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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 作者简介：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１００００５）。
摘 要：中国海洋文化从性质上看，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基于海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等诸多要素历经传承的凝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新时期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坚持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以科学的理论引导，并开创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这是文化功能性的现实体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功能 正文 1973年，在浙江省余姚县有一次关于早期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河姆渡遗址” 的出土。其中出土的遗物中有5支木桨，经碳14测定，距今年代为7000年左右。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在7000年前即已开始书写，中国的历史发展因此便与海洋有了密不可分的人文联系。 一、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 什么是中国海洋文化？ 从性质上而言，中国海洋文化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在海洋长期生活生产、开发经营的产物，是海洋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基于海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等诸多要素历经传承的凝练。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在黄海、东海、南海拥有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正是与中国人民历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而塑造出独一无二、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中国海域是造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 中国海洋文化可谓包罗万象、多彩多姿。中国海洋文化发端于中国海域，所以因由中国海洋这一特殊地理区位而塑造的文化，都属于中国海洋文化的范畴。中国海域的地缘条件，为形成具有特质的海洋文化提供了沃土，造就了其积淀深厚、表象精彩、内涵多样的海洋文化。 中国海域的辽阔和浩瀚，为中国人民开辟航道，大范围开展海洋渔业生产提供了基本条件；中国海域的自然禀赋多样，为中国人民运用多种技术工具和捕捞手段，并固定渔场和渔区，开展持续性的渔业产生活动提供了基本前提。对海洋自然状况、海底地理的认知，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中国人民从秦汉时期就拉开了探求海洋潮汐、季风、海流等多种海洋要素奥秘的大幕。 季风可以说是古代时期唯一可以凭借的动力，而中国渔民很早就对海洋定期转向的季风有了掌握。据《萍洲可谈》记载：“船舶去以十一、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 岛礁对于早期海上活动来说是最大的危险之一，所以我国人民对海洋岛礁给予了很多关注。以南海为例，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拨”。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从杨孚和万震的记载可知，至少在东汉，我国人民已经初步了解到南海的一些基本特点，即“涨海” 中的磁石会吸住船上的铁钉。当然，受当时各种条件的局限，这种认识很难说是科学的。因为“涨海” 中的所谓磁石，是因为南海海底的地质构造太过复杂，在此航行的船只一旦触礁、搁浅，便如同被磁石吸住，而无法脱身。 对航线的记载，在我国史籍中屡见不鲜。仍然以南海为例，如唐代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记载：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更加详实： 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 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述了三条航道： 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 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里计之，万里曾不足。故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欤。 成书约当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以及高雷廉总兵官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对航线、航程、地理地势、群岛地名等多方面的记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其详细和完备程度超过了历代的记录。 历史上遍布于中国海域的航道，集纳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多种元素，是中国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海洋航道的开辟，不仅是历史上中国人民经营、开发海洋的真实写照，同时成为早期历史中中外交流的重要途径。 对海洋特征多方面的史料记录，无一不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海上航行、渔业生产之上。不断持续的海上实践活动，不仅使中国人民与海洋的联系日益密不可分，而且使中国人民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洋的敬畏、对海洋的精神寄托得以凝练和升华。这些海上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海洋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为造就中国海洋文化累积了物质基础。 （二）人的活动是中国海洋文化形成、发展、沿承和弘扬的根基 如果说中国海洋的自然条件和地理构成，是成就中国海洋文化的天然基础的话，人文因素则是造就中国海洋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前提。可以说，人的活动是海洋文化得以形成、发展、沿承和弘扬的根基所在。无论是历史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海洋文化都与人的行为紧密相关。如果割裂了人与海洋的联系，海洋文化便荡然无存了。 数千年以来，中国海域一直就是我国各地沿海渔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精神文化活动，沿海居民的行为、活动和思想认知都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民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类型繁多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从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和价值观，到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因海洋而成型、因海洋而变化、因海洋而发展。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世代相传的海洋开发与经营、生存与繁衍，才得以创造出灿烂的海洋文化。