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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国际 创新——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访谈 2003年12月26日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访过作曲家杨立青。当时他到我那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吃一个锅里的热汤面，彻夜长谈。谈他学音乐的坎坷，介绍他创作经历，还有在德国留学时海绵似的狂吸西方音乐菁华。回国时所带行李除了唱片就是书籍。
记得我问过他这样一个傻问题：“在德国挺好的，为什么要回来？”
杨立青说：“为了我那智障的孩子，孩子需要我。”
太出乎意料了！我满以为他会说报效祖国什么的。不过，就是这句话让我感动。我觉得他是条汉子，是不唱高调、有情有意的男人。
十多年过去了，我再访问他时，他已经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我又问了他一个傻问题：“作曲家当得好好的，为什么干院长？”我的潜台词是繁琐的行政事务缠身，耽误创作。
杨立青回答得照样低调。他在上海音乐学院读的研究生，他总应该为培养自己的学校尽点义务。
杨立青说：“我上任时，上海音乐学院充满了危机感。”
我问：“谁不知道，上音的历史比中央院还长，和中央院一样，一直处于龙头地位，何来的危机感？”
杨立青说：“我们历史悠久，老师有很强的优越感。但这也影响我们的发展。几次出国热，老教师退休，我们原来的优势消失了。特别是1998年、1999年，很多专业的教师出现了断层。”
我问：“经过四五年，有改观吗？”
杨立青说：“其实我当作曲系主任时，就力所能及地抓人才。上海音乐学院虽有近80年历史，但一直是亲近繁殖。作曲系是很强的系，特别重视技术理论，但个性上有欠缺。于是我把何训田调来，他是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我2000年当院长，他当作曲系主任。后来又把个性突出的贾达群调来，瞿小松也过来了。现在作曲系形成了梯队，大家在一个相融的气氛里探讨、创作音乐，而且按每人适合的形式进行教学。比如，瞿小松，在我院每年只要完成四至五个月的教学，其余时间，他可以自由周游世界。像谭盾，陈其钢等作曲家都是我们的特聘教授，经常到我们这讲学，和学生进行交流。现在我们作曲系的师生非常活跃。危机感逼得我们要有国际意识、创新意识。” 就在不久前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现代音乐展示研讨会上，以杨立青带队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的作品引起轰动，给人以整体力量凸显的强烈印象。现在，80年代初就成名的作曲家张千一又就读杨立青的博士，这也是吸纳人才的一种方式。
杨立青说：“同样，我们的传统强项音乐学也广招中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几进几出的学科带头人杨燕迪不到40岁就做副院长，他亲自抓中国当代音乐的史料采访汇集工作，并率先成立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心。另外，上海音乐学院又成立了音乐出版社，这促使他们的专家教授的研究成果能尽快地商品化。
杨立青说：“但我还是有危机感的。我们的传统项目钢琴过去最强，但走的人也最多，强项小提琴现在教学的中坚力量是俞丽拿、丁芷诺，可她们一旦退休了怎么办？声乐系还好，有周小燕歌剧中心，现在廖昌永当声乐系主任，他也30多岁。”
我问：“现在很多音乐学院都扩招，你们有这个打算吗？”
杨立青说：“上海音乐学院的基本定位是办一流音乐学院，创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们不扩大规模，而是集中力量，提高教学水平。做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也是个大学城，像复旦、交大、同济等名牌大学不比北京少。但市政府认为能够和国际接轨的只有上海音乐学院，两条标准：一个高水平，一个特色。我们要眼盯着世界一流，下大功夫。我们除了加强传统项目、培养实用型人才，重点学科建设外，又贴近市场新建一些专业：如民族器乐、民族声乐、音乐教育专业、音响导演专业、音乐剧专业、艺术管理专业、双排键电子琴专业、影视音乐专业等等。”
“我们虽然在量上不扩大规模，但在办学方式上比原来灵活。除了博士、硕士、本科外，还有其它学历的。比如，歌剧中心的三年大师班；管弦系成立国际弦乐中心，长年聘请外教。除了培养不同学历的学生外，我们还定期送青年教师到国外培训。一个四重奏组就到萨尔茨堡进修一年，还有一个打击乐教师到德国工作演出一个演出季。还有学院新成立了上海新室内乐团，完全搞现代音乐，已经参加了日本横滨、香港等国际现代音乐节。”
“另外我们的附中附小教育模式，输送了大批音乐人才，这是行之有效的。缺点就是文化底子薄弱。为了弥补这一缺先陷，我们除了加强原有附中附小的文化课教学外，又搞另外一种实验———————增添一些业余音乐学校，在原来普通中小学基础上，让音乐教育比重大于一般学校。校长和主要教师是原有的，副校长、音乐教师我们派。”
我问：“你们有什么物质基础能吸引人才？” 杨立青说：“我们前一阶段，进行体制改革，我们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作量做了调整，同时，收入和工作量成正比，现在一般超工作量的专业老师能拿到五、六千，高的能拿1万多。你想，有了物质的保证，老师就没必要为挣钱去带那么多私人学生，因为你做好本职工作，照样可以拿到教私学那么多钱，且还有成就感。”
一个听过杨立青配器课的老师告诉我：杨立青绝对是中国的配器大师，他创作的音乐《乌江恨》、《悲歌》、电影音乐《红樱桃》等等都是配器的典范。我觉得做管理工作对于杨立青不过是配器的放大，在一个团队里，就如同一部成功交响乐，让每个人都发挥最大值，鸣出最有色彩的音响，而大家又相互协调双向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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