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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 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 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 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 所以,当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这些名士出身的大臣立即转到他们这边。 而曹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然,也确实有反对派,或默默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但数量,远没后人想象的那么多,更不是主流。反过来推论,司马家根本不存在诛杀名士的偏好。 七位名士的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背景。 竹林七贤会集大约起于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此时曹爽刚刚获诛,司马氏父子正在洗牌,魏国朝野有些乱,于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在机缘巧合下,碰到了一起,他们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以老庄之道慰藉当世情怀。 蔑视礼法的七人,往已经倾颓的儒家危楼上推了一把,于是它便轰然倒塌了。 竹林七贤的活动地点是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境内的修武县(云台山地区)。 修武位于魏国都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阳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怀县人山涛和向秀。陈留人阮籍家在洛阳,但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他的侄子阮咸,一直跟着叔叔生活。 竹林七贤能聚在一起,关键人物是山涛。 山涛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时候,正在山阳做小官,其间他结识了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嵇康,三个人携手入林。接下来,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少年的王戎带了进来,至于刘伶呢,大约是闻着酒味来的。 七个人在竹林中啸聚清谈、喝酒、弹琴,遗世而独立,不醉而不归,名声渐渐大振。 关于竹林七贤,有个核心或者说领袖问题。 团体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 这没有争议。个体核心呢,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后世更多的人,认为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 这仍是错觉,或者说,是出于对嵇康的偏爱。 因为他太刚直,死得又太有风骨,而且那么华美。去除偏爱,我们会发现:竹林七贤真正的领袖,仍是具有诗人身份的阮籍。 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 ‘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七贤中,阮籍狂放不羁、颓废伤感,有浓郁的厌世主义倾向,具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阮籍先后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幕僚。面对曹家和司马家的纷争,他也许有看不惯的地方,但却没有强烈的站队意识,只是心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嵇康呢,刚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为《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他是魏国的驸马。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他想与不想,他都是曹魏阵营的人。但这时候,曹魏的权力已经被司马氏所夺。他进退维谷。对司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两兄弟攀缘的做法,他是越来越看不惯了。 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 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最终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其行为一次次为司马昭所容,得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皆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终于无为,后来事迹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仕途显赫,都成为西晋的重臣,官至宰相级别的三公。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 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做优劣上的评论的。 比如,北府兵名将谢玄等人想评论一下,被叔叔谢安制止,他告诉侄子:“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个传统!” 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竹林七贤,名士们是无比尊重的。 前面提到过名士由东汉向魏晋转型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说因为魏晋是乱世,当时篡弑频繁,士人朝不保夕,内心比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为,即放旷不羁,也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如果说魏晋乱世,篡弑频繁,那么五代十国比之于魏晋如何? 当时怎么没出现如魏晋一般的风尚? 实际上,魏晋风尚的诞生,跟门阀士族盛大和皇权衰退有紧密关系。 同时,汉武帝时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根基还未牢靠,以老庄之说为底色的玄学应运而生,动荡的时局和生命的无常确实也唤醒了士人心中对个体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几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惊世骇俗的口号。 虽然不能说魏晋风度就是竹林七贤的风度,但七贤开辟的精神道路,初升于山阳的竹林,最后如光霞般在魏晋的山水间蔓延开来,进而为中国历史打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时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羁的处世方式,更是绝大影响了后世士人,并在他们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 关于魏晋风度的魅力读本， 轻松读懂经典《世说新语》！ 基本信息 书名：《魏晋风华：轻松读懂〈世说新语〉》 作者：魏风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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