因此，中国人民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缔造者，探讨中国海洋文化，从本质上而言也是还原中国人民与海洋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 古老的中国以其领先于世界的高度文明，率先打开了通过太平洋、印度洋与世界相连通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我国东南沿海各地如扬州、宁波、广州、泉州、徐闻、合浦等为始发地，经东海、南海海域，取道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并到达波斯湾和红海等地。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的兴盛，东海、南海成为中外文化碰撞和交汇的海域，在多元文化相互浸染下，中国海洋文化“海纳百川”，凝聚了世界多个优秀海洋文化元素。因此，中国海洋文化是世界优秀海洋文化的结晶，探讨中国海洋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也是在挖掘和弘扬世界优秀海洋文化遗产。 （三）中国海洋文化与中国陆地文化相辅相成 中国海洋文化与中国陆地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互寓其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已领先于世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代以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不仅推进了我国历史发展，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与之相应的是我国的造船业有了更大发展，以高超技术建造的木帆船，成为这个时代造船技术最突出的代表，我国的造船业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较为先进的“观星定向” 方法，被普遍运用在航行上。航海技术的提升，为开展海洋生产、开拓海上贸易线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明与创造，是中国陆地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体现了不同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成就了海上活动的持续发展；而随着航道开辟、渔业生产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持续拓展，不仅催生了海洋文化，而且使海洋文化在形成中，具有与陆地文化相融相合、相互影响的属性。 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陆地文化的发展和延伸。正因为受到陆地文化的浸染，使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海洋文化中蕴含了陆地文化的诸多特征和表象。因此，中国海洋文化具有与中国陆地文化同源同根、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由此而言，中国海洋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以南海海洋信仰为例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之间的关系。早期南海渔民普遍祭拜的有“海龙王”“观音”“妈祖”“孙仙姑” 等等，从祭拜对象到祭拜形式都与陆地文化一脉相承，但与陆地文化也有所不同。一是南海渔民将上述祭拜对象视为“海神”，祭拜的主要目的是保佑渔民出海平安。二是祭拜对象以“女神” 为主，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五行”学说中“男属阳、女属阴” 的观念；同时，暗含以女性端庄、温柔的特性祈福带来平安和庇护。 在南海渔民中，以海南渔民为主有一种独特的祭拜，即“兄弟公”。在琼海博鳌“盂兰庙”有“海洋结义一百零八兄弟神位”。在西沙群岛北岛上有一座小型的“兄弟公庙”，庙里的神主牌位上写着“明英烈一零八兄弟忠魂神位”。关于108兄弟结义以及他们遇难之事，在民间有多个传说，现在对其版本做出准确考证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它反映出海南先民在历史上为开发西沙、南沙群岛，为抗击海盗和外敌付出了牺牲，却是不争的事实。南海渔民把劳作丰收和家园平安寄托于108兄弟，体现出朴素的信仰观念。显然，这一崇拜是南海渔民独有的，具有南海区域性海洋文化的突出特征。 当然，中国海洋文化与中国陆地文化的相互融合远不止在民间崇拜方面。我们再以历代南海行政管辖的设置为例加以考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把全国分为42郡，其中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粤之后设立了9郡。其中，儋耳、朱崖两郡在今海南省，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越南北部，其他4郡都在今两广。尽管这些行政建制无限接近南海，但尚未纳入管理体系中。《全宋文》记载：大约在410和411年，后来称帝的宋武帝刘裕“虎骑骛隰，舟师涨海”，与卢循发生一场战斗。可见即使早期的历代政府已知晓“涨海”，但尚未纳入行政管理视野中。而这一状况与当时人们对南海认知程度低下、在南海开发能力不高都有直接关系。 至唐代，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有所深入，尤其是南海成为中国和南洋海上交通的必经航道，其重要性凸显出来。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的疆域“西南至大海三千里”，显然，已经包括了南海。《韩昌黎集》卷21记载了唐穆宗时岭南节度使所管辖的四至范围，其曰：“隶府之州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 多洲岛。” 并指出：“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这些记载表明，在唐代南海海域有了行政归属的雏形，被视为“振州” 行政管辖的一部分。 至宋元明清四代，由于造船技术、航海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对南海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自宋代之后，始终将南海置于琼州府辖治范围，并建立了水师，对南海实施巡视。 从上述可见，唐宋以来南海在行政上隶属于地方政府，其管理依附于地方政府，因此在行政区划上与我国陆地行政辖治一脉相承。当然，由于南海自身的海洋特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利用和开发南海的水平不同，对南海的认识和重视程度自然有所差异，所以管理方式上有别于陆地，即“行政属地相对明确，水师巡视相对突出”。 透过历代南海行政管辖历史的个案观察，可以看出，海洋区域行政属地管理上的形成和变化，是随着中国人民在海洋的实践日益加深，在对海域的认识以及观念逐步深刻的基础上而日臻完善的。同时在制度衔接上，呈现出海洋与陆地既有衔接又有区别的特点。这一制度上的演变，反映出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是中国海洋文化中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有诸多需要展开理论思考的内容。比如中国海洋文化的自闭性与开放性问题、地域性与多样性问题、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二、关于开展中国海洋文化 研究理论价值的思考 在新的时期，不断深化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海洋文化之于弘扬中华文明、之于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都有着突出价值。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奠基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重要基础的话，海洋文化则是夯实这一基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海洋经济决定国家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话，海洋文化则是保障这一发展的理论支点之一；如果说维护海洋权益事关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话，海洋文化则是显现海洋核心利益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评价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价值都不为过。