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0年前宰相管仲写给帝王们治国理政的一部书
它是一位宰相对帝王的私密传授
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悄悄读它
人类现存第一部书
管子著有《管子》一书，是16万字的巨著。
欧洲现存第一部书是《荷马史诗》。它不但文学价值极高，也是古希腊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九世纪的唯一文字史料，反映了迈锡尼文明，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它在历史、地理、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也提供给后世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荷马说：“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荷马。关于荷马的一切全都是推测，但是最好的意见似乎是认为，他是一系列的诗人而不是一个诗人。或许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书完成的期间占200年的光景，有人说是从公元前750——550年，而另有人认为，《荷马史诗》在公元前八世纪末就差不多已经写成了。《荷马史诗》现在的形式是庇比西斯垂塔斯带给雅典的，他在公元前560年至527年执政。从他那时候以后，雅典的青年就背诵着荷马，而这成为他们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在希腊的某些地区，特别是在斯巴达，荷马直到较晚的时期，才享有同样的声誉”。（罗素《西文哲学史》第一卷古代哲学）。
《欧洲史》的作者诺曼.戴维斯说:“最初以史诗为形式的希腊文学是那些明显地一种成熟的状态产生的奇迹之一。可能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并进行写作的荷马开发利用了一种更加古老的口头传统。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归功于他的那些著作的唯一作者。但他被认为是欧洲文学中第一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
西方人都认同一个事实，荷马是一个盲诗人。他背着七琴弦，走村穿巷，以卖唱为生。也就是说，《荷马史诗》最初是以说唱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在后来书写形式得到发展，才用文字整理出来。这就是说，《荷马史诗》以文字形式面世，一定是晚于管子的《管子》。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被发掘已经挑战《荷马史诗》西方欧洲史诗书籍最早的地位。但《吉尔伽美什史诗》被发掘出的亚述巴尼巴图书馆是在公元前7世纪最后25年建立的，公元前612年被毁，差不多与荷马同时期，但《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刻在泥板上，大部分都已经毁掉，只有极少一部分复原出现代文字。可以认为，巴尼巴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泥板才开始制作，不可能是先刻了泥板才建图书馆。虽然，《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学传统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代，但是它也证明西方公元前700年前的文学是靠口头流传的，而不能用书籍记载流传，刻在泥板上，容量和阅读都非常困难。如果将《荷马史诗》刻在泥板上保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也没有图书馆大到可以保存。这也证明《荷马史诗》早期是口头传唱，后来书写工具改进之后，才记载在书籍上。
刻写在贝叶上的印度佛教经典《吠陀经》等也是必须研究的一个课题。《吠陀经》等的内容形成可能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前，历史久远。根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六章“印度文明”的描述，雅利安人是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的，公元前8世纪从畜牧业转向农业，随后才出现由部落转向国家的形式，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等级社会呈现出来，婆罗门祭司阶层成为最高等级。“波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祭典时由婆罗门大声朗诵。它们通过世代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据《大史》一书记载，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支持下，印度当时发生了一千多佛教徒参加的大模结集，佛教史称为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之后，产生了刻写在贝叶上的经书，即“贝叶经”。阿育王就派出弘法使者带着贝叶经书到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我的云南传教。也有研究称公元前1世纪佛经第四次结集时，才有了“贝叶经”。因为文物证据阿育王时代印度文字还没有统一。贝叶是一种棕榈树的宽大叶子，经过处理后用铁笔在上面刻写文字，也能保存数百年。也就是说，《吠陀经》的内容形成时间久远，但很长时间也是口头流传，结集成贝叶书也是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管子》作为发现的第一部书籍，在中国也有挑战。中国《诗经》、《尚书》、《山海经》、《六韬》所记载之事可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时期，当然可以认为是早于《管子》的作品。但是成书是不是早于《管子》也是可以推论的。《诗经》是周朝的诗歌，就像《荷马史诗》，但它多是民歌，只有少部分是宫廷的诗歌，因此官方不可能运用巨大工程整理成书籍。最大的可能是口头传唱，在后来书写工具成熟之后，被整理记载。《尚书》是周朝的一些宫廷公文，即使这些文件是真实的，但在当时不可能编辑成书，最大的可能也是后人将这些宫廷文件编撰成书，编撰时还可能将当时非常简单的公文进行了文字的加工。因为文物出土的夏商周甲骨文，证明当时的书写工具局限文字记述必须非常简要。《山海经》在汉代之前并没有记载提及，面世的时间很晚。它是地理图志，差不多就是地图集，也可能有简章的文字注释，即使是周朝的地图，后来编撰成书时，也作了较大的加工，加上了许多流传下来的故事。这三部书的内容都有周幽王（公元前795年 - 公元前771年）及周平王（约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20年）的内容，基本上与管子同时代。也就是说，这三部书的成书年代也与《管子》相当。而当时周朝式微，王室整理这些典籍的能力也不足。相反齐国春秋首霸，就有撰作《管子》宏大工程的动机和能力。《六韬》是兵书，据说是姜太公的作品。齐国兵法著作很多，有人将兵书上写上姜太公的名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通过以上比较，《诗经》、《尚书》、《山海经》这些诗歌等作品是容易口头传唱的，就保留下来，宫廷文件也容易保存被后人整理。而像《管子》这样的思想性、学术性极强的内容是不容易被人理解、记忆，更不可能口头传唱，就只有被著作者记录成文字，才可能被保存下来。这也是《管子》成书早于其他作品的推论之一。
通过以上考证，《管子》是人类现存的第一部书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