于政治史，把目光投向社会，以士人命运为切入点，观察士人流向，考察知识精英参与地域社会的活动，关注社会转型，寻觅中国历史由宋入元，经历明清，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历程，正是宋元变革论的研究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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