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有三个关注点： （一）关注于文化软实力的竞争 “软实力” 一词属舶来品，泛指非物质要素外化而产生的在一段时间内可见的影响力。国民生产总值、军备实力、外汇储备总量、国土面积、自然资源总量、尖端科技水平等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的体现。而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所产生的影响力则被称之为“软实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临，以硬实力角逐为核心的世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软实力的影响在国际舞台已经崭露头角并有不断扩大之势。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软实力将成为多个领域竞争的核心要素，同时也将成为国家和地区间竞争背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当今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重视、对于海洋的利用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各海洋国家之间围绕海洋经济、科技、资源、海权等诸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些激烈竞争的背后，实质上是软实力的竞争，这个软实力的核心可以说就是海洋文化。海洋意识、海洋观念、海洋制度、海洋法律等文化因素，表面上看与国际海洋竞争并没有明显的联系，而实质上这些因素恰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竞争中最持久和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所在。寻绎当今世界海洋强国的发展道路，我们不难发现，军事实力、航海技术、海洋科技等，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海洋竞争能力，而在其背后所支撑的则是整体国民对海洋的认知水平、海洋文化的发展状况、海洋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否等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泛称之为海洋文化软实力。 从长久来看，海洋文化软实力不仅决定着世界海洋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而且决定着竞争的成败。这一现实给海洋文化的理论探索既提供了宽广的平台，也赋予了重要使命。 海洋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寻求海洋文化的内在规律，也不止于构建海洋文化理论的学说与体系，而且在于通过软实力的提升，为国家海洋战略利益和发展利益的最大化提供理论支持，从而在激烈的海洋竞争中彰显中国海洋文化的独特性、感召力和影响力。 没有海洋就没有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是不完整的。透过海洋文化，追溯中国海洋历史的本源；透过海洋文化，揭示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本质属性；透过海洋文化，探寻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规律，夯实中华民族走向海洋、开发海洋、建设海洋、管理海洋、管控海洋的文化基石。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二）关注于社会发展的实用性需求 任何研究都有其独有的社会实用性需求，没有社会意义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由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和其本身的科学属性所决定的。对于文化的研究更是如此，文化自出现以来便呈现出无所不在的社会功能性，它的存在和发展动力正是来源于持续不竭的实用性需要。社会发展的实用性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同样，文化的实用性功能也必然在时代的前进中发生着变化。因此，研究中国海洋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过去，而应该面向未来。著名文化学家罗迈德·威廉姆斯说过：“文化研究最精彩的片段，将不再是回溯古老洞穴的火把，而是照亮未来选择的光柱。”这个判断可谓一言中的。 从现实意义来看，海洋文化对于推进海洋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作用。深入挖掘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注重发挥海洋文化及其产业在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以及海洋生态保护中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是发展海洋、建设海洋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基于此，通过整合科研机构、文化产业及政府部门等多方面力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体系对于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的实现意义不可低估。满足社会发展实用性功能需求，海洋文化的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实际，面向未来，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走海洋文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是把海洋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激发出来，在促进人海合一、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向社会供给更多的海洋文化公共产品，通过海洋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提高公众的海洋人文素养、培育新型的海洋文化观和海洋战略意识。同时，大力提高海洋文化产业的外向度和文化产品输出能力，打破小众化的海洋文化产业格局和传播局限，开展多元化、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海洋文化推介路径，致力于打造海洋文化产业新形态。二是把海洋文化中所蕴含的亲、诚、惠、容的核心理念，以及海洋文化中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发展海洋事业，带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化海洋国际合作的实践，不断扩大中国海洋文化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致力于打造中国海洋文化圈，从而为把中国海域打造成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和谐之海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思想动力。 （三）关注于海洋维权的功能性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海洋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海洋为媒介的国际性竞争正在改变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传统格局。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因海洋竞争而出现的国家、地区、民族甚至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争端层出不穷。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丰富的海底资源和太平洋西岸交通要冲的地位，无疑更使这一海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当前，中国海洋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它表明海洋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持续增强。中国海洋的稳定和安全既面临良好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这一现实给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既要尊重学术规律、遵循学术规范；同时，也要关注现实挑战、关注海洋维权。海洋文化决定了国民以什么样的观念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定了国家以什么样的理念和战略维护海洋权益。因此，要发挥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学术功能，关注海洋维权的功能性需要，我们有必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一是开展研究要瞄准海洋文化功能的主旨，要以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树立全民正确海洋观为目标，客观解读中国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内在本质。二是要以构建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体系为目标，科学诠释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实质。没有科学的话语体系，就不会形成科学的、具有指导本领域研究的理论。中国海洋文化既有悠久辉煌的历史积淀，也有充满现实活力的未来。因此，中国海洋文化应在关注海洋权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筑造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为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而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三是要从思想、制度、政策、手段和方式等多个维度扩大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畴，为海洋维权提供理论基础。文化是多元的，而文化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抑或是内容上看都不可能是单一性的。中国海洋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既有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也有现实与未来的碰撞，它所承载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走向海洋之路的智慧的结晶。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必然是多向化和多维度的。以维护海洋权益为研究主旨是海洋文化研究的重大理论命题，这是学术研究功能性的充分体现，更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三、关于构筑中国海洋文化 理论体系的思考 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而构建起来的对海洋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性认识。所谓中国实际，其内涵既包括千百年来胼手胝足的沿海先民在以海洋为生产和生活舞台而凝结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包孕着人们在与海洋长期的持久互动中而产生的观念、思想、认识等精神活动的升华。因此，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的目标，即在于必须以此为基础，通过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工作来发掘中国海洋文化内在的规律性。这是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条件，也是新时期中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要求和根本需要。 （一）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中国学术界在海洋文化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为新时期的学术探索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毋庸讳言的是，围绕中国海洋文化所展开的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有关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情形。 一是研究基础薄弱，重视程度不够。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积淀丰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有通过探索能够取得若干领域的研究成果，但最终也会陷入后劲乏力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因此，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都需要进行长时间大量的基础性研究，真正厘清该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以及各分支体系的内在关系等，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成果进行提炼和升华，最终形成指导该领域研究不可或缺的指南和理论指引。从研究起点上来看，中国海洋文化的专业研究起步较晚。长期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陆上大国，加之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公众对海洋的认知水平与世界海上强国相比较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强势的陆地文化始终有着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海洋文化则成为中国文化的点缀和补充。与此相应，反映在学术研究层面，对于海洋文化的探索被边缘化的趋势依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在这一领域内开展基础性研究的主动性。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的积累，还是质量的根本性突破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是尚未形成学术体系。学术研究自有其内在的传承性和发展规律，而学术体系则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内在逻辑和科学规范的理论整体。一般而言，某一领域学术体系的形成需要有长期的理论准备和必要的学术基础来共同支撑，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理论准备的学术体系注定是零散、无绪和盲目的。而没有必要的学术基础的话，学术体系的构建也必然是空中楼阁、缺乏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领域当前尚缺乏学科建设的理论进行指引，多专注于具体领域的研究与探索，理论创新推进较为迟缓，既有的理论不能适应研究形势的新发展；在基础研究方面，整体规划的科学性不够，研究出现碎片化、单一化和重复化，而且各相关领域和专题研究之间相互脱节，没有形成相互促进、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中国海洋文化学术体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明确，学术界线尚不清晰。学术研究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较大，失去了中国实际这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根基，导致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基础的相对薄弱。 三是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学术研究实践证明，合理高效的学术团队是保障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的关键性因素。单兵作战式的研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和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象牙塔式的研究最终会使研究失去学术应有的生命力，从而走向故步自封的境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入，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融合，已经超越了国界和地理上的限隔，昔日相互隔离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凝结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时代的变革同样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舞台，当然也面临着难以预见的若干挑战。因此，学术研究的整合和优化已是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大陆专门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科研机构数量不多，多分布在沿海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而且在这些数量颇少的学术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人员则更是屈指可数。所以，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学术研究团队的形成仍然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同时，由于研究力量的分散性和缺少更高层次的主导机构，导致了学术交流和沟通的渠道还存在相当大的障碍，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人民以非凡的创造力缔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我们的认知远远不够、研究远远不够。这一现状与中国海洋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与国家海洋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称。因此，中国海洋文化的学术研究亟待加强。 （二）构建科学与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建议 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构建科学、规范的理论体系，对于深化中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保障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坚持理论创新，推进中国海洋文化研究。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竭源泉，一个民族要想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始终立于世界之林，那么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停止理论创新。创新是一切科学研究活动的生命，没有创新，理论研究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理论创新的基点在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规律达到新的认知水平，这种创新是对过去理论的总结、完善和升华。随着人们认识事物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理论也必然要得到不断的修正和突破。如果没有理论的不断创新，研究活动将会失去科学的引领而陷入斑驳、无绪的乱象中。因此，在中国海洋文化研究中，不但要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和深化，创建立足于中国海洋文化实际的科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创新将有力地将研究活动向更加广泛的领域和更深入的层面推进。 第二，坚持体系创新，努力打造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当前，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仍有一定的市场，部分研究逐渐偏离了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轨道，而成为西方某些理论的传播者。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于目前国家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是不利的。就中国海洋文化理论而言，由于研究的起步较晚，研究对象的内涵以及学术规范等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在当今世界诸多海洋文化话语体系正在重新生成的关键时期，我们理所应当地构建适应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理论话语体系，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海洋文化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在立足于中国海洋发展实际的基础上，遵循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廓清海洋文化的内涵、探索海洋文化研究的结构框架、锻造海洋文化研究的学术范式，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体系。 第三，坚持多学科应用原则，丰富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内涵。海洋文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涉及海洋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边疆学、生物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门类。每一个学科门类各有其侧重点、各有其研究专长、各有其研究的学科旨向，但毋庸讳言的是，任何一个专门学科的研究，都无法完全涵盖海洋文化这一包罗万象的研究对象。因此，注重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研究的全面推进，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组合运用，必然会丰富海洋文化的研究内容并开阔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从而避免研究中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现象。 第四，坚持机制创新，开创海洋文化研究新局面。长期以来，学术力量孤立分散化的局面严重制约了海洋文化研究的繁荣发展。因此，组建更多的专业学术机构、组建更多的专业性学术团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多渠道、跨领域、宽层面的力量整合，探索并形成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科学机制，在机制保障下，产出一批高质量理论成果，培养一支高水平科研队伍，从而打开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悠远流长，给我们留下了不可胜数的宝贵遗产，有待我们去发现、去挖掘、去解析、去阐释、去继承、去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研究潜力是巨大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学术界同仁共同努力，我们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必将日臻完善，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大树必定结出丰硕果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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